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不退潮的反烏托邦小說《使女的故事》成了時下熱門的電視影集。這本 1985 年出版的書在此時此刻仍令人耳目一新又切合時事，因為這本書探討生殖繁衍的權利，碰上美國突來掌權的神權政權，並且妖魔化想像中的啞劇壞蛋「伊斯蘭狂熱分子」。不過，女性主義科幻文學的確通常相當新鮮——這個文類的作者習慣遠眺他們各自的歷史時空，分析病灶並提出忠告，告訴我們問題不盡然能解決，但至少能改變。
女性主義科幻文類的故事要從哪裡講起呢？這個故事有太多可能的起源：瑪格麗特‧卡文迪希（Margaret Cavendish）1666 年的作品《炫麗新世界》（The Blazing World）講了烏托邦王國女皇的故事；也有人指出，瑪莉‧雪萊（Mary Shelley）的《科學怪人》探索男人會如何「生產」新生命與其可能後果；此外有人會想起 1905 年碧谷‧羅科雅（Begum Rokeya）的小說《蘇丹娜之夢》（Sultana’s Dream），故事裡的印度性別顛倒，反而是男人要頭罩面紗。
又或許其中一個起點在這兒：1911 年 8 月 29 日，一位 50 歲的男人，他是美洲原住民亞納族（Yana）的亞益人（Yahi）（註），他從加州歐羅維里（Oroville）一帶的森林走出，遭到當地警長逮捕。時人稱他為「最後的荒野印地安人」，在媒體間一時甚囂塵上。
他叫自己「易希」（Ishi）——在亞益語的意思單純就是「男人」。他是他們一族碩果僅存之人，曾在荒野裡孤身生活，遠行到他記得部落依然興盛時族人到過的地方，寄望能找到他成長歲月的殘跡。當他明白這一切業已消逝時，又有一連串將他逼入飢餓絕境的森林大火時，他便允許自己曝光，任人帶入主流社會。
易希明白自己是僅存的亞益人，於是他急切傳下他一旦離世就會斷送的文化。最後他和加州大學人類學系博物館的主任艾弗列‧克魯伯（Alfred Kroeber）同住。他對克魯伯傾其所有：敲打燧石、講解他的語言、最後一次口傳族人的故事，好讓文字得以記載與留存。克魯伯記載道，他格外喜歡孩童。易希在 1916 年死於結核病。易希死後，艾弗列的妻子希歐朵菈（Theodora）為他寫下一本出色的著作《兩個世界的易希》（Ishi in Two Worlds），該書盡力傳下人類學家們所能記載的所有亞益文化內容，並寫下易希自述的生平。讀這本書就是碰上一個精緻又美麗、如今卻蕩然無存的文明，那塊地方只能藉由想像之舉在一瞬重生，卻又如異世界般難以企及。
那麼易希其人其事和女性主義科幻文學的關係何在？希歐朵菈和艾弗列‧克魯伯的女兒就是科幻小說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她的小說《黑暗的左手》在 1969 年發表，正值革命般的女權運動之初，該書也是名列最早的幾本女性主義科幻小說。這本書講述一個來自地球的男人來到冬星（Gethen），那裡的人們沒有固定性別。他有時著迷，有時厭惡，有時更深深地孤寂。所有人的「正常」成了另一種人的荒野。
有些女性主義科幻作家與荒野的牽絆深得出人意表。愛特伍成長時，每年都會有大量時間在魁北克林中度過。她的父親是昆蟲學者（研究獨居蜂造詣很深的愛蟲人）他的工作是嘗試不同方法，保護加拿大林業不受蟲害。愛特伍早年的春天、夏日與早秋常在木造小屋度過，裡頭沒有電力，她會划著獨木舟駛過森林裡清澈的湖泊，並在野外生火烹飪。愛麗絲‧謝爾頓（Alice Sheldon）的筆名是小詹姆斯‧提普奇（James Tiptree Jr），鼓勵科幻或奇幻小說性別探索的詹姆斯‧提普奇獎便是以她命名。她在兒時頻繁地和基庫尤族（Kikuyu）等非洲民族旅行，父親是探險家賀伯（Herbert），母親則是旅遊作家暨戰地記者瑪麗（Mary）。
當然，並非每位女性主義科幻小說家的雙親都教導子女們怎麼在野地生火。不過我認為，勾起我的興趣又串連這些故事的，則是這種年輕人很早就認識到天地之寬廣的感覺：世上還有別種生活方式，同樣切實、同樣可佩、同樣惱人也同樣美麗；其他文化與存在之道以他們自己的理解來看也非常合理；而不論你是怎麼長大的，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去過活。而想到這些，有人不免會反思，假使我真的大大跨出思考囿見，世界會怎樣不同。女性主義（或者說性別探問好了）科幻小說執拗地追問，藉由書中建構的不同社會，我們如今看待男女的西方文明觀裡頭，有多少是內生於人類，又有多少建構人造的成分。而假如裡頭確實有建構所生的觀念，那麼不論是好是壞，我們能夠建構不同的觀念嗎？
書中通常有反烏托邦式的回答。《使女的故事》或許是最出名的女性主義幻想小說；至少該書廣大忠實的讀者群肯定遠多於科幻和奇幻小說的「類型」讀者。故事發生在基列（Gilead），那是新英格蘭地區一個基本教義神權國家，基督教教派「約伯之子」（the Sons of Jacob）大權在握。當時生育率直線下跌，於是該國重推聖經的繁衍模型：有權勢的男人得以佔有年輕又具生育力的「使女」為他們產下後嗣，而後嗣則歸男人與他們的妻子所有。小說的故事就跟著使女奧芙佛雷德（Offred）的故事走；這名字乍聽頗有盎格魯撒克遜情調，直到你猛然明白這名字意為「隸屬於佛雷德」（Of Fred）——佛雷德這個男人擁有她。我讀這本小說時還是個青少女（事實上是一位超正統猶太教的青少女），我一下子非常明白，如果我哪天真的結婚，我絕不會更改我的名字，要是真改了我腦子裡就只會想到「奧芙佛雷德」。
《使女的故事》的可怕來自於故事裡的一切都可能成真。事實上，故事的一切，就像使女的計謀，都曾在他處發生過。書裡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曾是人們譽為正確、良善、最佳、唯一的生活之道。而愛特伍對基列這樣一個國家會如何存在，有著嚇人的洞見：「⋯⋯災變以後，他們槍殺總統，並掃射國會，軍隊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他們把問題怪在伊斯蘭激進份子頭上，那時候⋯⋯報紙受到審查，有些還關門了，他們說是出於安全考量。路障以及臨檢逐漸增多。所有人都接受了，因為你顯然只能謹慎再謹慎。」最後，所有女人的銀行帳戶都凍結了，他們提走所有存款，女人全都丟掉工作。這是一步步發生的。你要如何煮青蛙？緩緩調高水溫就對了。
操弄恐懼的政治永遠都是同一套把戲。從後見之明來看它們都清晰可辨。在那當時，人們則可能輕易地默許種種不公。唐諾‧川普（Donald Trump）就職那天，其中一面在媒體盛傳的標語寫著「讓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故事重回虛構」（Make Margaret Atwood Fiction Again）。女權運動的成果裡，也沒有什麼是奪不走的——在有些人耳裡聽來，這實在恐怖，在他人看來卻可能是天賜良機。
女性主義烏托邦小說家們對苛待女人、使難以想像的惡事成真的現實格外警覺。卓安納‧拉思（Joanna Russ）的《女身男人》書中，四個平行世界裡的四位女子相遇，在不同世界之間旅行，看她們的人生會在不同社會體制下如何不同。拉思的故事裡，性別歧見最嚴重的世界，經濟也最為蕭條。來自那個蕭條世界、永無寧日的金妮（Jeanie）飽受摧殘，她幾乎相信，如果不找到一個男人嫁掉，她便無法自立生活。經濟走下坡讓弱勢的人更加弱勢——而出問題的社會通常會退縮起來，投射於一個充滿確定與穩定、虛構的往昔時光之中。換句話說：人們在富饒時負擔得起正義，但在稀缺時正義就成了奢侈品。然而混亂可能帶來新的機會。奧克塔維婭‧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播種的寓言》（Parable of Sower）裡，一位年輕女子身懷「超能共感」（hyperempathy）創建新的宗教，人們渴望改變，因為舊有的秩序不再管用，美國因致命的氣候異變模式為患而死了數百人，文明崩塌的地步是「要是沒有一面城牆保護，你還想活著，那還真是瘋了」。女性主義科幻小說在當代世界尋找浪漫元素這回事，的確頗有一套。
瑪曲‧畢爾西（Marge Piercy）1976 年的小說《時間邊緣的女人》（Woman om the Edge of Time）設想了兩種可能的未來，一個烏托邦、一個反烏托邦。康妮‧拉莫斯（Connie Ramos）獲准自精神疾病醫院出院；她會看見未來的景象，可能為真也可能是幻覺。在其中一個未來裡，人類不知怎麼設法察覺了所有的偏見，學會珍惜生命裡豐富的多元——同性戀與異性戀、雄性與雌性、所有的族裔與外表特徵。在討論繁衍子嗣看重特定特質時，一位角色說道：「要我們供自己所用而栽種紅蘿蔔是一回事——只要你讓野生的多變基因庫保持完好無損就好。為了某些用途或者想像的用處而孕育我們種族，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我們所知，要是新的冰河期來了，那我們還最好生出多毛的下一代，那還比數學能力重要多了！」和康妮看見的另一個未來——反烏托邦未來對比，成了一堂尖銳的教訓，在那版未來裡女人「整容以供性愛之用」，人們還爭相吹噓哪間跨國企業「擁有」他們。現在想到《時間邊緣的女人》最震驚的是，這本書出版四十年來，我們的世界竟然和她故事裡的世界逐步相近了。沒錯，你能在任何一條商業大街上弄整容「填充物」。沒錯，企業的力量持續增長，彷彿它們是活物，會吞併他者又結合各式能力。而在此同時，一段兩個男人調情共舞的劇情，現在讀比起在1976年讀，實在不令人吃驚。烏托邦和反烏托邦能比肩存在，即使它們就身處同一個時刻。你究竟在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全賴你個人觀點。
我最新的小說《電擊女孩》經人形容為烏托邦驚悚小說。在這本書裡頭，世界上幾乎每個女人都突然得到了電能，能隨心所欲地電殺他人（她們能夠電殺女人，一如她們能電殺男人；她們也可以電擊動物與無生命的物體——我就照著電鰻設想情節）。她們緩慢但堅定地用起她們的電能，一如如今我們世界的男人。有些女人良善，有些殘忍。有些女人會強暴他人，有些女人只會和合意的對象享受床笫之歡。我向與談人詳盡解釋——故事裡頭男人的所有遭遇，沒有一樣沒發生在現今世界的女人身上。所以這是個反烏托邦故事嗎？這樣說吧，如果你是男人，那才是。
當然了，這個回答太簡單了。這膚淺可笑，讀者還會奚落一番，不過我們的世界與各形各色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之間其實盤根錯節。我們能否創造一個完美的國家、所有人都開心，並同意事情都是照著最好的可行之道走呢？同樣地，我們能否創造一個所有人一致認為是邪惡且道德淪喪的地方呢？我們人類是很多變的一群傢伙。這也多少解釋了你沒辦法總是面面俱到、顧到所有人。
勒瑰恩寫了個美麗的長篇故事，我會向任何人推薦一讀。那本書叫《賽亟黎星情事》，而這個故事，就像她大多數故事那樣——站上人類學家的位子，試圖觀察與了解，而非批判與解決。賽亟黎星（Seggri）是個異世界；要操作思想實驗的話，在異世界會簡單許多；它很清楚，也能精準挑出你想談論的問題。賽亟黎星的人出生時外觀上就和我們一樣，不過有很大的一點不同：「大概每 6 次懷胎會有一胎男嬰，但其中有許多是無法發育的胚胎與畸胎，因此到了青春期，大概 16 個女孩才會有 1 個男孩。」而這點不同改變了一切。賽亟黎星的女人與彼此結婚——你不能把男人藏起來自己用。反之，男人會住在「炮房」，運動競技並展示他們的肌肉。「他們獲准做的事⋯⋯完全是運動競技⋯⋯沒了。沒別的選擇。沒別的替代方案。沒什麼創造東西的技藝。他們也不准就讀任何學院，學習任何一丁點自由心靈的意識。」賽亟黎星的人們說：「為了男人好，他們必須免於教育。」同時，女人們會一同成家，追求她們的志向，有時會雇用男人取樂，或者生個小孩。一位人類學家如此觀察賽亟黎星：「男人有了所有好處，女人則有所有的權力。」
這個故事最讓我著迷的就是它洞見清明，所有的社會——至少就目前為止創造出的社會來說——總會排除某些族群。這個故事的某個橋段裡，有個女人因為炮房的男孩愛上她、希望獲得單單與她同居的自由而有的奇怪行徑而神傷。「她想著：『我的生命出錯了。』然而她不知道怎麼做才對。」此景讓人心碎。每每有人的人生看來出錯時，錯的卻常常是這個世界；然而我們卻不知道怎麼做才對。
這就讓我們回頭再談易希。他在 1911 年就知道族人死絕，也知道要是他不向這股毀其家庭、荒其家園的異勢力屈服，他就會活活餓死。然而，1911 年並非對所有人不仁。紐約公立圖書館在那年開幕，奧維爾‧萊特（Orville Wright）在那年寫下滑翔機飛行的新世界紀錄，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也在那年出生——至少，他的父母應該覺得很不賴。
雷根描述他理想美國願景的那句話相當出名，「山丘上一座閃耀的城市」——光芒與希望的燈火，能向全世界展現怎麼變得更好的地方，一個鼓舞全人類的所在。一個烏托邦。所以我們就把這兩者擺在一起討論一會吧。雷根是搖籃裡的嬰兒，易希則住在林子裡頭，明白在移民掃蕩以後亞益人一去不還。每個人山丘上的閃亮城市，就是另一人的人間地獄。
每個烏托邦裡都藏著一個反烏托邦；每個反烏托邦裡也包含一個烏托邦。我徜徉大量幻想小說之後得出結論，我們最能指望的，就是創造一個盡力不讓人落單的社會。並且警覺：去注意我們排除在外的人們，不論這些人來歷如何。傾聽他人、盡可能做對的事、設想社會能如何不同。那麼《電擊女孩》算得上一個反烏托邦故事嗎？這個嘛，由於故事裡面男人們的遭遇，當今世界的女人都經歷過了；假如我的小說是反烏托邦，那我們今天可就是住在反烏托邦的世界了。
本文作者奈歐蜜‧埃德曼（Naomi Alderman）的作品《電擊女孩》在 2018 年 5 月由大塊文化出版。
註：亞益人是亞納族最南方的支落，在十九世紀淘金熱受害甚深，終至滅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