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場葬禮會從這場葬禮而出?」深入疫情危機下的以色列極端正統派世界

新冠病毒正在摧毀以色列的極端正統派社區。這些人占以色列總人口的12.6%,卻占了感染總數的28%。大家庭、團體禱告、數以百計哀悼者參加的葬禮。社交距離和極端正統派的猶太生活有著天淵之別。而當他們染上 COVID-19 時,他們通常在自家中,由志工治療

耶路撒冷——人群湧動、旋繞,宛如海上的渦流。摩肩擦踵之際,數百名男子向拉比的遺體伸出手臂,試圖觸摸靈柩,以示信仰虔誠。

1月31日一場大型葬禮上,一群極端正統派的男性抬著拉比伊茨喬克‧謝納(Yitzchok Scheiner)的遺體。他死於新冠病毒。(Dan Balilty/The New York Times)

彼時正處於以色列第三度封鎖的感染高峰,地點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附近的一個極端正統派(ultra-Orthodox)社區。當局禁止集會,強制戴口罩。感染率正急遽上升,這種極端正統派組織尤其如此。

2月初,在耶路撒冷的極端正統派社區「百倍之地」,一名男子看著牆上張貼的訃告。(Dan Balilty/The New York)

然而,這裡有數百名哀悼者,大多數人坦露口鼻,前來參加一名備受推崇的拉比的非法葬禮,而這位拉比正是死於新冠病毒。

於這些至虔至誠的猶太人而言,出席是一份宗教責任,亦是個人義務。短暫抓住拉比的棺材,並象徵性地助他離世,代表著對死者獻上深深敬意。

但對世俗的以色列社會、甚至對極端正統派中的部分人而言,這種大規模的集會恰恰意味著對生者的不尊重。

「哪件事比較重要?」看到這場集會的照片後,極端正統派女權活動家埃斯蒂.書珊(Esti Shushan)不禁疑問。「參加葬禮並學習《妥拉》,還是讓自己活著?」

這道問題,引出以色列疫情中一個核心衝突:以色列的主流大眾與日漸壯大的極端正統派少數之間的緊張情勢,正不斷盤旋升高。極端正統派是高度宗教化猶太人組成的一個封閉群體,又稱哈瑞迪(Haredim),他們避諱現代化的種種事物,寧願費心在密集的宗教研究上。

疫情剛爆發時,一位哈瑞迪領袖保證:恪守猶太律法將會讓他的信眾免受病毒之害。

以色列建國以降,哈瑞迪一直是主流社會裡頭不情願的參與者,經常將經文研究置於常規就業與兵役之上。新冠病毒擴大了這道鴻溝。

自這場疫情開始以來,極端正統社會的一部分人,一直抵制著世俗的以色列政府為對抗此病毒而實施的限制與規範,而選擇聽從他們內部領袖的指導。

哈瑞迪並非鐵板一塊,許多人都老實地遵循防疫措施。一些哈瑞迪領袖也指示其信眾戴上口罩、報名接種疫苗,並關閉他們的機構。

但其他領頭的拉比沒有這麼做,部分極端正統宗派仍繼續舉行大型婚禮和葬禮。即使在以色列其餘地方的機構大門緊閉時,他們照常開放其學校和猶太會堂。少數激進分子甚至暴動反對防疫措施,並與警方發生衝突。

「這是一場持續了幾十年的糾紛,」耶路撒冷的哈瑞迪公共事務研究所(Haredi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所長以利‧佩利(Eli Paley)說道。「哈瑞迪和社會其他部分之間的緊張關係,觸及到了猶太人身分認同中最深刻的問題。」

「然後,新冠病毒就來了,」他說。「這一來,讓所有潛在的張力都更白熱化了。」

在整個疫情流行期間,以色列政府一直不願懲罰違反防疫措施的哈瑞迪人;有分析認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擔心惹怒自己執政聯盟內的極端正統派議員。

以色列在公民疫苗接種上領先全球,被視為疫情後世界可能景況的風向標。但即使疫苗接種率在上升,該國距離恢復正常也要好幾個月:感染人數依舊高居不下——哈瑞迪更是首當其衝。

多重兩難

現年74歲的哈瑞迪家庭主婦莉芙卡‧韋特墨(Rivka Wertheimer)是最新一波疫情下的感染者。一月底某晚,她徘徊在死亡邊緣。

兩輛救護車停在她位於耶路撒冷北部的狹小公寓外頭,準備將她送往醫院。二名護理人員在屋內,準備將她抬上輪床。她床邊的一名護士説,她只剩幾小時能活——除非現在就前往醫院。

但韋特墨一家躊躇不定。

三個多禮拜以來,韋特墨的七名子女一直在家中照顧她。哈瑞迪少數為新冠病毒患者提供家庭醫療服務的慈善機構哈斯戴暗蘭(Hasdei Amram),一直在將護士、氧氣罐和藥品派送至韋特墨的平房公寓。

由於戒慎醫院和外界的干預,她的家人甚至到了這個時候也舉棋不定,而此時,他們的女家長出現了新冠病毒的另一併發症——疑似出血。

午夜將至。供氧機咕嘟作響。為了做出決斷,這家人打了通電話給比任何醫生都讓他們更信得過的人:他們的拉比。

1月底,一名哈斯戴暗蘭志工照護的患者,在家人諮詢拉比後,被送上救護車前往醫院。(Dan Balilty/The New York )

「大家都知道人類的智慧是有限的,」韋特墨家的長子哈伊姆(Chaim)説。「當我們問拉比的時候,我們是在問他神聖的上帝想要什麼。」

科學有其價值,但對哈瑞迪人而言,科學則得讓位於信仰,信仰主宰著他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哈瑞迪有許多領袖和宗派,並分為哈西德(Hasidic)、立陶宛裔與西班牙裔塞法迪這三大族群,底下各自又有不同的分支。許多人對違反封鎖措施而危害他人的部分哈瑞迪同胞感到氣惱。

「他們必須醒來,因為人們正在死去,」書珊說道。「有多少場葬禮會從這場葬禮而出?」

然而,即使是像書珊這種哈瑞迪內部的批評者,也無法徹底站出來公開指責。儘管他們跟其他哈瑞迪人有分歧,但仍想維護自己的社群,更不願幫世俗批評者添柴加火。世俗社會尖酸刻薄的程度教他們坐立難安。

「我覺得進退兩難。我害怕疫情,想確保我的家人遠離病毒。但我也害怕世俗社會,」她説道。「當他們看著哈瑞迪人,他們把我們全部視為單一一個團體,我們全是一身黑的瘟神(註)。」

在整個哈瑞迪世界裡,普遍洋溢著一種遭世人誤解的感受。許多人覺得,他們是雙重標準下的受害者:世俗人士可週週在首相官邸外大規模抗議,極端正統派卻因集體哀悼而受詆毀。

他們也覺得,批評他們的人不明白信仰研究、拉比領導和悼念死者對他們的生活有多麽重要,也不明白關閉宗教學校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打擊多大;許多極端正統派教徒大部分醒著的時間都在學校裡度過,花在尋求神聖真理上頭。

「不學習,我們便無法過活,」韋特墨的長子哈伊姆說。「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妥拉》是上帝的旨意,一個人愈是鑽研《妥拉》就愈瞭解上帝的旨意。」

慈善機構哈斯戴暗蘭正在試圖彌合此一鴻溝。此機構的總部設於百倍之地(耶路撒冷的古老猶太街區)一間地下儲藏室裡,每週要接聽數千通感染病毒的哈瑞迪人打來的電話。

這個機構的核心團隊由一群沒有正規醫療執照的哈瑞迪志工組成。他們穿梭於這座城市,挨家挨戶地為向他們求助的新冠病毒患者,提供氧氣、血液檢測和類固醇。

2月初,伊塔馬爾‧拉茲(Itamar Raz)醫生代表哈斯戴暗蘭出勤,訪視患者。(Dan Balilty/The New York )
(Dan Balilty/The New York Times))

一群志同道合的私人護士和醫生會定期輔助他們,這些私人醫護也和他們一樣,每晚奔波於一個又一個街區,且往往已經上了一整天的班。善款補足了部分開銷,病人則要自己負擔醫生的費用。

當病人像韋特墨這樣病況惡化到不能居家治療時,機構便會建議他們去醫院。但總體而言,哈斯戴暗蘭相信,許多患者在熟悉的環境裡、有家人陪伴在側時,會康復得更快。

這是一個鬆散混亂的組織,成員各個都是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幾乎將自身安全拋諸腦後。

然而,這個機構遊走在體系邊緣的渴望,有時會讓一些醫療管理人員緊張。有些專家也擔憂,這些志工可能無法及時發現病人須要住院治療。

「基本上,我認為這是好事一樁,」負責管轄哈瑞迪事務的衛生部高級官員羅尼‧努馬(Ronny Numa)表示。「但這取決於合作和透明度。如果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必須盡快得知。」

在韋特墨位於耶路撒冷北部的家裡,這一家人諮詢拉比之後,終於同意送她去醫院。她抵達醫院不久後便去世了,當時,她的二兒子摩西(Moshe)在醫院外一片漆黑中守候。

翌日,在正午的陽光下,她被葬在橄欖山東側的高處。

她的兒子們說,他們無悔無憾。他們說,她在何時離開,乃是上帝的安排。他們很高興自己盡可能地讓她留在家裡,讓她有家人的慰藉。

「事實上,」摩西説,「如果我們更堅強一點,我們就會把她留在家裡。我們根本不會送她去醫院。」

註:在以色列,哈瑞迪人有時被蔑稱為「sh ‘chorim」(黑人),指涉他們外出時慣穿的猶太傳統及膝黑衣。

2月3日,韋特墨的葬禮上,哀悼者身著黑色外套與寬邊帽,在山坡的一片米黃色上尤為突兀。(Dan Balilty/The New York)
(Dan Balilty/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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