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矽谷為我們創造了兩種相互競爭的數位未來，但這兩者之間真的如此不同嗎？
撇開英國脫歐這相對地方性的戲劇事件不談，讓我們想想如今龐大的網路用戶，並思考一下我們 40 億網路使用者生活的最基本樣貌。這是 21 世紀的故事，但對於年長到足以記得冷戰的人們而言，這是一記警鐘：人們理解自身經驗以及全球事件的方式，愈來愈取決於他們使用的網路版本。
其中一種網路是中國使用的系統，它產出大量的個人數據，並且融入龐大的國家監控和審查機構。此模式的核心是兩大網路巨頭，它們的主導地位有一部分原因歸結於此：中國的消費完全是由智慧型手機支付，而非透過傳統塑膠信用卡。這兩大巨頭為：電子商務集團阿里巴巴以及騰訊，後者擁有每天逾 10 億人使用的社交軟體微信。騰訊提供非常多的服務——交易支付、社群網絡、訊息傳遞、旅遊預訂、遊戲娛樂——以致於不用騰訊，幾乎不可能與社會連結。
在現代數位分野的另一邊是由西方開創的網路版本，現今正傳播至世界各地，並以 Google 和 Facebook 為其核心。這些科技巨頭們也享有堆積如山的個人訊息，而儘管它們打著體現個人自由與自由價值的鮮明招牌，卻同時嵌入了所謂「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社會模型。
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哪種網路模式將會成為主流？尤其是尚未使用網路的那群人將會選擇哪一種網路。隨著川普的貿易戰製造了粗魯狂野的氣氛，這場戰役目前並非僅止於中、美平台間的較量而已：科技衝突的緊張關係在最根本的基礎建設中更為明顯，特別是與資訊科技巨頭華為相關的活動。
不過，看看中國在印度和非洲的高度科技投資、阿里巴巴與 Amazon 之間可能的相互角力，或 Uber 與中國版滴滴行車之間的國際競爭，你便可感受到一絲未來的氛圍，特別是提及中國進步的行動支付系統時，多數西方國家都望塵莫及。到底中國與美國誰才是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玩家，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形勢正迅速歸結於此。
同時，主導西方生活的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表示，她希望分拆 Facebook、Google 和 Amazon 等科技巨頭，同樣的觀點也在跟上潮流的美國國會中不斷升溫。 所謂的「被遺忘權」、《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及歐盟執行委員會 2019 年 3 月 20 日對 Google 處以15億歐元的罰款（因 Google 強迫客戶同意不接受其它搜索引擎的廣告）等，都證明了歐盟比美國領先得多。如果人們對目前立法者和監管者的刻板印象歸結為頭髮花白、幾乎不知道如何打開手機的男人，那麼這種情況顯然正在迅速改變中。
在新冷戰和政府急著監管網路的脈絡之下，我們必須理解西方大型科技公司目前的作為——特別適用於 Facebook 創辦人暨執行長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十年前，他宣稱自己信奉一種他稱之為「徹底透明」的理想，以及「分享愈多，世界愈美好」的理念。
如今，祖克伯似乎為自己的公司不斷喪失人氣感到恐慌，他表示自己正在追求「以隱私為願景的社交網絡」。這兩種概念在邏輯上相互抵消，顯現出更加無趣的意圖：他竭力想擺脫潛在監管機構的控制，如此一來 Facebook 便能保住西方網路核心的寶座，隨時做好持續推進全球新市場的準備。
2019 年 3 月 7 日，祖克柏在 Facebook 發表一篇長文宣布他打算開發一個「將比現在的開放平台更加重要，且以隱私為重的通訊平台」，其設計以加密訊息與自動刪除內容——模仿 Snapchat——為主，以免訊息內容未來造成傳訊者的困擾。但真正重要的是，他希望合併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提供的訊息服務，這肯定會讓任何拆分這些公司的企圖變得更加困難。
在可預見的未來，傳統的 Facebook 將會繼續存在。同時，祖克柏和他的同事們在他們的新平台仍可能收集大量的後設數據（我們的聊天對象、聊天時間長短，以及身處位置），而訊息加密可以減輕審查員不堪負荷的荒唐工作量：當出現用戶激起騷亂與濫用情事時，Facebook 的高階主管就能否認知情、全身而退。
但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祖克柏這項新發明的巨大轉向：他的計畫是「使它盡可能的安全，然後建立更多讓人們交流的方式，包括電話、視訊通話⋯⋯商務、支付、交易，最終這個平台會有許多其他類型的私人服務」。
這正是一個以微信為模型的應用程式，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處理日常個人財務，因此肯定會有雪崩般無窮無盡的數據。這不僅凸顯 Facebook 未曾停歇的野心以及祖克柏令人質疑的「隱私」新主張，還有一件人們鮮少關注的事：儘管東西方的網路正在爭奪全球影響力，但它們的模式逐漸趨同。
也許我們不該如此驚訝。儘管在冷戰的高峰時期美蘇兩國相互仇視，然而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兩國的社會受制於社會理論家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謂「工業化的共同需求」（註），且都受限於官僚體制和集中計畫，因而日益相近。
1989 年東歐民主化之後基本觀念轉變，於是有人說東方和西方都共同邁入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的未來，這個願景也反映著中國日益繁榮，直到習近平登場，才預示出有更大的問題。
如今雙方又再度趨於同質，但這一次是關於監視、行為助推（behavioural nudging），以及偌大的公司侵入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這個世界陷入兩種相似到令人不安的願景，這是很危險的—— 一方面，企業與威權國家厚顏無恥地相互勾結，實施監控和審查；另一方面，全視監視科技公司與政府關係依然曖昧不清，這正是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挺身告訴大眾的事實之一。
立法者、監管者、開發商和企業家應該注意：如果 21 世紀的民主和公民最基本的觀念有任何意義的話，那麼西方派的網路就不該與中國的趨同，而應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註：出自馬庫色 1958 年著作《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一種批判的分析》（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馬庫色分析指出「工業文明」如何塑造蘇聯的社會制度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注意到了蘇聯與美國的相似性；雖然他並未將兩者劃上等號，但在書中強調「工業化的共同需求」塑造了這兩種社會。他指出「晚期工業文明的共同特徵」最為顯著的是官僚體系、中央集權和嚴格管制。他擔心，這些工業社會不僅可能剝奪自由，還會剝奪對自由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