「妳知道嗎，昨天羅蘭問我的那首歌，老人家唱的那首，不是講失戀」，在 TAI 的工寮門口，瓦旦．督喜這麼告訴我。
這天早上 TAI 身體劇場還沒開始排練，舞者們坐在門口的矮桌旁，吃早餐、抽菸、閒聊。瓦旦的筆電開著，上頭是一長串音樂播放清單。那些音樂多是他們在部落蒐集的傳統歌謠，有些已經失落許久，幾乎沒人知道，唯有老人家記得。八十幾歲的老人家，百餘歲的老人家，唱歌不帶含糊——如果含糊，那是因為許久無人聽，不能唱。
太魯閣族語唱的歌謠，我這漢人聽來如天書。瓦旦也是花了點心思才辨明老人家唱的是什麼。昨天排練場上《尋，山裡的祖居所》整排，法國來的音樂家羅蘭在舞者們跳到某一段落時播放這支歌謠。音樂家訴諸的是曲調、節奏、某種視覺與聽覺的協調（或不協調），歌謠的內容未必重要，但結束後，他問瓦旦，老人家唱的是什麼意思？
腦中堆放成不知多少首田調來的歌謠，何況族語在失去傳承的歷史中，總有很多理解的缺角，瓦旦一時也給不出確切的答案。「是關於失戀的吧？」排練結束後，他回家揀出曲子反覆聽，查找，總算確認答案。
「那她唱的是什麼？」我問。
「這是我的土地，從這山頭到那山頭，一層一層堆起石壘，是穩固的平台——」我打斷瓦旦，慢著慢著，你得讓我記下來。我急忙掏出紙筆。不能不記。因為打從瓦旦誦出第一句，我就直起雞皮疙瘩。想起兩天前，不遠處齊柏林的直升機才在記錄這片土地的途中墜落。想起凱道上，祈求守護土地的人們已經駐紮超過 110 天。想起2月，羅蘭跟瓦旦走六、七小時的山路，到大禮部落拜訪太魯閣族曾經的居所。當時，他們看見不遠處被夷平的山頭，好似也是座平台。光禿禿的，守不了山林，守不了雨水，當然也守不了任何生靈留下的痕跡。
這是我的土地
從這山頭到那山頭
一層ㄧ層堆起石壘
是穩固的平台
你們不要亂來
亂弄人家東西
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祖先留下的東西我會珍惜
深山裡有少男和少女
少男們帶著彎刀
這就是Gaya
我認得 Gaya。這是我頭幾個認識的太魯閣語，它的意思幾近「禁忌規範」。那是所有太魯閣族人們必須小心翼翼守護並遵循的東西。在需要的時刻，彎刀必為維護 Gaya 不被外人破壞而拔出。
羅蘭無意中選擇了這樣一首歌謠放在表演中，再加上近日這麼多事件，我為這巧合深吸一口氣，瓦旦倒不那麼訝異。他早就習慣在創作過程中接收這些奇異的共時性訊息。
我大概是從那個時刻，開始相信這作品或許真會創造出什麼比作品更重要的東西。不隱晦地說吧，幾年下來台灣的跨國製作並不少見，但獲得「成功」認可的作品少之又少，反倒是外國藝術家架接本土文化的不適應、不協調，種種爭議比作品本身更成話題。直到今年六月上旬的這次花蓮行，我仍不敢篤定《尋，山裡的祖居所》能掙脫這個跨國魔咒，卻感覺或許這次兩個藝術家的相遇，本身就是一種成就。
我常在瓦旦身上看見一種奇特的耐心。不知道這是從原舞者時期大量的部落田野調查經驗磨出來，還是他與生俱來的能力。那種耐心，是他善觀察、敢等待，不急於主導，也不急著對差異排斥或拒絕。好比面對初相見的羅蘭，他選擇讓兩人交集的方式不是談話或其他，而是走半天的山路。面對羅蘭在過程中釋出看似干擾舞者的音樂，他沒急著喊卡，而是讓自己細細感受那個「干擾」如何與他編排的動作互相作用。
羅蘭也是。這位我相對陌生的音樂家，過去擁有許多跨國合作經驗，也曾與傳統禁忌更多的印度女舞者工作。他很清楚自己作為一個西方／白人藝術家，在這樣的跨國製作中會怎麼被審視。而他提出的是：我們何不讓差異存在？
音樂不是輔助，不是引導。他的策略是讓音樂扮演第六個舞者，和以新、源祥、王傑、馬浪、羅媛共舞。第六個舞者有時站到其他人前頭阻擋或干擾，有時退到後頭埋伏隱蔽，有時從外在激盪或挑釁，有時又像舞者內裡的聲音，比如老人家誦唱的歌謠，召喚著他們重新捧起流亡在內心一角的 Gaya。
但這也僅是我在六月上旬的所見。表演藝術是這樣，直到最後一刻，甚至，直到首演過後，變動仍可能發生。沒有一種演出是安全的。因為藝術家們總想創造，或重返、再現那曾經讓所有人怦然相遇的平台。
我不會說這必然造就一場成功的展演。沒人能斷定創作過程的美好珍貴時刻必然通往「成功」。但我不可能忘記——那天下午，當舞者在 TAI 的工寮裡，抵著喧囂的擊樂聲響，一起踩踏地板，發聲吟唱時，坐在地板上的我全身被轟然踏地所共振，從屁股直達胸口。眼眶忽然一陣熱潮。像是我頭一次重返和土地在一起的記憶，和土地呼吸著相同的頻率，跳動著相同的擺頻。
土地，我們永恆的 Ga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