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捲入2011年的埃及革命之後，英國與埃及籍的異議者賽義夫已三度入獄。現在她人在倫敦，爭取埃及當局釋放她的哥哥——也是埃及知名政治犯之一的阿拉・阿布德・法塔
離開開羅並不是薩那・賽義夫（Sanaa Seif）輕易做出的決定，儘管遭受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專制政權的長期監禁、惡毒毆打和威脅恫嚇。對於這位28歲的民主社運人士來說，流亡海外並不僅僅意味著告別家鄉、朋友和家人，還意味著必須離開她哥哥身處的埃及——阿拉・阿布德・法塔（Alaa Abdel Fattah）目前於埃及入獄服刑，並正進行絕食抗議。
「我仔細思考了很久。」她坐在倫敦臨時住所的廚房桌子旁說道，回憶著她最近一次入獄的經歷。「而我有很多時間思考，那是我第三次入獄。」在監獄裡的活動時間，院子裡有一棵樹，她會坐在樹下思考她的選擇。對面是死刑犯的牢房。「我不得不接受那可能就是我的未來。」賽義夫說。「這就是政府當局給我的威脅。也許沒有早點意識到這一點是我太天真了，但開羅再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2011年1月，當埃及革命開始時，賽義夫還不到17歲。她在首都開羅的北部長大，出身於著名的政治世家：父親阿邁德・賽義夫（Ahmed Seif）是受人景仰的人權律師，而她英國出生的母親萊拉・蘇伊夫（Laila Soueif）是開羅大學的學者和社運分子。「我是最小的孩子，」賽義夫說。「沒有人會在我面前談論任何嚴肅的事。我知道有不平等存在，也知道父親與政府當局有過節，但完全不清楚細節，我是個被寵壞的孩子。」
歷史將2011年1月25日當作埃及革命的開始。當然，當時沒有人知道。「我聽說那天有抗議活動。」賽義夫回憶。「我有些朋友要去，但那天晚上有一場我不想錯過的派對。」由於身上的錢不夠去晚上的派對，賽義夫打電話給媽媽要錢。但這位少女碰了釘子：「我沒時間應付妳，學校有場抗議，妳媽媽很忙。」所以賽義夫去學校找她。在門口，她被警察拘留。「我打電話給媽媽，她就來接我。」賽義夫說。「但她很不高興：『薩那，我告訴過妳今天不是個好日子。』」
緊張的局勢逐漸加劇。當她們穿過校園時，賽義夫緊緊抓住母親。「幾十年來，我的家人一直試圖改變埃及的現狀。」她說。「空氣裡某種氛圍給了人們希望，一種這終於可能實現的感覺。」距離她的派對還有幾個小時，賽義夫決定留在現場。
「遊行規模愈來愈大，」她回憶。「那些越過警察防線的人抵達解放廣場，當時警方在施放催淚瓦斯。」她在一旁看著，感覺自己像個局外人。「當警察開始襲擊抗議者時，」她說，「我以為人群會散去。」令她驚訝的是，他們拒絕離開。「人們被警察毆打，然後再跑回抗議群陣中。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他們的決心讓我相信這會是件大事。」
賽義夫記得，那天晚上警察暫時撤退了，有傳言說他們將在午夜返回強行清空廣場。「不過，沒有人離開。」她說。「相反地，女人和兒童聚集在一起，男人組成了人肉路障。在場的人非常勇敢和靈活。」朋友們打電話來了：他們要去參加派對；她在哪裡？最後，賽義夫沒有去派對，她離不開抗議現場。「從我加入的那一刻起，我就是革命的一分子，沒有回頭路。」
政府的報復
儘管年紀相差13歲，但賽義夫和阿拉總是很親密。「阿拉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哥哥。」她說。「他就像父親，一位導師。」在2000年代後期，隨著青春期的到來，賽義夫的學校成績受到了影響。「我是一個對什麼都漠不關心，放蕩不羈的青少年。」她說。「而且家裡風波不斷。」已婚並擁有自己住所的阿拉收留了他十幾歲的妹妹。「他陪我一起念書。」她說。「支持我，給我零用錢。確保我學業及格是他的責任。」她在那裡待了兩年。到2011年，阿拉已經搬到南非工作。
在埃及革命初期的前線，賽義夫對哥哥在這場運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知甚少。由於埃及的網路幾乎被切斷，阿拉在他南非普勒托利亞的家中，與埃及以外的世界分享當地正在發生的事情。自2000年代初以來，他一直是活躍的社運分子和倡導者；他在2006年參與和平抗議，導致他入獄45天。
阿拉於2011年2月2日返回開羅。而在接下來幾個月裡，這對兄妹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彼此。「我意識到他的角色對這些人來說有多重要。」她說。「與人群交談、溝通和協調。他也很驚訝，他被寵壞的妹妹竟然站在解放廣場的前線。」當時的埃及也正在轉型，穆巴拉克總統在示威活動的第18天被迫辭職，軍方終止憲法，暫時掌權。
到2011年底，革命如火如荼。儘管有新法律限制示威抗議，但示威群眾與軍方之間衝突頻仍。「當時我們並不知道，」賽義夫說，「但我們在10月9日晚上目睹的一切改變了國家和我們家的方向。」那個週日，一群科普特基督徒聚集在開羅的國家電視台外。「起因很簡單：一座教堂要被拆掉了，」她說。「那時街道已經開放，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在抗議，然後軍隊開著坦克直接衝向和平的人群。」這後來被稱為「馬斯佩羅大屠殺」，導致24人死亡，200多人受傷。
「當時我和阿拉都不在現場。」賽義夫說。「我們後來都趕去了現場。當我抵達時，坦克已經離開，一些屍體被抬走，其他人則被悲痛欲絕的家人包圍。」賽義夫意識到她認識其中一名遇難者。「我當時震驚不已。」她回憶，她無法理解眼前的浩劫。「它徹底震撼、改變了我，讓我認識到軍隊願意做到什麼程度。」
同時，埃及國家電視台報導說，基督教抗議者襲擊了軍隊。這個捏造的版本最初被 BBC 和 CNN 等媒體採用。賽義夫很清楚：「那根本是胡說八道。軍方試圖煽動教派戰爭以製造動盪，他們不願放棄權力，並加強掌控。我、阿拉和那裡的其他人看得一清二楚。」
當人們聚集起來用棍子攻擊悲痛的示威民眾時，阿拉介入了。「他組織了人肉盾牌來包圍屍體和哀悼的家人。」賽義夫說。「他是最活躍的一分子，在電視上介入政治事務，在新聞報紙上寫文章陳述真相。」最終，當局被迫退一步。「陰謀失敗了，」賽義夫說。「那是因為像我哥哥這樣的人的努力。」
那個月，阿拉被捕並被帶到軍事法庭。「他被指控在那天霸佔一輛坦克，並襲擊士兵。」賽義夫說。「國家對那次事件的敘述從『基督徒攻擊軍隊』變成了『阿拉冒充軍隊以損害他們的名譽』。」在阿拉被監禁期間的一次抗議中，賽義夫被捕。「我被帶到議會大樓痛毆。士兵們用靴子踢我，用槍和警棍打我的後腦勺，直到我流血。」
在公眾強烈抗議之後，阿拉的案件被轉移到了民事法庭，而不是由軍方控制的法庭。無人提出任何不利於他的證據，不久他就獲釋，所有的指控最終都被撤銷。
當時，當局對阿拉的反應嚴酷到似乎令人費解。但如今回想起來，賽義夫看見了明確的因果關係。「這是軍方首次試圖製造一個破壞國家穩定的陰謀論，以讓平民領導者消失。」她說。「（他們認為）阿拉必須為阻止他們負起責任。」當時塞西（如今埃及的非民選總統）是軍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他們現在對阿拉所做的，就是為了報復他破壞軍事委員會的計畫。」
在過去的11年裡，阿拉大部分時間都被監禁，他是埃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犯之一，遭受一連串虛假的指控。2014年，他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未經授權的抗議行為。
2019年他再次被捕，這次是因為「散布假消息」，他還被指控加入和資助一個恐怖組織；迄今為止，政府拿不出任何證據，國際特赦組織指稱這些恐怖指控「毫無根據」。經過兩年的審前拘留，去年12月，他因散布假消息罪被判處五年徒刑。國際特赦組織稱這次審判「極度不公平」，稱「監獄和安全官員對他做出一連串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為了報復他在2011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施行的酷刑」。
賽義夫表示，阿拉自2011年當了爸爸後，生活重心完全改變。「他不再是其他任何抵抗運動的核心人物，但是塞西對阿拉的私仇意味著他永遠不會放過他。」埃及的社會賢達曾直接呼籲塞西釋放阿拉。「政客、記者、文化人物和名人都嘗試過。」賽義夫說。「這史無前例。每一次，塞西都明確表示阿拉的案子沒有討論的餘地。」
接二連三的監禁
在2014年要求釋放她哥哥的抗議活動中，賽義夫再次被捕。她與其他22名人權分子因違反「禁止未經授權示威」的法律而被定罪，一群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呼籲立即釋放他們。這是她三段政治監禁時期的開端。在第一階段，她的家庭地位仍然提供了一些保障。「在我的牢房裡，我可以聽見和看見人們遭受折磨。」賽義夫說。「囚犯遭到質問、咒罵和毆打。我聽到他們被電擊的尖叫聲，我竭盡所能試圖阻止。」第一次監禁持續了15個月。
賽義夫的父親在那段時間去世了。72天以來，她進行絕食，只喝水和補液袋。「我變得虛弱，但不會餓。」她說。「到了第60天，我已經暈倒了。當我失去意識，我會被打上點滴，醒來後，我會把點滴拿掉。」
在她最終獲釋的七個月後，賽義夫再次被捕。「我甚至不記得他們當時拿什麼愚蠢的理由把我送進監獄。」她說。（事實上，她因「侮辱司法」被判刑六個月。）「基本上，他們想讓我閉嘴，嚇唬我，他們希望我不要再因為阿拉的事大驚小怪了。」
賽義夫最近一次被捕是在2020年6月，那是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阿拉的監獄不僅禁止探視，還不允許他寄信給家人。「我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還活著，」賽義夫說。「所以我和我媽、我姐在監獄外抗議。有一天晚上，警察打開了他們的路障，一群婦女蜂擁而至，拿棍棒和石頭毆打我們。」賽義夫是這起暴力事件的主要目標。「我的頭受傷了，身上布滿了瘀青。當我們去找檢察官做筆錄時，我又被逮捕了，這次是因為恐怖主義罪。」
賽義夫被指控散布假新聞、濫用社群媒體和煽動恐怖主義犯罪（當局從未提出任何證據），然後被審前拘留。2020年3月，她因散布假新聞、濫用社群媒體和侮辱警察而被定罪。當時，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埃及當局任意逮捕賽義夫，只憑著她對政府和平的批評，就替她冠上虛假的指控，將她監禁。」
境外救援
在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監禁期間，賽義夫得出結論：離開埃及是她唯一的選擇。「我第一次待的牢房裡住了七個人。」她說。「這一次，是82名女性共處一室。」被指控為恐怖分子後，她的待遇也改變了。「我在冷氣被開到最冷的環境被審問好幾個小時，身上只有輕便的衣服。我和我的律師都不知道我究竟被指控什麼罪名。有人告訴我，無論發生什麼，沒有人會聆聽我的說詞或相信我。」時至今日，賽義夫從未收到任何關於她涉嫌犯罪的證據。「我無法理解阿拉怎麼能撐這麼久。」她說。
然而，最重要的是，賽義夫不得不接受自己待在埃及境內對哥哥起不了幫助。「不僅僅是因為這代價對我個人而言太高了。」她說。「這根本沒有意義。因抗議信件而入獄一年半？」
「我待在埃及甚至對我的家人來說也沒有用。」她說。「我媽媽會在我們倆都入獄後迷失方向，我不得不離開。」賽義夫的母親出生在英國，因此兄弟姐妹三人獲得了英國護照。服完刑後，她於去年12月獲釋，並在今年3月前往英國。
現在她倫敦廚房的牆上掛滿了她必須參加的會議和採訪的清單，以及她需要聯絡的人。她剛剛從華盛頓特區回來，幾乎沒有在第三輪國務院會議取得什麼實質成果。
隨著埃及在11月舉辦 COP27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賽義夫和現在也住英國的姐姐莫娜（Mona）再次為哥哥的自由付出更多努力，特別呼籲英國政府施壓以確保阿拉獲釋。10月18日，賽義夫在英國外交部外的白廳靜坐。「坐在他們家門口，」她說，「他們就無法再對我置之不理。當英國政府11月去埃及參加氣候變遷會議時，他們必須帶著我哥哥一起回來。」
在強森擔任首相期間，英國政府正在進行外交斡旋：強森與埃及總統的最後一次通話中提到了阿拉的案件。在特拉斯擔任外交大臣的最後幾天，她寫信給賽義夫一家人，稱這種情況是「高度優先事項」，並承諾確保阿拉獲釋。儘管如此，賽義夫堅持還有更多可做。「過去有雙重國籍的囚犯被轉移到另一個國家的先例，」她說。「這發生在美國人、澳洲人和法國政治犯身上。但要讓這件事成功，英國政府必須努力推動。」
過去七個月來適應倫敦的生活對賽義夫來說並不容易。「沒錯，這裡比監獄舒服，但在某層面上感覺像是一種延續，我很孤獨。我唯一能專注的事就是確保哥哥獲釋。只有當他和我們在一起時，我們才能開始試著讓英國成為我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