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9 月,我坐在橫亙一片鄉野綠意的板凳上,地點是北愛爾蘭阿馬郡的貝斯布魯克村,試圖鼓起勇氣敲上艾倫‧布萊克(Alan Black)家的門,他是世稱金斯米爾屠殺(Kingsmill massacre)唯一的新教徒生還者——那場悲劇發生在 1976 年 1 月。我當時正在撰寫一本討論南北愛爾蘭邊界的書。我從德里村由西往東走過國境,當時正為該書日後的最後一章研究資料。
當應門的女子告訴我,她的丈夫外出不在,不過稍晚可能會回來時,我幾乎鬆了口氣。然而我手頭還有另一個地址,於是又走過村莊敲了第二扇門。
金斯米爾屠殺發生的景況是,12 名男人搭著一台小巴士下班返家,其中 11 人是新教徒,一人是天主教徒,一群槍手攔下他們,要求那名天主教徒站出來指認自己。他們全都以為天主教徒會被單獨挑出來然後殺掉,所以這 12 人(天主教徒與他的同事們)都不願指認誰是天主教徒。但最後天主教徒還是站了出來,槍手要他跑走。於是他照辦了,槍手對餘下 11 人開槍,10 人遭到殺害。
西謨‧悉尼(Seamus Heaney)在他 199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上提及這場屠殺。他說這場屠殺是「北愛爾蘭心臟地帶髮指的整場歷史裡最令人髮指的慘劇之一」。他下筆寫了那則故事,那名天主教徒「在那抉擇的分秒之間,在冬晚夜幕相形的遮掩下……感覺到身邊的新教工人抓握住他的手,示意說不要,別動,我們不會出賣你,沒人需要知道你屬於什麼信仰或者黨派。」
殺戮之環緊緊相扣
屠殺的十年以後,兩名生還者依然住在貝斯布魯克村,那名全然好運逃過死劫的新教徒,以及那名獲知要他快跑的天主教徒。不久後我就發覺自己已經走到此人的家門口,理查‧修斯(Richard Hughes)。時隔三十多年後,他現身聽著我告訴他想要問他屠殺的事情時,臉上震驚的樣子與蒼白的哀傷,我還是歷歷在目。
「我從沒談過這件事。」他安靜地說。
我頷首,告訴他我明白。
「那些被殺的人是我的朋友。」他追了一句。
接著,在我轉身離去時,我問他是否想過,這些人是要射他,還是其他人。
「你會怎麼想呢?」他反問道,他的語調緩慢又審慎。
然後他關上門。
我回到艾倫‧布萊克的屋子時,他人就在屋裡,他說他沒法談論當時的事情。就在他作勢關上前門時,他遲疑了,並說已經有電視紀錄片紀念屠殺的十周年,或許我該看看那部影片。他自己從沒看過,也不打算看,但他願意在自家客廳放那部影片給我,我就會明白所有我該明白的事了。
不過影片播了以後,我留在客廳,我們兩人一塊沉默地看著紀錄片。當他說:「我早知道小伙子們要死了,我知道他們死了。」客廳裡的氣氛幾乎讓我難以消受。
那幅死屍疊成一疊、只有一人苟活的影像會糾纏我三十年,最後還一路溜進我 2016 年寫完的小說《阿垂阿斯家族》(House of Names)的書尾。
對於活在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指 1968 至 1998 年北愛爾蘭長期、周期性的暴力衝突)的任何一位學生而言,每個事件都環環相扣。任何一起謀殺或者一連串謀殺看來都是由前一起謀殺鼓動而成,每樁暴行似乎都是要報復上一週發生的事情。所以在金斯米爾屠殺的六個月以前,兩邊人馬都幹下多起派閥殺戮。
雖然如今已知金斯米爾屠殺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成員犯下的罪行,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不過,有些人肯定知道是誰幹的。兇手們肯定 60 好幾或 70 好幾了,可能還住在本地呢。
其中許多人安靜度過餘生,遠離公眾的怒火。他們做過的事也許對他們來說也十分遙遠了。
我研究新芬黨上一代的領導階層時,我瞭解這群人是那些準備好伸張己見者,願意曝光並且慷慨陳詞。不過我感興趣的是其他人,那些滿足於殺了些人、不投身政治、活在陰影之中的人。這些人看來斯文,那種溫順、可靠的人,口風嚴密的人。
這些人正是在我著手《阿垂阿斯家族》時,再度思忖的人們,這本書將暴力的念頭戲劇呈現為一道螺旋,將暴力的念頭寫成一種貯存在靈魂裡祕密之處的事物。這本小說也用了阿迦門儂(Agamemnon)、克呂泰涅斯特拉和他們的子女們當作故事人物。
這個故事會纏著我們不放,因為其中描述暴力如何招致更多暴力。我開始閱讀,並重新想像阿迦門農如何愚弄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他告訴妻子,他要嫁出女兒伊菲格涅亞(Iphigenia),而實情是要拿女兒獻祭神明,克呂泰涅斯特拉的怒氣不難想像。我也能察覺阿伽門農的慾望、他的軟弱,再來是他的決心。之後我就能設想克呂泰涅斯特拉下定決心,待時機成熟就要謀殺丈夫。而我也能想像他們另一個女兒厄勒克特拉(Electra)的處境,她的怒火又是如何撲向母親與母親的情人,並決意這兩個人也該被殺害。
畢竟,當時我可是在伊斯蘭國正熾的時候寫作,當時暴力與仇恨的情景似乎再自然不過,或者至少處處盛行,每天的新聞都看得到殘暴的可欲,正如動亂年代的北愛爾蘭一樣。
蟄伏暗中的輪廓
在我的書裡,我想我需要為克呂泰涅斯特拉找出一種全心篤定的語氣,那種決不生擒、決不饒恕的語氣,填滿無情與暴烈的語氣。我於是尋找起飽受失落與羞辱所苦之人的聲音,此人還心意已決,願為復仇無所不用其極,並享受其暴行所致的後果。
當我更仔細地讀起希臘悲劇大師歐里庇德斯(Euripides)的晚期劇作《伊菲格涅雅在奧里斯》(Iphigenia in Aulis)時,我卻漸漸看出克呂泰涅斯特拉更複雜的性情,她受傷的語氣流露更多的脆弱與不安。
另一方面,當我重讀分別由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索伏克里斯(Sophocles)與歐里庇德斯分別創作的厄勒克特拉故事時,我發覺自己更能聽清楚她的聲音。厄勒克特拉比起她母親更好理解。她的人生似乎直率得古怪。她的性格全都是需求、貪婪和怒氣。
克呂泰斯涅特拉才是帶頭老大,為大局定調的人物。在當代世界的話,她會宣布「社會」這種東西並不存在,或者從權力中心發布蠻橫的訊息指揮下屬。她會挑起戰端,煽動仇恨。然而她也捱著劇烈的孤寂與不安之苦。她個性裡彼此衝突的兩個部分會令她脆弱,但也令她殘忍邪惡。
活在陰影之中,宛如靜待別人注意其存在的,則是她的兒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在戲劇故事裡頭,他曾行走他方,重返故國,並在姊姊的慫恿下殺了母親,後遭受復仇女神追獵。不過我認為,要是我把他單純寫成一名大張旗鼓、果斷、英勇、揮著刀子的小怪物,我就會丟失他的真髓。
在我瀏覽其他小說與部分劇作,還有我自己的人生與回憶時,我試圖勾勒俄瑞斯忒斯的身影,我慎重研讀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小說《卡薩瑪西瑪公主》的角色亥亞辛斯‧羅賓森(Hyacinth Robinson),此人非常消極又含糊。我也念及喬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小說《密探》的阿道夫‧弗洛克(Adolf Verloc),甚至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伊阿古(Iago,《奧賽羅》反派角色),或謀害國王鄧肯之後陷入狂亂的馬克白。
我得把俄瑞斯忒斯寫成一位不安於時的人,他容易讓人牽著走或者被拐騙,對許多事情都有兩套心態,還要飽受失落之苦,而且壓力當頭之下,還會鋌而走險。
我寫書的時候,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禍延綿。我也關注起彼時波士頓一場進行中的審判。那是佐哈‧查納耶夫(Dzhokhar Tsarnaev)的審判,埋下炸彈、在 2013 年 4 月的波士頓馬拉松尾聲造成大量傷亡的兩兄弟之一。最讓我感興趣的是,那些認識這位年輕人的人對他所知之少,他看起來多麽平凡,還有他就從爆炸現場走掉,和朋友消磨時間恍如沒什麼事情發生的自若能力。
查納耶夫也是幼弟,正如俄瑞斯忒斯也是幼弟,受他的長兄操弄。隨著審判進行,他顯得漠然又疏離真實世界,就彷彿他因為審判甚至變得更加不穩定和危險。
我明白要編派給俄瑞斯忒斯這種輪廓,我就得戲劇處理他的童年。我得給他一些不願開口提起的過去,並造出一個方式,讓他受任何想擺布他的人信任。因此我給了他一位迷人的朋友林德(Leander),俄瑞斯忒斯追隨他,並漸漸聽令於他,好像林德是個果斷的哥哥,而厄勒克特拉則成了他果斷的姊姊。
俄瑞斯忒斯沒法在書裡獲得與母親抗衡的第一人稱口吻。他不能在書頁上直接發言。他得全盤抽離、沉退。他遭遇的事情大多待在他纖細的意識之中。他是觀看、注意、渴望並且在指示下行動的人物。就連他長大成人之後,一部分的他還是像孩子一樣。他得在第三人稱敘事中緩緩行動,比起他母親的第一人稱口吻,他需要更沉靜的行文。
他會佩戴一把劍,就像男孩一樣,因為他父親也佩了一把劍;但就像嬰兒一樣,他需要母親的安撫。他會殺害一名男子以取悅朋友。他也會謀殺母親,就因為他的姊姊給了一番信服他的言詞。他都不會多想。
然後他會蒙受孤獨的深意,彷彿他不全然屬於這個世界。復仇女神施加在他身上的懲罰會使他的孤獨更加強烈,讓他體認自己在這世上的困苦。
一頭埋進幻象之沙,
便不見手上鮮紅
真正的挑戰是,要讓當代小說的讀者信服這個世界——母親、母親的情人、女兒、兒子,全都精神錯亂,宛如全部人都住在此時此地,而不是希臘戲劇的舞台,或是一頁翻譯後的希臘文本。這個故事必須自成一家,即便這個故事呼應了我寫書時發生的種種真實事件,即便許多角色都根植於希臘戲劇的人物。
我驀然想起,我讀過《Vogue》雜誌 2011 年的一篇文章,寫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與妻子艾斯瑪(Asma)在敘利亞革命前的居家生活。那篇文章確實可圈可點,該文不單單告訴我們這對夫妻希望世界怎麼看待他,更告訴我們,在他們的白日夢裡頭他們如何看待自己。
那篇文章寫得很好,資訊豐富,更有全心投入的阿薩德夫婦與他們可愛的孩子們玩耍的神奇照片。
不過阿薩德夫婦部分居家描寫實在太過荒唐。當文中所述的第一夫人擁有「殺手智商」,實在令人不知作何感想,只能揣測「殺手智商」當時一定對第一夫人相當實用,也許至今依然。
根據該文,第一夫人的任務是鼓勵敘利亞年紀小於 18 歲的 6 百萬國民「積極公民參與」。她告訴《Vogue》:「這就是每個人都共同承擔推動國家前進的責任,賦權公民社會。我們都和這個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國運就操之於我們手中。」
她的丈夫巴沙爾也入鏡了。他打扮隨性,友善,穿著牛仔褲。「他說他投入眼科手術,」文章直接引述巴沙爾‧阿薩德的話:「是因為喜愛眼科手術的精準,幾乎沒什麼緊急狀況,也不會流多少血。」
這篇文章勾起我的注意,它的描述能讓我想像,奪人性命之舉其實是在控制之下的產物,潛伏在背景裡頭,只有在適當時機才會出場,一如用餐時間的隱喻,或者隱喻裡的用餐時間。文章點出,人們或許能在每日破曉時為自己創造一幅幻象,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投射於自身的溫柔印象,使得昨日的所為或者即將所為都無關緊要。
也因此,《阿垂阿斯家族》裡兇殘成性、犯下最暴虐最殘酷的大罪的克呂泰涅斯特拉,也能真心地愛著兒子俄瑞斯忒斯,還盼望能和兒子親密相處,她也想和厄勒克特拉一塊走在花園,即使厄勒克特拉討厭她。當俄瑞斯忒斯返家時,她想打點好他的房間,還做盡能讓兒子開心的事。她滿懷迫切的慾望,而且整天下來她都過著好似一切清清白白的日子,其實心裡十分煎熬。她抱怨熱天,與情人、兒子和女兒在用餐共席,親暱閒聊。
她唆使的謀殺,或者她親手犯的兇案,就只是些發生過的事情罷了。
想像邪惡
這並非邪惡的平庸,毋寧是邪惡受節制的性質,以及它的缺席、現蹤,又消失於無形、令人不快,邪惡窩藏在身體裡的方式,來來去去,如同心跳,如同血液的收縮壓。
不過,隨著小說裡的邪惡更加高張,邪惡就像食物,那些在餐桌邊的人們都迫切想要進食。他們明天還會再來索求更多。
「詩人的職責,」美國詩人羅勃‧鄧肯(Robert Duncan)說:「並非反對邪惡,而是想像邪惡。」
或許銘記邪惡總有多種偽裝殊為重要。邪惡會製造轟然巨響,但它經常只是在轉角處等待。邪惡會微笑。當阿伽門農、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與女兒厄勒克特拉在《阿垂阿斯家族》裡喧嘩時,最危險的俄瑞斯忒斯總在陰影蟄伏,無法言說他的感受、無法確定他的怒氣所指為何。他是安靜的人。他如同金子一樣閃著良善的光,或至少乍看如此,至少在他拿到一把刀之前如此。這正是我的任務,我得寫進他破碎的靈魂,從他惶惑的雙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