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美國「夢想者」的啟發，一代無國籍證明的歐洲人正在為自己的居留權而戰，並出面講述他們的故事
「為什麼你講話這麼像英國人？」當 15 歲的伊傑瑪・摩爾（Ijeoma Moore）遵循指令為自己和 10 歲的弟弟打包行李時，移民官這麼問她。2010 年的那個早晨，警察抵達他們在倫敦的家，當時他們正在吃早餐，準備出門上學。「因為我是英國人，」少女答道。
不然她還能是什麼人？她自 2 歲起便在英國生活了。她愛喝茶、愛吃吐司，也愛看「白癡電視」（stupid telly，英國俗稱電視為 telly）。但她母親多次向英國內政部申請居留權都遭拒，摩爾並不是英國公民。
還穿著校服的孩子們與前來探視的父親（她母親那天不在家）被置於內政部的廂型車裡。摩爾覺得自己彷彿在看著電視上別人的生活。他們被帶到一個移民拘留中心，她在那裡三度險些遭驅逐出境。最終，她和母親及弟弟被安置在收容機構，而她父親則被送到奈及利亞。「我必須急速長大，像媽媽一樣照顧弟弟，」摩爾説。
十年過去，摩爾現在仍然不是英國公民。在她年滿 33 歲以前，她都無法成為官方認定的英國人——屆時她到這個國家已滿 31 年，並說得一口英國腔了。而且，也無法保證她會不會沒錢支付水漲船高的各種費用，或是內政部在成堆所需證明中弄丟一份文件，又或是移民規則再次更改。
歐洲夢想者
在美國，他們被稱作「夢想者」，這些沒有身分證件或「外來」的未成年人作為一個群體，在《夢想法案》（DREAM Act，全名為《未成年外國人發展、救助和教育法案》）下，為獲得合法地位努力了 20 年。在大眾心中，他們的奮鬥與美國夢相連，贏得了廣泛的民意與兩個黨派的支持，進一步促使歐巴馬出手干預，在 2012 年推出「童年抵達者暫緩驅逐辦法」（簡稱 DACA），允許在兒時非法入境的人在美居留與工作。儘管美國最高法院今年中已做出對夢想者們有利的判決（註1），這份保障在川普政府下仍是風雨飄搖。正如歐巴馬於 2012 年所言：「他們在內心、在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是美國人，唯獨在紙面上不是。」
歐洲也有自己的一代夢想者，但和美國夢想者不同，他們的故事多半不為人知。只有在像蘇格蘭出生的歌手巴米・托馬斯（Bumi Thomas）這種名人被勒令離開英國時，移民規定阻擋著人們留在其出生或長大的國家一事才會激起公憤。歐洲有數百萬名像托馬斯一樣的年輕人，出生在鮮為人知的法律的「對立面」——在托馬斯的案例中，那道法律是限制了屬地主義的《1981 年英國國籍法令》。這些人從小就認同自己是英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或歐洲人，但現在卻被困在進退維谷的窘境之中。驅逐出境的威脅懸在他們頭上，因為，就像美國的夢想者一樣，他們少了一紙在「正面」的文件。
「美國夢想者」已經演變為一場影響深遠的運動，並改變了多數美國人對無證人士的看法：他們是家人、奮鬥者、愛國者。在歐洲，民粹政治人物和右翼媒體還在替「無證人士全是千人一面的機會主義者」這類觀感煽風點火。歐洲無證人士多為年輕人，許多人在很小的時候就來歐洲了，甚至有些人是在歐洲出生的，而這些事，大眾所知甚少。
歐洲迫使其夢想者活在陰影下。許多人永遠活在遭拘留或驅逐的恐懼裡。在他們 18 歲生日那天，工作、上大學、旅行和投票全成了禁忌。有些人靠著一個又一個臨時居留證過活，鎮日戰戰兢兢，唯恐失去下一個。其他人幾乎看不到合法居留獲准的希望。在某些國家，隨著 2015 年橫跨地中海的難民潮引發政治反彈，這些限制措施更進一步惡化。
但現在，一些厭倦了當隱形人的歐洲夢想者，正冒著一切風險公開其移民身分，發起一場呼應美國夢想者的運動，為他們在歐洲的未來大聲疾呼。
《衛報》訪問了幾位歐洲夢想家，並調查了把數百萬青年困在無證窘境的政策法規。
受美國啟發
在 2016 年倫敦市長選舉的造勢活動中，在刺眼的聚光燈下，伊傑瑪‧摩爾心如擂鼓，她站在數千人面前，講述自己遭拘留和爭取合法身分的故事。「伊傑瑪，妳是一名倫敦人，」後來的勝選者薩迪克・汗（Sadiq Khan）對她說道。
自被帶去拘留所之後的幾年裡，摩爾的人生被擱置。雖然她在 2015 年獲得了有限居留許可，但仍無法讀大學。
英國的「敵意環境」政策（hostile environment）是一次移民規範的緊縮，拒絕了大多數人（如摩爾）的學貸，並要求他們支付與外籍學生相同的大學學費。此外，申請公民身分的等待時間延長至 10 年，甚至 20 年。包括 2015 年引入的移民健保附加費在內的相關費用，幾乎翻了兩倍，與此同時，幫助家庭適應新規定的援助則大幅削減。
然而，後來重新以「合規環境」（compliant environment）之名包裝（註2）的敵意環境政策，卻破壞了自身的立意：減少無證人口。「他們不僅是讓非法移民更難在這裡生活，還讓那條從非法到合法的路變得更艱難險阻，」科拉姆兒童法律中心（Coram Children’s Legal Centre）的移民權利計畫總監安妮塔・赫里爾（Anita Hurrell）説道。「即使你要留下來的說法強而有力，也無法走到下一個階段。而這似乎讓非法者又增加了。」
摩爾第一次出國是去德州休士頓，數百名無證青年社運人士聚集在那，參加美國最大夢想者網路「團結則夢」（United We Dream）舉辦的會議。
受他們所啟發，這位年輕的英國社運人士最近成立了一個新組織「我們屬於」（We Belong），為在英國長大的人爭取更短、更負擔得起的入籍途徑。
去年摩爾終於開始讀大學了。她想要成為一名兒童心理醫生。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摩爾天天打給母親，她是一名關鍵工作者（key worker，英國政府認定在封城期間，為保障社會安全與基礎運作而仍需上工的前線人員）。「妳有碰什麼東西嗎？」摩爾問。「妳有吃飯嗎？」
生於歐洲
歐洲的無證兒童並非全是移民；許多是在歐洲出生的移民之子，例如揚尼斯・阿德托昆博（Giannis Antetokounmpo），這位 211 公分高的國際籃球明星被暱稱為「希臘怪物」。如同上萬名生於希臘的孩子，他因為雙親的關係，一直被排除在希臘公民身分之外，直到 2015 年改變到來（該年希臘國會通過一項修正案，明定移民之子取得合法身分的條件）。而這個改變，花了第二代移民領導的組織「移民二代」（Generation 2.0）九年的時間提倡。但是生於希臘的孩子們仍為法律遺漏，或尚須為幾紙文件等上好幾年光陰。
在義大利，由於右翼的強烈反彈，類似嘗試一再受挫。「當我們開始對外發聲時，國會議員和政治領袖都把我們當火星人看待，」寶拉・鮑黛特・維范柯（Paula Baudet Vivanco）說道，她是「沒有國籍的義大利人」（Italiani Senza Cittadinanza）運動的發言人。1980 年代初期，年僅 7 歲的維范柯跟著逃離皮諾切政權的智利異議人士父母來到義大利。維范柯直到 33 歲才取得義大利國籍。
「他們不知道我們存在——他們不知道，有一些從小在義大利長大的成年人曾歷經這種種，並爭取著自己的權利，」她説。「但義大利是我們的國家。」
尋找家人
歐洲夢想者還包括獨自入境、或遭人口販運來的兒童。像是從衣索比亞被賣到波斯灣、再到英國做家庭奴隸的席若（Shiro，非本名）。她説，一路上待過的每個家庭都曾虐待她。2015 年，英國通過了反奴隸立法（《現代奴隷法》，Modern Slavery Act），但該法卻未保護人口販運倖存者免於遣返出境的命運。
三年來，席若一直無法說服內政部官員，她來英國時還只是個孩子——她護照上的年齡經人偽造，以便販運。那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她與「恐怖的」人們一起生活，不能報名英語課程，又害怕被送回衣索比亞。現在的她加入了一個由人口販運倖存者組成的團體，他們與慈善機構 Ecpat UK 聯手為獲得移民身分疾呼。「我們全都沒有家人，但可以互相分享自己的故事，」席若説。「我們必須捍衛彼此，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合法化之忌
在愛爾蘭，一場無證青年的運動「年輕、無證、強大」（Young, Paperless and Powerful）贏得了壓倒性的公眾同情，以及政府各階層的支持。2019 年 11 月，美國「團結則夢」的聯合創辦人克里斯蒂娜・希門尼斯（Cristina Jimenez）至都柏林拜訪該組織。同月，時任愛爾蘭總理李歐・瓦拉德卡（Leo Varadkar）將愛爾蘭的無證青年比做美國夢想者，而美國夢想者中，有些就是在無簽證狀況下赴美的愛爾蘭裔人士。「他們在這裡長大，他們說著一口都柏林、科克，或多尼哥郡腔。他們不能被驅逐出境，」瓦拉德卡這麼對愛爾蘭國會説道。
今年 6 月新組建的愛爾蘭聯合政府承諾為長期無證人士「闢新徑」取得居留權，倡議人士表示，此乃一大進展。但政府仍受限於歐盟義務，這意味著愛爾蘭將不會赦免無證移民。如同瓦拉德卡説的：「歐盟已認同，不會予以特赦。」
這十多年來，「特赦」一直是布魯塞爾的歐盟政策制定者所忌諱的字眼。在 2008 年以前的十年間，在種種「合法化」（regularise）無證移民身分的措施下，多達 600 萬人在歐洲國家取得合法居留權——直到歐洲政壇開始反彈，宣稱他們會吸引更多移民，並將「合法化措施」變成歐盟的一個政治禁忌。部分歐洲國家仍義無反顧地悄悄繼續。曾在 2005 年執行歐洲最近一次大規模合法化措施（二度特赦非法移民）的西班牙，在疫情爆發之後，草根組織又發起了新一輪的倡議活動。
這場危機教會我們「忽視那些脆弱之人的後果，你承擔不起：如果你不善待全部的人，那麼全部的人都會遭殃，」無證移民之國際論壇組織（PICUM）負責人米雪兒・勒沃伊（Michele LeVoy）說道。「這次疫情，提升了那些社會上真正最脆弱之人的能見度。」
歐洲的倡議人士堅持，無證兒童應有一個獲得合法地位的途徑，不受雙親狀況左右，不需高昂費用，沒有最低收入門檻或官僚障礙；且應以孩子的「最佳利益」和他們在該國生活的時間為本。勒沃伊表示，「三年對小孩來說，已經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驅逐夢想者
2017 年夏天，數百名阿富汗青年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主廣場紮營近兩個月，以抗議該國將兒童遣返至阿富汗。他們自稱「瑞典青年」（Ung I Sverige）。在他們的組織宗旨寫著：「我們想在這裡認真生活，讓這個國家更強大。」
同樣在那個夏天，那比・伊斯坎達里（Nabi Eskanderi）拼了命地去游泳。這名 17 歲的少年在阿富汗內陸的乾旱地區長大。在四面環海的瑞典厄蘭島上，他開始上游泳課。伊斯坎達里在 2015 年經陸路和海路來到瑞典；在不小心毀損了一本《古蘭經》後，他逃離了阿富汗。庇護申請遭拒後，他靠著游泳幫助自己在夜裡入眠。
某天在游泳池，他邀請一位女孩一起參加水上排球賽。他們成了朋友，並慢慢發展成戀人。伊斯坎達里見了珍妮佛（Jennifer）的雙親，後來又見了她的祖父母。他和他們一起過聖誕節，並為自己能參與家族聚餐、互相送禮而振奮不已。
「瑞典青年」的抗議並沒能阻止遣返。警察出現那在他面前時，伊斯坎達里人在女友家中。警方向她保證，他很快就會被釋放。然而在數週的拘留之後，他被送上飛往阿富汗的班機。但不是送他回鄉，那是他第一次踏足坎布爾。
他開始真的藏匿，躲在瑞典社運人士經營的合租屋中。現在還太危險，不能回到家人身邊；即使在坎布爾，他也擔心人們會對從歐洲回來的人抱有敵意與疑心。他想念瑞典的風景、歐式浴室，和對宗教的自由態度，但他最最想念的，是珍妮佛。
當珍妮佛告訴他，她有多麽想念他時，他很難過。他們討論了她是否能幫他取得回瑞典的簽證，但伊斯坎達里對瑞典移民當局會否放行存疑。要是所有方法都不管用，他在想，怎樣才能賺到足夠的錢，去支付走私業者的費用。
「我在瑞典改變了很多，我覺得自己屬於那個社會，」他說。「儘管有很多人想讓我留在瑞典——他們甚至將我稱作家人——但我卻無能為力，也沒有任何人能幫我。」
註1：2020 年 6 月 18 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廢除「DACA」的舉措為非法行為。
註2：英國內政部的「敵意環境」政策導致了 2018 年的「疾風醜聞」：因許多疾風世代（從前大英帝國加勒比海殖民地移居英國本土者）和其他大英國協公民無法提出證明其居留資格，而誤捕、誤驅逐了至少 83 人。事後，內政部長引咎辭職，而繼任部長則為了與推出此政策的前前任部長、彼時的首相梅伊（Theresa May）切割，改以「合規環境」稱呼此政策。
文 Charlotte Alfred（Giacomo Zandonini 亦有貢獻。此文是與 Lighthouse Reports 的移民新聞編輯部合作的系列報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