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培養子女們四處冒險，而現在，在她與肺癌抗爭之際，這些冒險有了新的意義
阿根廷・阿空加瓜省立公園——伊莎貝拉・德・拉・豪賽（Isabella de la Houssaye）和女兒貝拉・克萊恩（Bella Crane）沿著往山頂的小路跋涉，她們竭力地在安地斯山脈上呼吸著稀薄的空氣。這條蜿蜒小路將通往除喜馬拉雅山之外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
海拔約 6,962 公尺的阿空加瓜山被稱作「美洲屋脊」。在這個高度，呼吸並不容易，甚至對於最強健的登山客而言，也會有虛弱、乃至致命高原反應的風險。
伊莎貝拉患有第 4 期肺癌，這使得呼吸尤其困難。
再過 4 小時，她和女兒即將登頂，結束 14 小時的長征。22 歲的貝拉此時在海拔 6,400 公尺的高度情緒潰堤，雖然她們腳下被白雪覆蓋的山巒浩瀚無比，令人嘆為觀止，但貝拉並沒有在觀賞眼前的景致。
「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在晨曦下，她背著後背包倚靠在石丘上，對母親說道。
身穿適合攝氏零下 40 度的蓬鬆橘色外套，帶著冰爪、帽盔和雪鏡，並以頭巾蓋住下半部的臉，她們倆看上去幾乎一模一樣。
55 歲的伊莎貝拉是戶外運動愛好者、長期登山客、馬拉松老手和鐵人三項運動員，丈夫大衛・克萊恩（David Crane）則是在能源產業任職的頂尖金融家。二十多年來，他們培養五個孩子（都跟克萊恩姓）自小開始冒險——像是從西伯利亞騎馬到戈壁沙漠，而且通常只由母親一人帶領他們完成如此非凡的壯舉。
伊莎貝拉的長子卡森（Cason）在 20 歲時成為首位完攀全球七大州最高峰（統稱七頂峰）的出櫃登山客。次子大衛（David）在 19 歲時從開羅一路騎單車到開普敦。貝拉 19 歲時則徒步攀登由墨西哥延伸至加拿大的太平洋屋脊步道（Pacific Crest Trail，簡稱 PCT），這條 4,265 公里的步道從內華達山脈一路蜿蜒到喀斯喀特山脈。去年，伊莎貝拉的第四個孩子奧利弗（Oliver）也在 19 歲這年，成為目前划渡大西洋史上最年輕者。而今年 16 歲的么子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則是紐澤西州高中組的頂尖長跑運動員之一。
2018 年元月，伊莎貝拉被診斷出肺癌，她不確定自己還能活多少個月、甚至多少週。飽受骨盆、脊椎和大腦中的腫瘤折磨，臥病在床的她獲得了試驗療程的受試資格，醫生開了兩種抗癌藥物給她，用以減輕疼痛並阻止癌細胞擴散。治療有效期通常為 18 個月，過後患者狀況往往會惡化。
根據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得知患有第四期肺癌後，患者的五年存活率為 4.4％；約莫半數的人在 5 個月內死亡；少數人繼續活了十多年，伊莎貝拉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其中一員。她十分慶幸自己獲得優質的醫療照護，和「額外」的（相對）健康時間。她相信，自己面對整個療程的方法，幫助減輕了實驗藥物通常使人虛脫的副作用。
去年，隨著體力恢復，她計劃和她 16 至 25 歲的孩子們各再踏上冒險旅程——這或許是她最後的幾趟冒險。有一些課題她希望能和孩子們分享，關於勇氣、毅力和警惕的課題。
2018 年 4 月，她與老四奧利弗徒步跋涉了逾 800 公里的聖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一條西班牙中世紀的朝聖之路。接著在去年 6 月，她和大兒子卡森參加了阿拉斯加的馬拉松比賽。去年 9 月，她、丈夫和三位孩子在哈薩克完成了 80 英里的超馬。一週後，她又和二兒子大衛在南韓完成了一場鐵人三項比賽——包含游 3.8 公里泳、騎 180 公里單車，和跑 42 公里路。
2019 年年初，她和貝拉（老三，也是唯一的女兒）前往阿根廷征服阿空加瓜山。登山隊伍中有另一對母女、兩位嚮導，加上《紐時》記者和攝影師各一名。
從技術層面看，阿空加瓜山是相對容易的高峰，攀上它不需要繩索、冰斧或攀爬技巧，但會花上兩週，得睡在冰冷的帳篷裡，還要禁得起零下的氣溫和暴風。在試圖登頂的人中，約四成登山者能成功抵達。化療後的伊莎貝拉身體十分虛弱，體重還不足 45 公斤；她清楚，此次登山會加強癌症的痛楚，還會把自己和女兒都推向崩潰邊緣。
這正是重點。在她還有辦法時，她想藉此次跋涉教給女兒一些重要的課題，包含學會接受生命的困境而不只是勝利——「無論快樂或痛苦」，她說。
向上攀登
啟程首日，站在瓦卡斯山谷（Vacas Valley）往阿空加瓜山的登山口，伊莎貝拉和貝拉臉上不見半分擔憂。
貝拉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三年級學生，個性大膽活潑，她戴著正面有樹懶圖案的米黃色帽子，戲稱樹懶是她的「靈獸」（spirit animal，即一個人認為最能夠代表自己的動物）。
伊莎貝拉骨瘦如柴，有著高顴骨、棕色及肩長髮和一雙笑起來會瞇成一線的棕色小眼睛。她頭戴一頂鮮豔的橘色鴨舌帽，帽簷上寫著：「規矩的女人難以創造歷史」。
這日天氣和煦，天空湛藍，還有壯麗雲朵點綴。步道兩旁紅石山脈圍繞，看來相對容易。
「在做這類事情時，我會記起自己已經走了多遠，」在起步跋涉時，伊莎貝拉說道。
她在路易斯安那州鄉村的保守家庭中長大，先後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穿起兩件式泳衣或開始跑步，都是她滿 40 歲之後的事了。而到了 45 歲，她已經在利比亞和納米比亞參加 100 英里賽跑了。
她辭去雷曼兄弟旗下律師的工作，專心扶養孩子長大。就在她正要開始構想孩子們全獨當一面後的生活時，醫生告訴她，她已罹患末期移轉性癌症。
「我歷經了從父母家，到丈夫家，再到生兒育女的階段，正當我覺得自己終於自由了，卻拿到這個診斷結果。」她說，一邊調整著連接胸口導管的輸液袋。
這對母女的冒險或也有其緊張時刻。貝拉 14 歲時，攀上了非洲頂峰吉力馬扎羅山（Kilimanjaro）附近錯誤的山頭後，她崩潰了。受挫的她拒絕再繼續向前，對於母親激勵她繼續前行的話也充耳不聞。貝拉說，是在一名嚮導對她說：「如果妳是我的孩子然後表現成這樣，我會狠狠打妳一巴掌」後，她才有了攻頂的動力。
「她是我們生活的動力和靠山，」貝拉說著並遞給母親一壺水，這壺水由她背著以減輕母親的負重。「當我告訴她，我要在高中和大學之間休學一年去爬山時，她叫我要好好把握這一年並挑戰 PCT。」
那次的山脈步行中，貝拉某天半夜驚慌失措地打給母親。一場夾雜了雪、雨、霙的風暴突然來襲，貝拉渾身濕透、冷得要命，又獨自一人在登山步道上。伊莎貝拉告訴女兒，為了保命並且避免體溫過低，她必須前進、找到避難處。貝拉徹夜跋涉直到隔日早晨，終於在步道上的一間廁所裡避難。
初見山峰
攀登第二天，隊伍首度見到阿空加瓜山。鋸齒狀的山峰上白雲繚繞尖端，這山令人生畏又叫人癡迷。嚮導指向山間一側的前哨站——3 號營地：在最末段的攀登前，隊員們將落腳休息的最後一個營區。
隊伍選擇走的，是一條被稱為波蘭橫越路（Polish Traverse Route）、貫穿瓦卡斯山谷到「阿根廷廣場」（Plaza Argentina）基地營，再從那裡沿著山的西北邊蜿蜒至山頂的攻頂路線。隨著第二天慢慢過去，伊莎貝拉更虛弱了，尤其下坡段更是如此。化療使她的骨質脆弱，她擔心自己會摔倒，於是拜託嚮導協助引導她走過石坡，而這只是小小預演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伊莎貝拉抵達阿空加瓜山腳的河畔營地石頭屋（Casa de Piedra）後 ，直直朝帳篷走去。隔早嚮導叫大家吃早餐時，她人仍裹在睡袋裡。貝拉纏著母親要她起床。當伊莎貝拉還在帳篷內不讓步時，從母親那學到過一點「嚴厲的愛」的貝拉，直接把帳篷拆了。
接著是段通往基地營的艱難跋涉，冰冷刺骨的寒風從側面陣陣襲來。伊莎貝拉擔心自己會被吹下山腳。
早些時候，貝拉曾遊說大家改走一條更具挑戰性、穿越冰川的攻頂路線，似乎對於母親的恐懼不以為然。她違反登山禮儀，從直線隊伍中脫隊，並開闢了自己的路徑。那是個壞主意。
幾個小時後，她坐在路邊抱怨自己精疲力盡。伊莎貝拉怒火中燒，一語不發地旁觀。後來，一位嚮導告訴貝拉，「 不准再脫隊了。」
「我的最後一座山」
海拔近 4,267 公尺的阿根廷廣場基地營是個生氣蓬勃的地方，有讓隊伍能在裡頭用餐的圓頂帳篷、一間閱覽室、不太穩定的網路，還有給任何有勇氣脫光衣服的人使用的太陽能淋浴間。對於那些沒有噁心作嘔到吃不下飯的人，一頓家常便飯就是一天的重頭戲。
當伊莎貝拉試著嚥下餐點時，她宣布阿空加瓜將是她最後一座山。「我覺得我再也做不到了，」她說道。「我會順其自然地活在當下，但我不幻想自己會登上峰頂。」
貝拉告訴母親，或許這樣也好。她提議，母女倆的下一次冒險應該是海灘度假。
當天稍晚，總嚮導巴勃羅・戈登格魯斯（Pablo Goldengruss）解釋，他並不擔心隊伍中是否會有一或多名隊員——包括伊莎貝拉——無法攻頂。「這座山有辦法讓那些本該通過她的人通過，」他邊啜飲著一杯阿根廷茶邊說道。
還有好幾天要度過。
隔天早上，貝拉滿是倦意地從帳篷裡出來，手裡拿著一桶母親的嘔吐物和一大瓶尿。天氣實在太冷，以致於夜晚時無法離開帳篷如廁，許多登山客選擇在帳篷內用瓶子小解，而女性登山客則使用專為女性設計的配備。那是個漫漫長夜。高海拔引起的不適，又蜷縮在在擁擠的帳篷內，伊莎貝拉吐了好幾次，還在帳篷內打翻了一瓶尿。
貝拉把它清理乾淨，早餐時，在咀嚼雞蛋和鬆餅的靜默之中，她說：「媽媽，我原諒你。」
伊莎貝拉看著女兒，憔悴的臉上綻放笑顏。「這確實是一種維繫感情的方式，」她說道。
每位登山者在離開基地營前都接受了體檢。當一位年輕醫生為伊莎貝拉的肺部聽診並告訴她「沒問題，你的肺運作正常」時，她情緒潰堤了。恰好整整一年前，醫生發現了她的癌症。
確診肺癌那時，她正照顧著受細菌感染的侄子，一邊協助兒子奧利弗籌劃橫渡大西洋，和幫忙在滑雪事故中摔傷了脖子的貝拉。幾個星期以來，伊莎貝拉都沒發現自己的病症。她感受到了體內的炎症，那讓她難以入睡。抬起右腿成了件難事，也常有被人用鐵鎚敲打她的下背的感覺。但她遲遲不去看醫生，直到疼痛太過劇烈。
確診後，她從未真正消化理解過這個噩耗，而是任由疾病一天天打擊她。她嘗試去感謝疾病為她生活帶來的視角。
「在過去，很大一部分的我是由我的體力定義的，」她說道。「生了病、要和從前的自己說再見，這肯定很難。你必須重新定義自己，而且你不會想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病人。我正在學習的是，人必須試圖接受衰弱。」
邁向頂峰
駝著隊伍睡袋、帳篷、炊具和食物到基地營的騾子無法繼續前行。這意味著隊伍不能輕裝上山，而是要在餘下路途背著 27 公斤重的行囊前進。體重 42 公斤的伊莎貝拉計劃雇搬運工來載她和貝拉的日用品。
貝拉一點都不喜歡這個主意。她想要同時背著自己和母親的行李。伊莎貝拉告訴女兒，她的目標是盡可能安全地上山，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她必須雇用搬運工。
總領隊巴勃羅告訴隊伍，隔日就要離開基地營，並且在攻頂日前，每隔一天就要移動到下一個營地。他説隊員必須保持隊形、跟緊隊伍，途中不會有非必要的停留。他發下黑色塑膠垃圾袋，並告訴隊員他們得排遺在裡頭，因為雪是他們唯一的水源，務必要確保不會交叉污染。
嘔吐和暴露在極端環境中使伊莎貝拉虛脫，加上因高海拔難以獲得充足的氧氣而無法入眠。伊莎貝拉甚至不確定她是否能離開基地營。
但隔天她確實啟程離開了，當她和貝拉成功抵達下個營地時，她們情緒高漲。他們在狹小又有霉味的帳篷內休息，這是大自然中她們唯一的避風港。伊莎貝拉告訴女兒，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擁有她成長時所沒有的一切，「其中之一就是野外知識，」她說道。
貝拉看著母親，平時緊繃的表情因情緒而變得柔和。「在這世上我沒見過任何一個比你更強大的人，」貝拉說道。「我永遠不會成為你。」
「你跟我在開玩笑吧？」伊莎貝拉說。「你比我強大多了。」
峰頂
3 號營地聳立在 5,974 公尺的雲層之上，有著橙色和黃色帳篷點綴，當隊伍抵達時，貝拉幫母親拉上夾克拉鍊。伊莎貝拉因化療龜裂的手指流著血。當她們望向遠方的重山疊嶂，貝拉伸出手臂穩住母親。
這趟旅程帶出了貝拉的另外一面——她被迫成為母親的角色。
翌日早晨，隊伍離開之際幾乎沒有說過話。難以到達的地方往往需要沉默相伴。當太陽升起，溫暖的橙色日光籠罩負雪的山脈，在遼闊的景色中投射出阿空加瓜山的剪影。
伊莎貝拉眼神堅毅，並維持穩定的步伐。當貝拉在離山頂 500 公尺處累倒的時候，是伊莎貝拉說服女兒，她可以像以往一樣登上頂峰。六小時後，伊莎貝拉和貝拉抵達美洲屋脊。疲憊的她們相擁著，同時伊莎貝拉拭去眼中的淚水。山總有辦法讓我哭，她說。
她們疲憊不堪，無法單憑自己走下山，所以嚮導在下山時把繩子繫在她們身上。
帶著勝利的微笑，伊莎貝拉回到了 3 號營地。前方尚有重重難關，但這是個美好的一天。
「能和貝拉一同享有這次的經驗對我而言太重要了，」她說道。「我真的很想讓她明白，當日子變得艱難，你可以在心中找到一個支持自己持續前行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