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處香港地,兩種情懷——淺談《憂鬱之島》和《風再起時》的時代呈現

由陳梓桓執導的紀錄片《憂鬱之島》和翁子光的新作《風再起時》或許是近期最被熱議,甚至是站在兩個極端的香港電影。所謂極端在於,一部是無法於中港上映的「體制外」獨立紀錄片,另一則是集齊大卡司、被體制消磨許久,上映後卻評價兩極、票房亦不見起色的商業大片。端看兩部影片的題材,主題可謂大相逕庭,但令人玩味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建構、重溫,又或是以過去為鑑,用現今的觀點立場回望香港昔日的時代動盪與紛擾。

陳梓桓繼前作《亂世備忘》以 2014 年雨傘運動為題,此次《憂鬱之島》則將社會運動光譜擴大,以「憂鬱」為題,藉由訪談和重演的手法,一路從文革的大逃港時代、1967 年六七暴動的反殖鼓譟、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選取對香港影響至深的重要時間斷點,試圖探問今日香港為何形塑至此。當人口南來遷徙,游水偷渡只為活命續命,曾經的挺身而出,最終可能是一場被設計的意識抗爭,而現今香港人的「憂鬱」情緒又從何而來?這雖仍是一種來自後 2019、國安法後才產生、更為濃烈的情緒,但同時間,本片的立場並不是急於批判針貶,而是透過這群曾見證過時代動盪的參與者口中,印證昔日的熱情與衝動最終可能只是一場被當局矇騙的騙局。所有對於這塊土地的情緒都來自歷史的沉積與堆疊,即便走過世代的交替,歷經持續數十年且訴求各異的社會運動,「憂鬱」仍舊縈繞在這處香港土地上。

如從這個角度來看,翁子光的《風再起時》倒做了與《憂鬱》極為不同的時代著墨。首先明顯的不同,是以劇情為出發的《風再》仍聚焦於以人為本的描繪。故事以四大探長之藍剛和呂樂為要角,講述他們在英國殖民的警權制度下,如何以華人之姿步步爬升至探長地位,在龍蛇雜處的混沌之地中黑白兩道勾結,縱容罪惡並隻手遮天;重現當時風起雲湧的五、六〇年代黑金探長傳奇。先不論電影在劇情上對人物和時代的處理是否過於浪漫或碎片化,有趣之處在於,電影聚焦的時代極為明確,建立在香港社會治安欠佳的五〇年,主要仍以六〇年代為首,一路持續至廉政公署(ICAC)成立的七〇初期,雖然警察貪污在當時乃兵家常事,但這兩位探長的出頭及背景卻變相呈現香港另一種時代意義——在多數高官職權仍掌握在英國人手中時,能以華人面孔深入警隊核心已極為不易,甚至還以華人的智慧「矇騙」並嘲諷英國人的愚鈍一番。

《風再》雖將時代作為人物背景,但香港曾因鴉片戰爭而被割讓,二次大戰也導致人口遷移離港,乃至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促使國民黨員逃難至香港,到 1956 年因中華民國國旗的「雙十」所引發雙十暴動的歷史,甚至呼應《憂鬱之島》中所述的六七暴動,當時所有華人的反英殖民情緒,以及對被洋人政權箝制的不滿,不僅其來有自且悶燒許久,更因有意無意的風氣輿論操作,最後按捺不住終而爆發。

實然,《憂鬱之島》和《風再起時》雖在主題上大為不同,但如並列檢視,能發現它們趣味地連接起香港的主要歷史。更甚者,兩部電影的核心母題依舊回到——是怎樣的進程,才讓這塊土地成為今日的「香港」?而這座始終存於他人之手的城市,或是生長於這片土地的「香港人」,又能交由誰定義?在《憂鬱》中,關於何謂「香港」有一番見解討論,其提到在中國史的香港是規劃在中國領地內的寶安縣(為今時深圳),但在西史的記載中,「香港」一地的誕生,仿若一切只以開埠為新始;而在《風再》裡,縱然所有的懷舊情感,不論是對香港、香港人,又或是香港電影有再多的深刻描繪,但「香港」仍在片中隱身,隱晦地透過華人探長傳奇的「罪惡多端」,呈現以下對上的反噬,於香港這座寨城中,醞釀一種反動情緒。

陳梓桓執導的紀錄片《憂鬱之島》藉由訪談和重演的手法,試圖探問今日的香港為何形塑至此。(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提供)

「150 年來,香港人的香港又是什麼?」昔日《風再起時》探長們「胡作非為」的風華,縱使仍是種犯罪,卻建造出某種只有華人能掌權話事的香港地下社會,反觀今時的香港,僅剩這群無言沉默的人們仍留守在這座「憂鬱之島」上,等待著被政府制裁。一處香港地,兩種情懷,曾經繁華鬧市的榮光景象,如今已人去樓空、鴉雀無聲,徒留無聲的唏噓與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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