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環狀的死路出口——寺山修司的「東方的費里尼」之謎

「我的職業就是寺山修司。」這是被稱為實驗派大師——日本導演寺山修司的名言。1935 年生於日本青森縣的他,也在 1960 年前後開始涉足影像編導的工作,並於 1967 年成立實驗劇團「天井棧敷」,在這豐富的職業生涯裡,他擁有無數身分:導演、詩人、劇場工作者、藝術家、編輯、賽馬評論家等,都是寺山修司的標籤。有趣的是,在其自傳《我這個謎——寺山修司自傳抄》繁中譯本的書腰上,寺山修司被喻為「東方的費里尼」,不禁讓人好奇,如此特立獨行、風格獨樹一幟的寺山修司,跟費里尼有什麼淵源?在寺山修司的影像裡,又印刻著怎樣的費里尼印記?

在《我這個謎》中,錄有一篇他寫關於費里尼的隨筆〈圓環狀的死路〉。寺山修司舉出對他職業生涯蔚為重要的兩部作品,一是洛特雷阿蒙的文學作品《馬爾德羅爾之歌》,另一則是費里尼的電影《八又二分之一》;他在 1977 年將前者翻拍成同名實驗短片,而費里尼的影像亦深深影響著寺山修司的日後創作。寺山提到,兩作的共通性在於處理「記憶」,但記憶未必是創作者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而是通過角色的塑造包裝,將作者的自我隱藏於作為載體的人物中。如《八又二分之一》裡,寺山即認為費里尼就是借用男主角基多作為化身,來存放自己的記憶,當角色處於夢境與現實拉扯的瓶頸下,回憶起那些影響他人生深遠的人事物時,費里尼以能保護自己的方式,透過強化「現在」的手法,尋找關於「我是誰?」的存在問題。

而寺山修司與費里尼的風格之所以巧妙疊合,更在於他的創作核心始終擺在「我是誰?」的命題。對寺山修司來說,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提問。他的首部長片《拋掉書本上街去》,開頭便打破第四面牆,對著觀眾開起玩笑,嘲笑著他們被囚禁於電影院的黑盒子中,視線受制於銀幕方框中。而同時,角色也向自己提問:「我是誰?」「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當觀眾隨著寺山的癲狂影像剪輯穿梭於日本街頭,眼見他向謎樣曲折的成長歷程發出質問,將父親的酗酒寡言視為缺席、嫌棄母親寄生家中的存在,也感受他那股對青春的燃燒綻放,與夢想焚燒殆盡的消逝。最終,角色回到了寺山修司本人,而他再次提醒著觀眾——這始終是一部電影,一部立基在他的真實記憶,但卻又滿是虛構情節交疊的自傳電影。

無法修改未來,但是能夠修改過去。而如果認為實際上沒有發生的事,也在歷史之中,唯有透過改寫過去,人才會從現在的束縛獲得解放。

在〈《死在田園》手稿〉一篇中,他坦言有「捏造回憶」的惡習。母親,在寺山修司的電影裡總是一個「死亡」的存在,如《田園死神》(《死在田園》台譯片名)中,未來的他指派過去的自己弒母;《拋掉書本上街去》裡同樣有一個寄居於家中、說三道四的母親。而不只是母親,寺山修司總賦予女性角色一種依賴家庭的象徵,不論是《再見箱舟》中女性的守候與回歸,或《上海異人娼館》中女妓們,渴望自己曾經的付出能挽回那早已支離破碎的家庭/關係。

但實際上,寺山修司卻非常討厭「家」的形體,他厭惡總以家之名的親情勒索。長年缺席生活的母親,晚年回歸於寺山的生活,母親的獨生子、妻子的丈夫、家庭的支柱,各式因家而生的標籤糾纏著他。之所以選擇將「母親」賜死,是寺山寧願自己是一個無母的孤兒,也希冀從這虛無的「母子關係」中,撕去「拼湊家庭」的假面,脫下「成家」的束縛重擔。

如寺山修司所言,費里尼在這「圓環狀的死路」中誕生許多幻想。他借用熱愛的馬戲團元素,將人生包裝一個大型馬戲團,我們嘲笑小丑,殊不知真實人生才更為可笑。寺山修司也利用馬戲團/劇團(或是更靠近劇場)的形式,將過去和未來扣接為一個圓環,也模糊實與虛的邊界,誕生一個似是而非的記憶世界,並重新梳理自身的家庭關係。

或許,對寺山修司而言,這條圓環狀的死路出口象徵著人生的解脫——如同《拋掉書本上街去》的結尾,他讓飾演自己的角色下戲,走出攝影機外,向未知的世界繼續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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