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西亞的民主之路始於一場自焚，自此之後，由於民選領導人未能兌現使國家繁榮的承諾，自焚案例擠滿了醫院的燒傷病房
突尼西亞・本阿魯斯——在這家醫院裡，重度燒傷病房裡最麻煩的病人拒絕讓護理人員更換繃帶。自四個月前他自焚以來，纏在他身上的繃帶就沒有換過，所以伊曼・賈米（Imen Jami）醫生衝進了他的病房，習慣性地雙眉緊皺，雙唇緊閉抿成一條洋紅色的線。
「聽著，我還有一個昏迷的病患，我沒有時間了。」她告訴這位年輕人。「這是最後通牒，你要上床更換繃帶。」
「我好累。」他呻吟著。
「你真的不換繃帶嗎？」她邊說邊逼近他。
「我換就是了。」他畏縮地說。
賈米醫生以前就見過這種情況：在絕望痛苦中自焚的突尼西亞人往往不在乎是否能康復。他們無法在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中養家糊口，回到家也只能面對同樣無力的人生。
就某種層面上來說，這間位於首都突尼斯附近的燒傷病房，是突尼西亞 2010 年的革命以及後續阿拉伯之春浪潮的起點，而有時，這波已然奄奄一息的抗爭彷彿也將在此告終。
十年前，創傷和重度燒傷醫院收治了 26 歲水果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他的自焚事件促使獨裁者下台並引發了民主運動。現在這間醫院收容了更多以自焚抗議的病人，但他們的行為沒有改變任何事情，與此同時，許多醫生試圖逃離這一切。這個國家的集體絕望是如此龐大，讓突尼西亞人再次回頭接受他們十年前激烈抗爭所推翻的獨裁統治。
而這段期間，賈米一直待在這間醫院的四樓。
2010 年底，布瓦吉吉因重傷被送入病房，前獨裁者齊因・阿比丁・班・阿里總統（Zine El Abidine Ben Ali）來到布瓦吉吉床邊合影留念，徒勞無功地試圖說服人民他非常關心這起事件。當時賈米也在場。不到三週後，布瓦吉吉在 2011 年 1 月 4 日去世了。接下來的日子裡，當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模仿布瓦吉吉自焚後被送進醫院時，賈米依然在這間醫院裡工作。
在突尼斯郊區本阿魯斯的醫院圍牆外，布瓦吉吉的死激起了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抗議者高呼「工作、自由、尊嚴」的口號，反抗聲浪很快就從像布瓦吉吉這樣拼命掙扎的年輕人蔓延到各個階層的突尼西亞人。2011 年 1 月 14 日，班・阿里逃離突尼西亞，而突尼西亞的革命也在周圍地區發酵。
他國運動多以流血衝突收場，但有一段時間，民主似乎在突尼西亞盛開，也成為阿拉伯之春最後的希望。然而，雖然突尼西亞人獲得了更多自由，麵包卻愈來愈難負擔，民主本身也開始喪失光環。舊政權的罪行基本上沒有受到制裁。國會陷入僵局、腐敗蔓延、失業率上升、貧困加劇。由於缺乏經驗、內鬥和運氣不佳，10 年內突尼西亞的 10 位總理都未能推行迫切的經濟改革。更有甚者，革命後的政府由伊斯蘭復興運動黨主導，宗教與世俗的分歧使社會兩極化，人們無法確定想要根據伊斯蘭原則執政的政客是否屬於民主體制。
革命後的這段時間，被突尼西亞人稱為「黑色十年」，成百上千的布瓦吉吉模仿者被送到醫院。在革命前相對罕見的自焚案件，很快就佔燒傷病房病例的五分之一。
接著，嚴肅的憲法學教授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在 2019 年當選總統。他利用突尼西亞人對革命的憤怒和悔恨，於 2021 年 7 月暫停國會，排除政黨權力，削弱公民自由並投向獨裁統治，幾乎埋葬了突尼西亞短暫的民主試驗，然而，許多突尼西亞人為此歡呼雀躍。包括賈米和她許多的同事在內，許多人都希望得到解脫，在過去十年來目睹民選領導人的失敗後，她們認為沒有比賽義德更好的救世主候選人了。
然而，在賽義德當選一年多後，總統仍無法解決經濟不景氣、物價飛漲或缺乏有保障的工作等問題，這些問題導致約 1 萬 5,400 名突尼西亞人於去年登上開往歐洲的破舊小船，其中至少 570 人溺水身亡，也導致了年輕人自焚事件頻傳。在突尼西亞，搭船非法移民到歐洲被稱為「harga」，其字面意思就是「燃燒」。
混亂與動盪
在燒傷病房裡，所有醫生都提高了音量，好讓頭上纏滿繃帶的病人可以聽見他們的聲音，但賈米的聲音是最大的。她的「早安」彷彿號角，她一出現周圍便滿是笑聲；只要一句話就能讓整屋子員工笑開懷，又或者用一句要求支援讓空間陷入緊繃。
賈米是一名護理師的女兒，她學醫是為了滿足父親對她的期待，並在這家醫院於 2008 年開設燒傷病房後不久便加入團隊。
在革命期間，賈米和她的同事、一般科醫生貝希亞・加斯里（Behija Gasri）在病房裡連續待了五天，親自幫病人換尿布和拖地，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到醫院。當時自焚的傷患多到病床容納不下，只能讓他們坐在椅子上。
她經常想，革命為她帶來的只有混亂與動盪。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突尼西亞大部分自焚病例都被送到了這家北非首屈一指的燒傷治療中心，病患的人數持續增加，但照顧他們的醫務人員卻在減少。日益慘淡的經濟迫使成千上萬的突尼西亞醫生前往國外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其中包括半數的資深燒傷科專科醫生。如今留下來的人工作量倍增，薪資卻日益縮減。
但是賈米和加斯里還在這裡，即便在逆境中的生存和毅力為她們贏來的，不過是更多的逆境。
「我連飯都吃不起」
2022 年 10 月上旬，一群穿著白袍和橡膠鞋的醫生進行著每日巡房，他們其中許多是女性，大多戴著眼鏡，各個滿臉倦容，往往不發一語地經過自焚傷患的病房。
一名病患日復一日地躺在黑暗中，只有牆上的小電視在他的臉上投下幽靈般的光芒，他將未包紮的右手手指捲曲再舒展。幫他換繃帶總是煎熬。在賈米的責罵之後，當護理師把他推回病房時，他痛苦地呻吟著。
「慢點！慢點！」當他們把他移回床上時，他大喊。這一次，是賈米的同事——加斯里在那裡迎接他。「為了我們，也為了你自己，請盡快好起來吧。」她輕輕地開口。患者一言不發，只向護理師要了一塊新尿布。
加斯里的臉既嚴肅又平滑，有如拜占庭馬賽克藝術的聖人，護理師制服的白色頭巾和白色外套強化了虔誠的印象。她比賈米矮超過一個頭，在走廊間，她的步伐總是靜悄悄，而賈米則是邁步快走。在早上巡房期間，賈米會替加斯里按摩肩膀，在她從護理師身邊擠過時拍拍她們的上臂表示歉意，在人們耳邊低聲說笑話。在問候、感謝和告別時，她會用直率的小飛吻示意，而加斯里只是面帶微笑。
當加斯里早年加入設立初期的燒傷部門時，她幾乎無法勝任。她第一次看到和聞到繃帶下燒焦的肉時就暈倒了。然而，這仍是一項充滿回報的工作。她說，以前的病人經常回來感謝她並為她禱告。有時他們會帶來家鄉地區的禮物：來自托澤爾、甜得像焦糖的棗子，還有一次，一名農民一早從貧困的卡塞林送來一瓶新鮮牛奶，即便送達本阿魯斯時，牛奶已經壞了。
現在，有一位以前的病人正在大廳裡等她，帶來的不是禮物，而是一項請求。
阿邁德・亞庫比（Ahmed Yaakoubi）第一次住院是在 2012 年，他在一次車禍中燒傷了小腿。原本復原預計需要兩年，但近十年來，他始終沒有錢定期更換繃帶和進行後續治療。現在他 25 歲，無法完全控制小腿，因不良於行而找不到工作。
他們握手時，加斯里對他微笑，但她不得不說非常嚴肅的話。「我不想騙你。」她說。「你的腿已經壞了。你不能再這樣下去。」
他從膝蓋以下包裹著雙腿的繃帶，已經四天沒有換，有感染甚至截肢的風險。車禍四年後，當他再次開始走路，鄰居們給他的慈善救助逐漸減少，儘管依然有一位曾是護理師的鄰居一直有賣他打折的繃帶。但十幾年過去，人們的善款從些許變成微乎其微，現在已沒有任何人予以他援助。鄰居再也無法掩飾不耐，讓他覺得自己成為他們的負擔。
每次去醫院看診需要 10 第納爾（約 90 元新台幣），乾淨繃帶需要 20 第納爾（約 180 元新台幣）。在藥房，一些他應該使用的產品價格翻了三倍，而他理應要每天更換繃帶。
「我甚至沒錢吃飯。」亞庫比告訴加斯里。「我怎樣才能買到新的繃帶？」
她告訴亞庫比下週一再回來，也許那時她可以為他準備一些東西。她會向幾個親戚湊錢，也很可能自掏腰包。
燒傷科的設立人兼負責人阿門・阿拉・梅薩迪（Amen Allah Messadi）成立了一個協會，為無力負擔物理治療、壓力衣、雷射治療、義肢和繃帶的患者籌措資金，而這類傷患佔了絕大多數。革命後建立的公共衛生體系十分不穩定，僅涵蓋有正職工作的人。根據世界銀行估計，近一半的突尼西亞人都只能靠非正職工作勉強維持生活。
但是，當 COVID-19 爆發時，該協會暫停了募款活動，隨著時間過去，捐款也見底了。這些日子以來，通常是醫院職員提供捐款，他們將剩餘的第納爾塞進一個信封，交給加斯里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們都離開，
突尼西亞會變成什麼樣子？」
當前獨裁者班・阿里掌權時，資金似乎從未如此緊縮。該政權的國家控管手段雖然嚴格，但允許私人投資，因此中產階級相對健全，教育和醫療體系穩固，市場價格也穩定。
然而，突尼西亞城市化的沿海區域比起內陸農村富裕得多，加上班・阿里的親信控制了大部分經濟資源，因此激起民怨；如布瓦吉吉這樣的年輕人佔了突尼西亞 1,100 萬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迫切需要有保障的工作。當年，市政官員沒收了布瓦吉吉賣的水果，甚至賞他巴掌（根據他的家人所說），他因此以自焚行動抗議警察的騷擾。
十年的民主帶來了選舉、言論自由、繁榮的媒體、強大的公民社會和獨立的機構，這一切在法國殖民統治或隨後的兩個獨裁者統治下，都未曾有過。但這些無形資產對希望能迅速獲得更好物質生活的革命者來說，意義不大。
新突尼西亞從舊突尼西亞繼承的外債和經濟結構——進口昂貴的東西，出口廉價的東西——即使對經驗豐富的領導者來說也是一個挑戰，而突尼西亞的新領導人不僅缺乏經驗，更選擇將重心放在新的憲法上，而不是修復經濟。早期政府無能地試圖透過僱傭和借貸來實現繁榮，而後來的政府也都未能徹底改革經濟。
但如果西方國家願意提供更多的援助和債務減免，又如果突尼西亞運氣夠好，原本可以避免一連串災難打擊：歐洲金融危機、鄰國利比亞的戰爭，和一場伊斯蘭極端分子發動的恐怖攻擊，該次攻擊癱瘓了該國重要的旅遊業。這些打擊一次次加深人們對復興黨的懷疑，尖酸刻薄的批評言論最終為伊斯蘭黨控制的整個國會蒙上陰影。
大眾對民主的信心下降可以透過選民投票率來衡量。回顧 2011 年革命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92% 的選民參加了投票，但到了 2019 年，當賽義德作為一個看似清廉的局外人當選時，投票率只剩 41%。
或者，也可以用自焚事件數量來衡量。隨著每一次經濟衰退，引火自焚的人愈來愈多，突尼西亞的民主實驗進行了八年，梅薩迪努力招募的醫生開始一個個離開燒傷病房。只剩下梅薩迪、賈米、加斯里和兩名資深專科醫生，其中一位還正在考慮是否要出國。
2022 年 7 月，賽義德在全民投票中強行通過新憲法，將國會降級為諮詢機構，並賦予自己自班・阿里以來沒有任何領導人享有的總統權力。西方專家警告，新憲章將加速突尼西亞民主的終結。然後賽義德敦促人民投票選舉新的、經過改組的國會，一個消除復興黨和其他政黨影響的國會。但符合資格的選民中，只有約 11% 參加了 2022 年 12 月 17 日的選舉。
對加斯里來說，她在革命期間感受到的希望之潮仍然存在於某個地方，儘管這些日子以來感覺更難記住了。她說，如果她正在攻讀建築學位的兒子離開突尼西亞，去歐洲工作個幾年，她能夠理解，但仍希望有一天他能夠歸來。
而她自己會留下來。「如果我們都離開，」她說，「突尼西亞會變成什麼樣子？」
陷入長期黑暗
對賈米來說，革命彷彿是陷入長期黑暗的開始。她說，她現在大部分時間都在胃痛、疲勞和壓力的恐懼中度過。
「幫我找個男人。」她說，不是為了婚戒，而是為了西方國家的簽證。「帶我離開這個國家。」這是個玩笑，但她說，如果不必撫養年邁的母親，她會想辦法離開。
醫生們近期遇到的打擊，是 COVID-19 重創醫院，迫使加護病房醫生上前線工作，但另一方面，經濟拮据的衛生部卻不得不削減住院醫生的待遇。在這樣的死亡和混亂中，賽義德開始奪取權力。賈米說，他的干預讓她小心翼翼地鬆了一口氣。而加斯里只能盡量往好處想。
如今疫情已經一年多了。醫院職員盡量不去思考一項事實：就目前的經濟狀況來看，賽義德顯然無法解決問題，可能會有更多試圖自焚的年輕人前來。
「突尼西亞曾是最好的國家之一，但他們摧毀了這個國家，所以我想離開了。」一天下午難得的休息時間，賈米對一位物理治療師說。她的臉因疲倦而溫和。「他們沒有給我們任何值得留下來的理由。」
她指的「他們」，是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當中，盡責投票選出的那些政客。沒過多久，她告訴梅薩迪她想早點離開後，起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