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子艾米尼因未能正確佩戴頭巾被捕致死後，伊朗各地接連發生了示威活動。伊朗裔美國作家阿扎爾・納菲西於本文分享她的觀察，指出無論結果如何，這都是一個轉捩點
我一開始意識到大事發生，是透過我先生，他是一個狂熱的讀者，非常關注伊朗所有新聞。在22歲的瑪莎・艾米尼（Mahsa Amini）因未能正確佩戴頭巾被捕並在拘留期間死亡後，美國出現一波示威活動，當時我們剛從一次示威活動回家，我先生提醒我注意抗議者的主要口號：「女人、生命、自由」。我無法忘懷，一直在我們家的客廳繞圈踱步，對自己複誦這個口號。從那時起，它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無論醒來與入睡，我都帶著這份揉合焦慮和興奮的心情。
我知道過去有很多次虛假的曙光，尤其是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但伊朗發生了兩件事，讓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轉捩點，無論結果如何。其一是伊朗人民，尤其是女性與年輕人，已經發現自己的力量，並決定使用它。這意味著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他們知道自己可以走在德黑蘭的街道上，不遵守法律，讓他們的身體、在公共場合呈現自己的方式，成為抗議的象徵。它在告訴當局政權：「你並不擁有我，你不能將你的形象強加在我身上。」
其二是當局政權發現它失敗了。伊朗不再以握有力量的姿態使用暴力，而是出於軟弱。他們非常害怕，除了武力之外一無所有。在最近的抗議活動中，超過222人喪生，其中包括其他年輕女性，例如16歲的妮卡・沙卡拉米（Nika Shakarami）和莎琳娜・伊斯梅薩德（Sarina Esmailzadeh）。當然，眼睜睜看著這些年輕人被如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使我們感到憤慨，但這也使我們意識到，這些事件正在發生，是因為抗議者不會放棄，也因為這個政權已經沒有其他選項。
當我還是一名在德黑蘭大學任教的年輕學者時，我和兩位同事因拒絕戴頭巾而被開除。我記得英語系主任問我，反正明天我去雜貨店時也必須戴頭巾，為什麼我現在要抗拒？但大學並不是雜貨店，在學生面前戴頭巾會讓我感到無地自容，這樣的老師算什麼榜樣？人們看不到伊朗女性的一面是，她們是為了恥辱與尊嚴而奮鬥。比起被強迫戴上頭巾的侮辱，或是像我學生一樣被強迫接受童貞檢驗，接受鞭打容易許多。
我在1981年失去了大學的工作，但仍留在伊朗，儘管教書或寫作變得愈來愈困難。像在2004年出版的《在德黑蘭讀洛麗塔》這本書中寫到的，我開設了一堂小型私人課程，將近20年後，我和那堂課的一些學生仍然是朋友。1997年，我去了美國。我和我先生都曾在西方度過一段時間，我在13歲時曾被送到英國蘭卡斯特的一所學校，在那裡，我拿著熱水瓶蜷縮在被窩裡閱讀，那些書日後成為我的「攜帶型家園」。我後來去美國念書，我先生則是到美國念工程學，我們是在七〇年代學生運動中認識的。
我們直到1979年才回到伊朗，當時的國王在伊斯蘭革命中被推翻。我記得抵達機場後，看見一堆拿著槍的革命衛隊士兵到處在民眾身上搜酒，這才意識到這裡已經不再是我的家，我唯一的家園是那些書。我們幾乎立刻陷入了示威遊行。1979年3月8日，數以萬計的女性走上伊朗街頭，反對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強制女性配戴頭巾的規定，當時的口號是：「自由不分東西，自由是全球性的」。我們在伊朗待了18年，但當我們離開時，兒子和女兒分別是11歲和13歲，我們希望兒女能夠像我們一樣自由地選擇。
現今的年輕示威者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與我這一代不同，他們沒有意識形態，他們沒有黨派。他們在說：我們想要生命、自由和像樣的生活。他們要求團結。對伊朗女性來說，這場運動攸關個人存在，彷彿在說：我們再也無法容忍這種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事情了。這就是為什麼當局政權無法獲勝——他們可以摧毀政治組織，但他們該如何處理成千上萬上街拒戴頭巾的人呢？
他們能把示威者全關進監獄，把她們都殺了？好消息是，沒辦法。這些年輕女性很了不起：她們冒著生命危險走上街頭，燒了頭巾，有些人被折磨甚至被殺，但她們仍然不放棄。這證實了伊斯蘭共和國無法決定伊朗的傳統和文化。
我的祖母是東正教穆斯林，她從不強迫孩子或孫子們戴頭巾；我媽媽認為自己是穆斯林，但她從未戴過頭巾。當局政權沒收了宗教，並把宗教當成意識形態使用，這是全球基本教義派和極權主義心態的一大核心。我告訴人們，每種文化都有可恥的一面：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曾是歐洲的文化；奴隸制曾是美國的文化。而每種文化都有權利改變。
任何認為伊斯蘭共和國能代表伊朗傳統和文化的人都應該去讀一下歷史。在19世紀，西方女性覺醒的同時，伊朗女性也正在覺醒。1848年，塔荷蕾（Táhirih Qurrat al-‘Ay）成為第一位在公共場合揭開頭巾的女性，這位別名為「所有眼睛的安慰」的詩人，後來成為了巴哈伊宗教的神學家，最後因為太受歡迎而遭軟禁並被謀殺。她曾說：「你想殺我就動手吧，但你無法阻擋女性解放。」
整個20世紀，伊朗女性持續為自己的權利抗爭，因此在伊斯蘭革命時期，她們已活躍於各行各業：工程師、飛行員、醫生、政府部長。因此，今天這些年輕女性不僅望向西方或其他國家尋求自由；她們也向自己的母親、祖母與曾祖母看齊。
伊朗和烏克蘭提醒著我們，世界上有人正為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和民主拋頭顱、灑熱血。但這不僅是伊朗的問題：我也目睹了西方的極權主義趨勢，從禁止書籍到禁止墮胎和抗議，以及其他各種事件。
五年前，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階國際研究學院工作了20年後退休，全心投入寫作。我眼前的任務——用作家詹姆士・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話來說——是打破平靜，且不安於現狀。我透過閱讀波斯語和英語的詩歌來維持我的攜帶型家園，並夢想有一天我會回到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