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波登的「數位轉世」引來軒然大波，這個事件背後揭示的不僅是時代需求、科技革新，更有著情感、倫理、隱私權的問題
已故名廚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的新紀錄片《Roadrunner》，是許多獻給這位卓越非凡的大廚、作家暨電視明星的計畫之一。但這支影片卻引來了極大關注，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其對人工智慧（AI）技術的微妙依賴。
一間軟體公司利用數小時的波登錄音檔，為這部紀錄片創造了 45 秒鐘的新音檔。這個以 AI 生成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波登從彼岸對我們說話；在電影的某個段落，它唸出了波登 2018 年自殺前發送的一封電子郵件。
「如果你看了這部影片，除了你提到的那句台詞，你大概不知道有哪些其他台詞是由 AI 發聲，而你也不會知道，」紀錄片導演摩根．內維爾（Morgan Neville）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說道。「我們之後可以就此召開一個紀錄片倫理座談小組。」
而召開座談小組的時機點，或許就是現在。已逝者數位復活的頻率正逐漸攀高：透過 2D 投影、3D 全像投影、電腦成像和 AI 聊天機器人。
2012 年，饒舌歌手 2Pac（Tupac Shakur）的全像投影出現在科切拉（Coachella）音樂節，當時他已逝世 15 年；無獨有偶，2014 年，19 歲的奧黛麗．赫本出演了 Galaxy 巧克力廣告；而嘉麗．費雪（Carrie Fisher）和彼得．庫辛（Peter Cushing）也在他們死後，在《星際大戰》電影的一些新集數中，再次演出他們的角色。
而鮮少有例子像肯爺（Kanye West）去年十月送給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 West）的生日禮物那樣引人注目，他用金．卡戴珊已逝父親羅伯特．卡戴珊（Robert Kardashian）的影像，製作了一幀他在跳舞的全像投影。就像波登的語音分身，這段投影的聲音是由真實的錄音檔訓練而來，但它說的句子卻是羅伯特．卡戴珊從沒講過的。就像是來自來世的通話，這幀投影表達了對金．卡戴珊攻讀法律學位的驕傲，並形容肯爺是「全世界最最最最最天才的男人。」
丹尼爾．萊諾（Daniel Reynolds）的公司 Kaleida 負責製作卡戴珊的全像投影。萊諾表示，這種類型的計畫成本從 3 萬美元（約 84 萬元新台幣）起跳，如果計入運輸和展示，可能會超過 10 萬美元（約 279 萬元新台幣）。
但還有其他更便宜的數位轉世形式；今年起，在族譜網站 MyHeritage 上，訪客可以免費將過世已久親戚的家族照片製作成動畫，這本質上創造了無害但詭異的深偽（Deepfake）影像。
儘管數位複製大多是圍繞著生活在大眾視野中的人們，但即使是最沒沒無聞的我們，也會受其影響。如今，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網路身分，而這個身分，在我們死後仍將長久留存。而決定如何處理這些數位自我，可能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倫理及科技課題。
這是誰的資料？
自從網路納入了溝通、工作和休閒，人類每天創造的資料量急遽上升。每分鐘，人們輸入超過 380 萬筆 Google 搜尋請求，發送超過 1.88 億封電子郵件，在 Tinder 上滑動手指超過 140 萬次，而這全都被各種形式的數位監控所追蹤。我們產生的數據如此之多，使得有些哲學家如今相信，人格已不再等同身體與心理，它必須把數位存有也納入考慮。
當我們死亡，我們會留下資訊遺骸，這是由電子郵件、文字訊息、社群媒體檔案、網路搜尋和線上購物習慣所組成。數位倫理學者卡爾．歐曼（Carl Ohman）表示，這代表著一種巨大的社會學轉移；數個世紀以來，只有富人和名人會被完整地記錄。
在一項研究中，歐曼估計——假設這個社群會繼續存在——截至本世紀末，Facebook 將會擁有 49 億個已逝用戶。這個數字代表著個人及社會層面共有的挑戰，歐曼說道：「這不只是『我該怎麼處理我過世爸爸的 Facebook 檔案？』而是『我們該怎麼處理上一代人的 Facebook 檔案？』的問題。」
已逝者在社群媒體上匯總的資料，代表著一個具有重大人道主義價值的資料庫——這是其他世代未曾留下的第一手歷史資源。歐曼相信，它必須被如此對待：他主張將數位遺骸指定為具有類似於考古遺址的地位——或「某種數位世界遺產的標籤，」他說，如此一來，研究者和檔案管理者就可以保護它們，免於受到剝削和數位衰變。
接著，在未來，人們可以運用這些數位遺骸去瞭解網路上發生的重大文化事件，像是阿拉伯之春、#MeToo 運動，及「放大檢視，並閱讀參與這些運動之個人的質性資料。」歐曼說道。
名人全像投影和死後隱私
社群媒體的公開檔案是一回事。而私下的交流，像是波登紀錄片中的電子郵件，則引起更複雜的倫理問題。
「我們不知道，波登會不會同意在攝影機前讀出這些電子郵件，」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研究員凱蒂．希頓（Katie Shilton）說道。希頓的研究專注於資訊科技倫理。「我們不知道，他會不會同意他的聲音被操作。」這個大聲讀出電郵文字的決定，被她描述為一種「對自主權的侵犯」。
如同沙特所說：「死亡即是成為生者的獵物。」這是哲學家至今仍在仔細思量的觀點，也是《數位靈魂》（Digital Souls，暫譯）作者派翠克．斯托克斯（Patrick Stokes）眼中，與數位遺骸直接相關的觀點。
在他看來，創造已逝之人的數位版本，需要從死者身上獲取對生者有意義的特質——例如他們的對話和娛樂價值——並把其餘事物留在背後。
「我們已然進入了取代死者的境界，」斯托克斯說道，他是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哲學系資深講師。「我們已經進入一種境界：我們不僅找到了一種特別生動的方式來記住這些人，更找到一個方式，填補他們在死亡之後留下的存在缺口。」
在公眾人物的案例中，創造他們的數位肖像有其明確經濟動機，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照片會由死後公開發表權保護一段時間。在加州，是規定死後 70 年；在紐約，自 2020 年 12 月起，是死後 40 年。
如果有一間公司想提前使用死者影像，它需要死者遺產管理者的同意；由此產生的合作，則可能讓雙方都因此獲利。如此一來，道德監管將會因經濟動機變得複雜。
有些藝術家明確表達他們的願望。舉例來說，2014 年去世的羅賓．威廉斯生前提交了一份契約，預防他的影像或任何肖像，在他死後25年內被使用，這能作為加州法律之上的額外保護。
消費者也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曾為羅伊．奧比森（Roy Orbison）、巴迪．霍利（Buddy Holly）和瑪莉亞．卡拉絲（Maria Callas）製作全像投影的企業 Base Hologram，在被批評為剝削者後，取消了惠特妮．休斯頓和艾米．懷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肖像巡迴計畫。製作這類表演合乎法律規範，不代表觀眾就會認為這合乎倫理。
你可以隨時製作自己的 AI……
「目前，美國聯邦法律不承認死者隱私權，」律師及史丹佛網際網路暨社會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前隱私權諮詢主任艾爾伯特．吉達利（Albert Gidari）說道。「但，」他說，「這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因為如今有那麼多關於你的資訊，是以數位形式歸屬於平台提供者、社群媒體等等，《通訊隱私法》確實會保護這些資訊，不在未經事先同意的情況下遭到洩漏。」
「顯然，如果你死了，就無法同意，」吉達利補充。其後果是，死者家人往往無法恢復他們至親數位帳戶裡的線上資料。
作為維護數位遺產能動性的一種方法，有些人選擇使用愈來愈多的應用程式和服務，創造他們的 AI 自我。
有些服務，像 HereAfter，專注於家族史，收費 125 到 625 美元（約 3,508 到 1 萬 7,540 元新台幣），這家公司會與客戶面談，談論他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這些答案會被用來創造一個類似 Siri 的聊天機器人。比方說，如果你的曾孫想要瞭解你是如何遇到你的另一半，他們就可以詢問這個機器人，而它會用你的聲音回答。
另一個聊天機器人應用程式 Replika 則創造了一個會模仿用戶聲音的虛擬替身；隨著時間推移，每一個虛擬替身都應該會成為最能同理你的朋友，隨時可以透過免費簡訊和付費通話與它聯繫。這項服務在疫情間受到市場歡迎，因為被隔離的人們會尋求容易相處的同伴。
這項應用程式的創辦人珍妮雅．奎達（Eugenia Kuyda），在她的朋友羅曼．馬茲倫柯（Roman Mazurenko）於 2015 年過世後，興起了這個創業點子。她運用一種稱作神經網絡的東西——一系列用於辨識行為模式的複雜演算法——用馬茲倫柯留下的文字資料，訓練一個聊天機器人，而這個機器人的溝通模式，有說服力到足以吸引馬茲倫柯的母親。同樣的技術構成了 Replika 聊天機器人的基礎。
這一切都在疫情之中發生，疫情劇烈改變了死亡儀式。對許多家庭來說，2020 年，最終告別和葬禮都在線上舉行，如果它們真有舉辦的話。當數位來世技術開始進入主流應用，它們或許能在過程中幫助緩和喪親之痛，在過去到現在的幾代人之間建立聯繫，鼓勵生者更公開地與彼此談論死亡。
但在那之前，哲學家斯托克斯表示，還有其他重要的問題要考慮：「如果我真的開始與這些東西互動，這對我與所愛之人的關係會有什麼影響？藉由與這個復活之身互動，我是真的在實踐愛嗎？我是在保護死者嗎？還是在利用他們？」
「在新科技到來之前，我們很少有機會真的在道德上做好準備，」斯托克斯說道。或者，至少，在它發展得更遠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