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已故的英國導演羅納德.艾爾(Ronald Eyre)為《BBC》製作一系列全球宗教調查的紀錄片《The Long Search》,在世界13個國家進行訪查,台灣是其一,作為展現道教「平衡精神」的文化櫥窗,民俗生活景象首躍國際頻道。台灣被選為華語世界代表的機緣,源於一本國人自製的英文雜誌《ECHO》、即《漢聲》雜誌前身。
一年後,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為新聞局發布的相關斷交文件翻譯者亦是《ECHO》與《漢聲》的創辦人吳美雲。197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和文化青年在外交挫敗中覺醒,成為「現實世代」,亟欲對外展現民族文化的本色與話語權,而青年人內省探索、凝望鄉土的風潮卻擦槍走火,意外捲動一場文化翻土,台灣化的「鄉土」覆蓋復興中華文化的「母土」
45年前,《BBC》紀錄片開場在台北市八德路巷弄的吳美雲住所兼《漢聲》辦公室裡,艾爾與「漢聲四君子」中的吳美雲、黃永松、姚孟嘉訪談,當時奚淞尚未加入。艾爾問三人:「會說英文嗎?」英語近母語的吳美雲說:「我說英文、他(姚)說台灣話和中文、他(黃)說客家話和中文。」
黃永松,出身桃園龍潭的客家人、負責美術編輯、也拍照,是大家口中的「老黃」;姚孟嘉是台北巿人、負責攝影,叫「小姚」;吳美雲是黨國元老吳鐵城的長孫女、因父親曾任職於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而在美國出生,英文名是 Linda,負責寫稿與廣告業務。祖籍上海的奚淞,從法國巴黎美術學院留學返國後加入。「漢聲四君子」歧異的出身背景,如同台灣族群分布的縮影。
大轟炸下的劫後餘生
45年後,《漢聲》仍靜置在八德路小巷裡的辦公室,雖在馬英九任台北巿長時曾頒「漢聲巷」一時聲名鵲起,如今卻顯冷寂。吳美雲和姚孟嘉仙逝、奚淞退休,年近八旬的黃永松獨撐局面。
1971年出版英文《ECHO》、1978年再推出中文版《漢聲》取「大漢天聲」之意。《ECHO》意在東西方交流,中文版《漢聲》則為了銜接古今,旱地裡拔出高聳的台灣專業藝術及民俗工藝雜誌標竿,是1970年代文化內省、探向民間現實的軸線。在未知的時代裡提鍬翻土,栽種出的豔色花蕊,卻自有其野性的生命力。幾經春秋,種花人與賞花人,看見的風景已不同。
問他創辦《漢聲》的過程,黃永松從自己兒時開始說起。
「我是抗戰勝利前兩年、民國32年出生的,日治時期怎樣我是沒有記憶了,但聽我媽媽說,我小時候長得很胖,那時候她得揹著胖胖的我躲轟炸、跑防空洞的。我是在長大後才瞭解這個情況,這種情懷是很複雜,為什麼呢?那時我躲的是美軍的轟炸呀。」光復之後,台灣反被納入美國第一島鏈,防堵共黨滲透東亞、也納入美國保護大傘。
黃永松的生命歷程,折射出台灣人荒謬而矛盾的身世背景。「劫後餘生啊!劫後餘生!」他說了兩次,「我們是這樣過來的。」倖存不易、世事無常,他眼裡焦點始終定焦在老百姓,關注百姓的食、衣、住、行,常民生活,便是《漢聲》的根底。
當年吳美雲口中「Angry Young Man(憤怒的青年)」的黃永松,50年如一日,還踏在時代激流的滾石上捕捉加速流失的民俗藝術。Angry,不再如昨日張狂少年擺在臉上、已收藏在今日老人的心底。依然是仙風道骨,依然是一件多口袋的攝影背心,隨時要上路田野的姿態。
傾斜無頭的裸身背影
從小愛畫畫,中學又迷上柔道、國術,好動好交友,大學不想讀死書,考上國立藝專(現改制為台藝大)如魚得水,「這裡有影劇系、有電影系、音樂系,有美術設計、美術印刷,大概在我後來做《漢聲》技術方面的需求,我們學校通通完備。」黃永松言語裡依然帶一絲調皮。
1966年,台灣第一位留美的電影碩士陳耀圻拍下他與同校好友牟敦芾、黃貴蓉,登上新竹五指山登山過程的紀錄片《上山》。在〈加州夢〉的音樂中,他們對當年冷戰下全球青年掀起一波波反越戰、性別解放等各種抗爭潮流尚無感,但對內部保守與戒嚴體制的挫折和反叛已湧生,牟敦芾說此生不拍電影寧願死,黃永松則茫茫說:「我們只喜歡爬山。」
同樣在五指山的觀音禪寺,黃永松的高中同學張照堂曾拍下他「頑石般的裸身軀體斜置於山頂上」——苦悶、頹廢、蒼白而傾斜的無頭裸身背影,成為張照堂大師級的經典作品。張照堂日後寫下:「石頭不需要記憶,不用說話,正如大自然不必叨擾人們費心去命名一般,它們兀自存在,它們都是恆久的,不若人體那般短暫。」
那一年,他們只有19歲。對藝術、生命的探尋生猛有力。
藝專畢業後,黃永松在陳耀圻引薦下進入中影擔任美術指導和劇照師,第一部拍的是《金玉夢》紀錄片,由〈水漫金山寺〉、〈拾玉鐲〉、〈蝴蝶夢〉三齣京劇戲碼的白素貞、孫玉嬌、田氏串起少婦、少女到老婦的女人一生,由傳統戲曲探索女性成長,舊與新、古典與現代兜在一塊兒。而陳耀圻細膩的美學和嚴謹的紀實要求,每個行當的繡花、頭飾、服飾得一個個拆解、分門別類,取各種角度鏡位,還要依次序和用途說明註釋,這個讓黃永松為《漢聲》奠下「體、用、造、化」的田野調查法則的基礎。
說「此生不拍電影寧願死」的牟敦芾,畢業後真的自導自演和影后歸亞蕾合作拍了《不敢跟你講》,批判保守社會價值和教育觀,黑白的影片,頗有楚浮《四百擊》的味道,黃永松是美術指導。
「我是學美術雕塑、牟敦芾學電影,在學校時大家都看對方『不錯哦』,一起在校外的婦聯一村租屋當室友,我們就約定,以後我開畫展、搞藝術活動,你來幫忙;你拍電影、我去幫忙⋯⋯,就是這樣。」
尚未有明確性的思想覺醒,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碰撞在一起,不知不覺便打破陳規,出發點只是:「喜歡做,就做吧!」
踩在新時代發生的需求點上
同條時間軸下,海歸的吳美雲自幼由國外看台灣,反而留存著1950年代台海危機的緊張感、也強烈感受到台灣在國際被漠視的孤立感。「Linda 從小長在國外,外國人看她黃皮膚黑眼睛,直覺認為她是日本人,聽到『Taiwan(台灣)』又以為是『Thailand(泰國)』;回到台灣讀美國學校,不懂中文的她渴慕自己國家的文化,又被稱做『老外』。」黃永松說,《漢聲》的緣起和能夠持續,主要還是吳美雲。
本誓做「現代花木蘭」,吳美雲赴英國讀研究所專攻戰略和軍政,想保家衛國。返台後發現兩岸情勢和緩,暫無戰場可上了,在長輩建議下,用筆報國。「她一開始想辦報,想告訴西方國家台灣的可能性,來台灣投資。但那時候報禁還沒解除呀,辦報紙行不通,就想辦雜誌,不過還是鎖定政經為主的內容。」黃永松述說往事,也覺有趣。
因為牟敦芾的《不敢跟你講》,讓吳美雲找上了黃永松。這部寫實風格缺乏商業魅力的影片,當年連公開上映的機會都沒有,只在藝文圈圈裡傳。經人介紹看了這片的吳美雲,深受影片美術風格吸引,主動找上黃永松。黃永松笑說,「美術設計風格和理念,那時我完全沒有概念呀!就是一群20多歲的年輕人自己摸索出來。」
「想讓西方國家看見台灣」,成為吳美雲辦雜誌最強烈的欲望。再加上負責編寫的她不會寫中文,因此一開始由英文版《ECHO》出擊,結果,不但趕上了1970年代後台灣經濟起飛,來台外商增加,透過《ECHO》報導傳遞,《ECHO》成為台灣文化的國際展示櫥窗;同時間中國文革的封閉下,台灣的國際發聲也主導了大中華文化的話語權。
黃永松和姚孟嘉,帶著吳美雲登玉山、走大甲媽祖遶境、踩查廟宇、進入鄉間田野,填補她不曾被滋養過的家鄉風土與常民生活經驗,雜誌調性也由初期的綜合性質,全面轉向民間傳統藝術。
當時的他們並不知曉,一迴身就走進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匯流的轉彎口。
「現在回頭看,我們是踩在一個時代發展需要的那個點上,那時候東西文化碰撞愈來愈迫切、台灣經濟起飛變成亞洲四小龍⋯⋯,是這些時代力量一起整合起來(開創新藝術),但開頭的時候不是那麼明朗呀。」
也是再回首,牟敦芾的《不敢跟你講》才被重新看見,人們驚豔在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浪潮之前,竟然就已有新電影雛型,早已改寫了台灣電影的敘事語彙,在2018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公開放映後,獲世界巡迴放映並反應熱烈;而《上山》則被認為,讓冷戰時期的台灣電影,連接上世界的電影浪潮。
《BBC》、IBM 都來了
1970年開始籌備、1971年1月《ECHO》創刊,就做了媽祖跟京劇,正如拍攝《金玉夢》時扎實的訓練,把遶境陣頭、京劇行當逐一拆解,現今流行的「開箱文」式圖解,50年前他們就這樣玩;當期封面黃永松以版畫手法,讓相紙反覆曝光後局部套色,做出高反差的蒙太奇風格,迄今仍高掛在台灣雜誌封面的經典區。50年來,《漢聲》無論在影像設計、印刷紙張、甚至開本裝訂上,都不自我重覆——設計不是門面、就是精神內涵。
但是成本是大問題,一度因為付不出印刷費,吳美雲到處拉廣告。
「我們正好對上那個時代,外商來台灣,她英文又很好,去拉廣告一下就拉到,因為外商沒有地方登廣告啊。之後她去華航拉廣告,華航一看書就說,他要買我們的書放在航班上,結果這様,就讓 BBC《The Long Search》的製作人看到了。」
黃永松提到,當時中國文革進不去、他們去香港也找不到好素材,轉機時在華航飛機上看到《ECHO》,直接飛到台北殺來《漢聲》辦公室。
《ECHO》開創機上雜誌的先趨,成功把台灣的民俗文化「外銷」,甚至開啟了民俗工藝產業創生的契機。
1976年,他們大幅報導了瀕臨凋零的美濃紙傘製作,雜誌刊出一個月後,一個老外跑來《漢聲》找黃永松,操著流利中文說,想找報導裡的廣進勝紙傘林享麟師傅拜師學藝。黃永松嚇一跳,問他:「你為什麼要學這個?」沒想到,這位老外是 IBM 公司派來台灣學藝、研究。
當時 IBM 是電腦設計的龍頭,他們從最根本的手工藝解構做起,工程部門設有做全球手工藝調查研究的小組,學紙傘的這位,學藝的任期是兩年。這也給了黃永松新的啟發:
「一個民族要重拾、做好自己的手工藝,才會有手工業,然後才會發展工業,最後才能發展好精密工業。」
《ECHO》最紅火的時期,曾銷至30多個國家,在荷蘭和日本都有海外編輯中心,雜誌可以賣上好幾萬本。1978年,中文版《漢聲》創刊,除了持續蹲點的田野調查,更有系統地建立台灣民間文化的基因庫。
人是最重要的事
因人力和財力吃緊,1976年8月《ECHO》停刊。中文版《漢聲》至今持續出版,原本是雙月刊,但愈做愈任性,什麼時候編好了、什麼時候出,現在很潮的「慢雜誌」、「MOOK」雜誌書,他們早就這樣做了。出刊不定時、厚薄不統一、價格也不一定,迄今發行200多期,每期價格由360元到540元都有。但幾乎本本逸品,行家訂戶遍及海內外。
「我們讀者很寵我們的。」說這話時,黃永松很是自豪。漢聲巷的書牆上,最近做了透明板把雜誌鎖上,不是怕被偷,是怕被讀者「搶走」,「有些期本來我們也沒有,還去別的舊書報攤去找回來。」
《中國米食》是最暢銷的一期,賣了10幾萬本,封面是由不同國家的米粒構成的「米」字,這是編輯到各地去搜羅回不同種的米,將一粒一粒的米黏在透明版上,才拍下書封。《山西麵食》三冊封面是用麵粉撒出來的。不只民俗民藝,1996年更出了一套三本、台灣首見「有機報告」深度報導,系統性介紹有機蔬菜與自然農耕。
廣為傳誦的《中國結》,是探訪作家施叔青時,見她從香港帶回很多漂亮的繡片,「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櫃下,透著陽光拍照,大家看了很有興趣,就想,我們來整理這個技術、把它推廣一下吧。」編輯團隊就到中華路民藝品店找了繩,逐一拆解後、再歸納出不同的編織法,都變成中國結專家。這在1990年代大轟動,德國出版社貝塔斯曼(Bertelsmann)更譯成德文版。黃永松是為「中國結」命名的人,日後流行回中國,中國人覺得竟然是在台灣整理出這個傳統工藝而感「羞愧」。
更狂的是,《漢聲》200多期,只有一期的封面用了外部的照片,是2005年出版的141期「布牌子」專輯,黑白封面照裡沒有擺拍的主角、卻是濃濃的敘事——兩個布商一手拉著、一手比著價錢。拍攝者是法國攝影大師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很低的授權費讓《漢聲》刊載。
但是他們也有不想「記錄」的事。
1972年,鄉土美術界天外飛來一筆的高潮就是素人藝術家洪通。很少人知道,最早發現洪通的,就是黃永松和黃春明,黃春明早年也為《ECHO》寫報導,那時他們做廟宇調查研究,逐一報導台灣信眾最多的3座廟:北部指南宮、北港媽祖廟和南鯤鯓代天府的王爺廟。就在王爺廟前,見一小販正在展開畫的卷軸,兩人探身,眼珠子快掉下來,那是從未見過的畫風。黃永松攝影師的職業反應拿起相機拍照,然後洪通跑出來說,「這是我畫的,我家更多,可以帶你們去看。」
「他的畫就是無限的『天機』,那種造型、構圖,是前所未見的,我當場就覺得,畢卡索、馬諦斯算什麼呢?」黃永松如此形容。進入洪通似穴洞般的家,黃春明和洪通聊得愉快,洪通拿出一本本小學生的筆記本,滿滿的畫。但一瞬間,洪通突然變臉,指著黃春明說他偷自己的東西。當下他們知道,洪通的精神狀況不太穩定。
回來後,黃永松和黃春明討論:「要不要報導?」最後決定,考量洪通的狀況,先不要報導。但另一名南部的記者,隔天跑去找洪通,先投稿到當時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此,洪通聲名大噪,掀起一波時代狂潮。黃春明後才以《瘋狂藝術家》寫下最真實的訪談刊登在《ECHO》。
洪通究竟是媒體創造的神話?還是台灣當代藝術大師?爭論迄今未休。「後來許多報導他的人,也私下收了他的畫。」洪通的畫讓許多人受益,但他自身卻不堪名利困擾,貧困終老。「我們拜訪很多民俗藝師,從來不收他們的東西。」黃永松、黃春明不約而同說:「人格,是最重要的事。」
一個定睛土地的現實世代
1970年代有太多由鄉間竄出的瑰寶,都由時代面向民間的風潮帶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一書,即分析台灣1970年代有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浮現,有別於階級、族群、性別、教育、區域等,是經歷時代創傷的覺醒後形成,帶領台灣走出上一代流亡心態,開始「回歸現實」,定睛在自己的土地、人民與歷史之上,進而開展出一系列的政治社會改革行動。
近年連續策劃「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野根莖——2018台灣美術雙年展」的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龔卓軍指出,台灣自1930、40年代由日本金關丈夫出版的《民俗月刊》後,少有以俗民社會角度來思考文化,1950、60年代更是空白,《漢聲》這樣美術思維雜誌有一定程度地結合上。但是,以台灣人為主體、面向大眾的文化史論述,一直不清晰——《民俗月刊》是日本的文字和詮釋,《ECHO》是英文的報導、透過機上刊物向國際發聲,還是包含著「他者」的眼光。
但龔卓軍也認為,1970年代全面帶起了藝術下鄉的浪潮,與當時台灣退出聯合國、台日斷交的「亡國感」時代氛圍有關。 特別在台美斷交後,「美國放棄台灣」的感覺,讓台灣文化觀點面臨了「經驗上的危機」,要凸顯有別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正統中華文化」,那麼原本稱的中華民族「五族共和」便不再能滿足,又要翻轉冷戰結構下西方統轄的文化和美學觀,「必須要有新的東西『擋』一下,只有博物館裡的『物件』是不夠的,必須重新經驗所謂的「中華文化」。」
當然,官方也有外交挫敗的壓力,認為年輕人如果搞學潮、不如下鄉,也鼓動這樣直面民間的浪潮,原住民文化便開始受到重視。1970年代不只出現了第一代文史工作者下鄉,像是旅法歸國的畫家席德進也進到台南,拍攝了佳里興震興宮,並訪查鐵工師、木刻師、廟宇畫師等,蔣勳、林懷民等都進到鄉間、原住民部落,對民間藝術進行調查。
結果「復興民族文化」,走到了另一個岔路上。
「政治上的需求,希望透過人類學者、文化運動者、藝術家去補上所謂『正統中華文化』的鴻溝。但藝術界下鄉後,卻反而產生更大的隙縫,因為大家看到的民間工藝、藝師、人的關係、空間構造和族群文化的差異,傳承已出現凋零、敗壞、庸俗化的問題,甚至是不夠『純粹』的中華文化。」龔卓軍形容:「我(官方)要你看台灣、不是真的要你『看台灣』。」藝術下鄉的走向,與官方論述的方向產生歧異:
「這形成了文化反轉,脫離了官方論述,『母土』也不是『母土』了,藝術界出現『瞭解台灣文化,是為了台灣本身』的態度,讓文化史觀產生了根系上的轉換。」
與《ECHO》同年孕生、同執牛角的《雄獅美術》,以藝評為特色。1976年刊出王淳義的〈談文化造型工作〉一文,讓台灣首度出現「文化造型」運動的討論,雖不如文學上的鄉土論戰那麼轟轟烈烈,卻帶動藝術界和美術界對「台灣藝術」內涵、以及寫實主義與民俗工作的激證。
儘管因外在觀念與在地認識不斷衝突,「台灣藝術」可能永遠是一個「辯證的過程」,但1970年代率先展開了對話;而當年復興中華文化的運動,也確實擦槍走火推促本土黏著性愈來愈深,意外掀起文化內省的「台灣化」開端。
新一波的鄉土藝術形式
作為鄉土藝術先鋒者,黃永松鍬開的那片土,或許與今日台灣定義的「母土」不同。
但龔卓軍認為,撇開「你的母土是不是我的母土」,那代人能夠花數月、數年記錄、投入田野紀實到這個程度,用身體直接到達現場,這是美術學院教育沒有做到的,「而且精采的編輯和設計,給了藝術雜誌精緻化的介面示範,大家找影像視覺的素材,多半拿國外雜誌刊物參考,當年英語版的《ECHO》是直接和這些國外雜誌做競爭比較的,是很不可思議的事。」
藝評人、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王聖閎也提到:
「其實鄉土文學論戰後發展出來的愛鄉愛土主旋律,也有反映在某些鄉土美術上,卻是一味懷舊、樣板。《漢聲》他們切割了這種樣板,在設計的視覺性上提供了一種精緻的格式,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幾年的地方創生、文創產業,在談到台灣的時候,試著要去找尋前面的視覺元素,就是從當初(《漢聲》)這些貼近台灣在地文化脈絡去找,這些是很重要的學習,超越了政治,文化的脈動從設計呈現上仍然可以連結回來。」
時至今日,「鄉土」還是台灣藝文的關鍵字嗎?
龔卓軍、王聖閎的觀察是,它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藝術季、文化節也成為另一種串聯人與地方的介面。龔卓軍策劃、正在台南進行的《2022Mattauw 大地藝術季》,超過60件藝術作品及100場文化的探索,而近年的大地藝術季熱潮,也帶動另一種地方踏查。
王聖閎認為,這與近年各地方文化場館的建立有關,透過藝術季、文化節等,開始帶動一些地方考察,「雖然也有觀光化的考量,但投入的資源變多了,也讓青年能夠在地方上有依附,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新的藝術形態,它延伸出刊物、辦社區工作坊,建立社群的連結性、強調實踐,透過這樣的方式,把這些文化資源留在地方,文化的儀式感變得更有活力。」
日久他鄉即故鄉
「一個民俗若要保持自己特殊的活力和創造性,必不能忘記了我們原有的文化軌跡。」
──1971年吳美雲為《ECHO》創刊寫下的發刊詞
2003年,《漢聲》的北京分部正式成立,近年編輯重心在中國。疫情前,台灣漢聲巷裡來訪最多的也是中國旅客。我們拍照時,老練的工作人員一旁善意提醒黃永松,哪本書是簡體字,不要拍吧。
時代氛圍轉場,是否遭遇挑戰?黃永松說得明白:「你們會感覺這樣子的不同,但我還是很簡單,我還是從人這個角度來看,人是最重要的,因為時間的關係,讓人活下來;因為政治或者災難變動的關係,讓人在空間裡移動、移民。」
他說起黃家族譜,黃家是桃園龍潭人,往前溯源來自中國河南,經歷漫長的遷徙,渡海來台,落戶桃園。「我是黃家江夏堂第八代,我們黃家的祖訓是:『駿馬匆匆出四方,日久他鄉即故鄉。』」
「我所熱愛的,就是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傳統生活。異質性愈大的地方、愈多樣態,所以往鄉間跑。我們的時代影響就是下一個新時代,但是我心不能忘舊,我做的事,就是盡量讓人有機會溫習一下(傳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