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vett Verde 與 Audrey Carlsen 於紐約報導，Natalia Gutierrez Avila 於墨西哥城報導
2018 年春天，愛爾蘭選民公投推翻維持 35 年之久的憲法墮胎禁令，這是歐洲最嚴厲的禁令之一（12 月 14 日，愛爾蘭墮胎正式合法化）；在波蘭，政治人物們再次推動墮胎禁令；阿根廷國會嚴謹地審查墮胎合法化法案（8 月 13 日，阿根廷國會表決結果為 38 票反對、31 票贊成，提案失敗）。
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在大法官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離任後選出的繼任者（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也可能重啟戰線，討論墮胎權利的適法性。
隱藏在這些混亂的公眾辯論背後的，是深刻的個人經歷：意外懷孕、強姦、家庭因素、醫療危機、失落感。
即使在墮胎合法的地方，還是很難談論這項議題。我們邀請讀者分享她們的故事，共有分別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 1,300 多位女性作回應，揭露各種墮胎的原因、方式與結果。
我們從世界上遙遠的角落挑選了以下 13 則故事。這些故事反映了墮胎禁令涵蓋的範圍，以及金錢多寡、手術技術，和文化習俗在墮胎過程中的重要，這些因素能確保女性的安全與避免後遺症。
為了言簡意賅以及保護當事人隱私，以下敘事已經刪減與編輯。
金錢
金錢扮演著女性獲得安全墮胎的要角，在墮胎尚未合法的國家尤是如此。
宏都拉斯・德古西加巴——宏都拉斯的刑法規定，任何形式的墮胎皆屬違法。根據醫療道德規則，當孕婦的性命需要透過墮胎拯救時，才有可能進行手術。然而，能夠實施的狀況很難判斷，而且道德規則的位階也沒有達到國家法律的效力。
GG：我那時才 16 歲。當時的伴侶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對象：他還是學生，經濟尚未獨立。而我一直害怕成為一位母親。
我在我的社區找到一位醫生。我告訴他我的處境，於是醫生決定「幫助」我。這對醫生而言極具風險，而且我也無法支付他開出的巨額手術費。
醫生說如果我跟他上床，就幫我打折。儘管感到恐懼，我還是接受了醫生的協議。
在我「付款」之後，醫生將藥物以及藥丸注射到我的子宮裡。那真的很痛，有點像抽筋，但是比那更糟。但我不能告訴任何人，而且我很擔心，因為整個晚上都沒流血，我怕這些藥根本沒效，只會讓我生出一個病懨懨的寶寶。
隔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醫生，他幫我檢查之後說我還在懷孕初期，所以我的身體把殘餘的胚胎吸收了。
不久之後，我的月經恢復正常。月經的血量很多，聞起來很臭，但是經期恢復之後就沒有任何異狀了。
至今，我仍不知墮胎是否對我的身體造成任何不良影響，這件事只有我的伴侶知道，我只能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繼續過著自己的人生。
愛爾蘭・都柏林——2018 年春天，墮胎在愛爾蘭才合法化，過去只有人命關天時才能墮胎。
Caoimhe：我們都知道自己無力扶養小孩。我們知道自己該怎麼處理，因此預約了英國曼徹斯特的墮胎手術。手術很可怕，但護士全程在一旁牽著我的手。離開門診時，護士要我多休息，並叮嚀我當晚要吃抗生素，而接下來的幾天會大量出血，是正常現象。
抵達飯店試著要入睡時，我注意到梳妝台上的一個標語：「髒污清潔費：150 英鎊。」我一直都很勇敢，但是在那刻我被擊敗了。
飯店、清倉機票、機場來回交通，還有墮胎手術——這些費用已經刷爆我的信用卡。我無力再支付 150 鎊了。
那時男友睡著了，所以我獨自走到浴室，用外套捲成枕頭，躺在浴缸裡哭到睡著。
悵然若失
對有些女性而言，墮胎隨之而來的是萬劫不復的心碎，對於背負著其他創傷的女性，例如家暴受害者而言更甚如此。
奈及利亞・庫傑——奈及利亞禁止墮胎，除非危及孕婦生命。
RL：我男友想要跟我上床，但那時我不想。他試圖侵犯我。我拼命掙扎著反抗。
幾個星期後，我病了。到醫院後，他們告訴我，我懷孕了。
我向男友對質，但他否認那是他的孩子。我心想：這件事會讓所有照顧我的人感到心疼。那時我好害怕、好孤單。
懷孕 12 週時，男友把我帶去讓業餘人士進行墮胎手術。過程非常痛苦，而且環境很不衛生，當時我很害怕自己小命不保。
兩個月之後，我又病了，並再度回到醫院。超音波檢查顯示我已經懷孕 20 週了。我沒有選擇拿掉寶寶，但是在 37 週時，胎死腹中。
流產後，我過了許久才恢復健康。我仍依稀覺得那場失敗的墮胎手術是罪魁禍首，我的寶寶可能在那過程中受到細菌感染。
美國・麻州・萊辛頓——在美國，墮胎並不違法，各州有規範墮胎手術的州法，規範內容包括：等待確認墮胎的時間、最晚的墮胎期限，一般在孕期 20 至 24 週之前。
GR：我們發現意外懷孕時，已經生了三個女孩。我丈夫一再強調，如果這胎是男的他才想要，因此他建議我在懷孕 11 週時進行性別測試。當我告訴他，我不想要做這項測試，我丈夫提出墮胎這個選項。
2009 年 1 月一個寒冷的早晨，我丈夫（現在已是前夫了）載我到位於波士頓九號國道外，一家現已休業的診所。我記得我坐在後座，而不是與他並肩而坐，因為墮胎是他的主意。
我們一同進入等待室，他在那付了手術費。我坐在他身後的椅子上哭了超過一小時，我沒辦法完成面談表，表格下方的角落是關於是否受到脅迫的欄位，我也沒辦法勾選。
我飽受驚嚇，一邊發抖一邊哭泣。那時，有位頭髮花白的保全人員走過來對我說：「你不該來這裡的。」
儘管百般不願，我還是簽署了表單，等著叫號。
後來有好多年，我不斷聽見新生兒的哭聲——在雜貨店、在我出差路上的機場、在公園裡、在人行道上，那些哭聲每每都能召喚出記憶裡那個寒冷的一月天。
澳洲・昆士蘭州・布里斯本——澳洲墮胎法因州而異。在昆士蘭州，只有胎兒危急孕婦的身心理健康的情況下才能墮胎。
S：經歷六次人工受孕，我們終於成功了。第一孕期時，寶寶被診斷出染色體異常。我有個手足也是，等到我父母無力照顧時就會輪到我了。
這是我們決定墮胎的主因，我們也不希望孩子一生過得艱辛痛苦。
雖然這個狀況在昆士蘭州是違法的，但婦產科醫師與他的同事幫我安排了免責報告，並在懷孕第 12 週時進行手術。醫院的照護效率很好，而且不會讓我感到被他人閒言閒語。整個處理下來花了我們 500 美金。
這場創傷從此改變了我。我向來支持女性擁有生育自由選擇權，只是從來沒想過墮胎會成為我的選擇。
英國・樸茨茅斯——1967 年起，英格蘭、蘇格蘭與威爾斯孕期不超過 24 週即可合法墮胎。墮胎手術必須由醫師施行，還需要另外兩名醫師的簽署。
GD：沒有人告訴我，墮胎之後會有多難過，我曾考慮過自殺。一位基督徒朋友協助我走過漫長的康復過程，而我至今仍然想念我的孩子。
網路世界
網路不僅傳播了墮胎資訊，也提供了墮胎管道。例如荷蘭的「女人在線」（Women on Web）網站提供了早期流產所需的藥物。網站會先安排給孕婦執照醫生的線上諮詢，才郵寄藥物。通常提供的藥物是美服培酮和米索前列醇，這些藥物會導致流產。
尚比亞・路沙卡——在尚比亞，基於健康與社經因素考量，墮胎基本上是合法的，但需要獲得三位醫師同意，而且規定手術只能在醫院進行。違規醫師最高可判處七年徒刑，患者最高則可判處十四年。
SN：我和男友穩定交往兩年，並且實行節育計畫。有次我不小心錯過了幾天吃避孕藥，一想起來就趕緊補上，卻還是懷孕了。
我有全職工作，同時攻讀碩士學位——因此，我不能有孩子。事實上，我不喜歡孩子，也從來不想要有孩子。
通過公家系統尋求墮胎的過程很悲慘，每道關卡都像是拒人於門外。依照政府規定，要強制參加幾次諮詢，諮詢人員不久就會對你冷嘲熱諷，貶低你的處境和選擇。
最後我決定放棄走合法途徑，轉而向我認識的藥劑師購買米索前列醇藥片。
那時我已經懷孕8週了，我不確定自己是否適合用藥墮胎、該服用多少劑量，也不知是否有正確的用藥指示。我試著求助於幾位藥劑師，卻沒有一個能幫助我。歷經千辛萬苦，最終偶然發現了幾個提供指導的網站。
我按照網路上的說明服藥，等待藥效發作。除了嚴重的抽筋和噁心之外，沒有其他症狀。
我鼓勵所有的朋友，如果發現自己意外懷孕了，就走這條路吧。
波蘭・東部某城市——在波蘭有幾種情況下墮胎合法：危及母親生命安全、性侵受害、亂倫懷孕或胎兒有嚴重遺傳缺陷。
K：我吃的避孕藥不知為何沒有效。我已經40多歲了，有兩個孩子。我們的財務狀況並不穩定，因此沒有計畫要再生一個孩子。
我聯絡了「女人在線」（Women on Web）獲得墮胎藥。
令人壓力最大的時候是等待藥品運送的過程，因為波蘭海關人員現在會搜查類似的包裹。
墮胎期間我獨自一人，但我在網路上獲得很多女性的幫助。這很重要，讓我覺得自己並不孤單。
只有我丈夫知道，我沒有告訴第三個人。在波蘭承認墮胎幾乎無異於自殺。
自由之身
有些女性將墮胎視為自決權的實踐。
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美國許多州都要求女性用藥物墮胎時，必須要有醫師在場陪同，奧克拉荷馬州是其中之一。
Ashley：我有兩個年幼的孩子，而我的婚姻充滿精神虐待，這已經讓我很沮喪了，再來第三個孩子會使狀況變得更糟，讓我無法好好照顧已經出生的兩個孩子。
幸運的是，我發現懷孕的時間夠早，可以通過計劃生育中心的藥物流產。
然後我去待在公婆家，他們可以幫我照顧孩子。每天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浴缸裡獨自休息，不久之後，我開始嚴重的出血。
我沒有為這次流產感到難過。相反地，我認為這是保護孩子們的必要過程。現在已是前夫的男人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愈來愈可怕了。
我沒有告訴很多人，因為我不想和家人爭吵。在沒有對方價值判斷的情況下，更容易和平相處。
加拿大・亞伯達省・卡加利——加拿大聯邦法沒有特別規範墮胎，但省級法律各有不同。在亞伯達省，懷胎未超過20週可合法墮胎。
JT：我在我住的城市的一家診所做過一次免費手術流產，這是我做過的最簡單、也是最重要的選擇之一。
手術那天早上，我不能進食或喝水。我必須帶一位朋友去診所，等手術結束後帶我回家。我們一通過管制入口，我就被允許進入候診室。接著我離開了我的朋友，穿上我的手術袍，和其他病人在公共休息室裡等著。
在做完（我並不需要看的）超音波檢查之後，我來到另一個等候區，接著便被帶去動手術。我同意後，便被上了全身麻醉。
醒來時，我還以為我睡過頭、錯過手術，但其實已經完成了。在診所裡，我很安全也如釋重負。能夠進行流產手術是我一生感激不盡的一件事。
漣漪效應
墮胎的後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在墮胎違法的國家進行這種手術，女性可能得面對生理風險和社會污名化；在墮胎合法化的國家，女性通常能得到護理資源，例如：節育措施和性病檢測。
菲律賓・碧瑤市——菲律賓允許透過墮胎挽救婦女的生命，然而對此法律無明確規定。貧困女性經常求助傳統草藥醫生，以獲得墮胎藥水，全球生殖健康研究機構古特馬赫（Guttmacher Institute）估計，每年約有 1,000 名菲律賓婦女死於墮胎併發症。
Mia：那是在 1998 年，我 20 歲時發生的事。我在父親節前夕發現自己懷孕了。第二天，跟男友見面時，我送了他一張父親節賀卡，他相當高興。
第二天我去做超音波檢查，發現我懷孕兩個月了。我嚇壞了。我和男友從 3 月開始約會，但我們只在 5 月發生過性關係。孩子不是他的。（菲律賓的父親節在每年 6 月的第三個星期日）
那天晚上他到家時，雨下得很大，而且停電了，我還是決定告訴他真相。我可以理解他的難過。過了一段時間，他說選擇權在我。我決定墮胎。
在我的國家，墮胎是不合法的，所以要祕密進行。實施流產的醫生向我們收取了1萬比索（經通膨調整後換算，約為 1 萬 5,000 元台幣），每週要付 1,000 比索——對於一對年輕夫婦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要進行墮胎的那晚，男友把我送到指定地點。一個大約 12 歲的男孩與我會合，我們一起走了幾分鐘，到達一間位於城市較窮區域的隔板房。
「墮胎師」把我帶進一個光線昏暗的房間。她先前囑咐我帶一件睡衣來，有人叫我把它換上。然後她給我一些藥片和一杯水。這時大概是晚上8點左右。然後她指著床，叫我睡覺等到藥效發作。
午夜時分，我因為子宮收縮而痛醒。我呼叫墮胎師，她立刻就現身了。疼痛迅速加劇，在某個時間點她指示我肚子用力推，我就照做了。很快就結束了。
她問我是否想知道嬰兒的性別。我說了，「Hindi（不要。）」她仍然回答是個男孩，説以免我男朋友想知道。
她接著為我清洗，然後她說我該走了。凌晨時，我和同一位男孩一起走回路邊。我男朋友正等著我，我們就一起回家了。
隔天我的乳房開始漏初乳，讓我手足無措，我不知道熱敷會促進母乳分泌。（即便女性懷孕 10 週便墮胎，仍有可能分泌初乳，這是泌乳的早期階段。）
我最後患了嚴重的乳腺炎，需要動手術。我不得不告訴外科醫生事實，但我懇求他不要告訴我的父母。從書面報告看來，我好像只是受感染罷了。
最後，我從法學院退學，因為我不得不接受乳腺炎感染的手術。後來，我轉而從事護理工作。
直到現在，我的家人還不知道我曾墮胎，它仍然是個無法談論的禁忌。我後悔嗎？一點也不。我還沒有準備好成為一位母親，或面對一個不是因愛而生的孩子。
愛爾蘭・都柏林——在 2018 年投票廢除墮胎禁令之前，愛爾蘭的合法墮胎只允許用於拯救女性生命。
Amy：我們萬分期待的寶寶被診斷出先天無腦畸形，那是個致命的症狀。我們必須安排到其他國家進行墮胎手術，所有費用都要自行支付：機票、旅館與手術。
我們用手提行李帶回寶寶的遺體，自行祕密埋葬。
丹麥・哥本哈根——在丹麥，孕期未滿 12 週皆可合法墮胎。
Stine：我發現我懷孕了，但我不想要孩子，所以就去墮胎。
我一看到驗孕報告呈陽性，就打給醫生說明我的情況。她對此毫無評論，直接給我一間診所的號碼，這個診所離我住的地方只有 14 公里，所以非常方便。
我打到診所預約兩天後的手術。婦產科醫生做了性病檢查，並確認我沒有任何疾病或病毒感染，然後告知我藥物墮胎的程序。
我在幾週後回診，以確保一切正常。
這完全沒有花我一毛錢，完全免費。我只付了止痛藥的錢。
我還沒有告訴我的父母，因為我還很年輕，但是我的朋友們都很支持我。這對我來說完全不是什麼大不了事，所以我已經不再跟朋友談論起這件事了。
Hannah Drossman/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