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帶著第四期肺癌,攀登高山

她培養子女們四處冒險,而現在,在她與肺癌抗爭之際,這些冒險有了新的意義


阿根廷・阿空加瓜省立公園——伊莎貝拉・德・拉・豪賽(Isabella de la Houssaye)和女兒貝拉・克萊恩(Bella Crane)沿著往山頂的小路跋涉,她們竭力地在安地斯山脈上呼吸著稀薄的空氣。這條蜿蜒小路將通往除喜馬拉雅山之外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

除喜馬拉雅山之外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的日出。(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海拔約 6,962 公尺的阿空加瓜山被稱作「美洲屋脊」。在這個高度,呼吸並不容易,甚至對於最強健的登山客而言,也會有虛弱、乃至致命高原反應的風險。

伊莎貝拉患有第 4 期肺癌,這使得呼吸尤其困難。

再過 4 小時,她和女兒即將登頂,結束 14 小時的長征。22 歲的貝拉此時在海拔 6,400 公尺的高度情緒潰堤,雖然她們腳下被白雪覆蓋的山巒浩瀚無比,令人嘆為觀止,但貝拉並沒有在觀賞眼前的景致。

「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在晨曦下,她背著後背包倚靠在石丘上,對母親說道。

伊莎貝拉(左)和女兒貝拉於黎明時分休息,距離阿空加瓜山頂只剩幾個小時的路程。(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身穿適合攝氏零下 40 度的蓬鬆橘色外套,帶著冰爪、帽盔和雪鏡,並以頭巾蓋住下半部的臉,她們倆看上去幾乎一模一樣。

55 歲的伊莎貝拉是戶外運動愛好者、長期登山客、馬拉松老手和鐵人三項運動員,丈夫大衛・克萊恩(David Crane)則是在能源產業任職的頂尖金融家。二十多年來,他們培養五個孩子(都跟克萊恩姓)自小開始冒險——像是從西伯利亞騎馬到戈壁沙漠,而且通常只由母親一人帶領他們完成如此非凡的壯舉。

伊莎貝拉的長子卡森(Cason)在 20 歲時成為首位完攀全球七大州最高峰(統稱七頂峰)的出櫃登山客。次子大衛(David)在 19 歲時從開羅一路騎單車到開普敦。貝拉 19 歲時則徒步攀登由墨西哥延伸至加拿大的太平洋屋脊步道(Pacific Crest Trail,簡稱 PCT),這條 4,265 公里的步道從內華達山脈一路蜿蜒到喀斯喀特山脈。去年,伊莎貝拉的第四個孩子奧利弗(Oliver)也在 19 歲這年,成為目前划渡大西洋史上最年輕者。而今年 16 歲的么子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則是紐澤西州高中組的頂尖長跑運動員之一。

伊莎貝拉和丈夫提供的家庭合照。夫妻與五名子女於東南亞最高峰京那巴魯山的山腳下合照。(The New York Times)

2018 年元月,伊莎貝拉被診斷出肺癌,她不確定自己還能活多少個月、甚至多少週。飽受骨盆、脊椎和大腦中的腫瘤折磨,臥病在床的她獲得了試驗療程的受試資格,醫生開了兩種抗癌藥物給她,用以減輕疼痛並阻止癌細胞擴散。治療有效期通常為 18 個月,過後患者狀況往往會惡化。

根據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得知患有第四期肺癌後,患者的五年存活率為 4.4%;約莫半數的人在 5 個月內死亡;少數人繼續活了十多年,伊莎貝拉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其中一員。她十分慶幸自己獲得優質的醫療照護,和「額外」的(相對)健康時間。她相信,自己面對整個療程的方法,幫助減輕了實驗藥物通常使人虛脫的副作用。

去年,隨著體力恢復,她計劃和她 16 至 25 歲的孩子們各再踏上冒險旅程——這或許是她最後的幾趟冒險。有一些課題她希望能和孩子們分享,關於勇氣、毅力和警惕的課題。

2018 年 4 月,她與老四奧利弗徒步跋涉了逾 800 公里的聖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一條西班牙中世紀的朝聖之路。接著在去年 6 月,她和大兒子卡森參加了阿拉斯加的馬拉松比賽。去年 9 月,她、丈夫和三位孩子在哈薩克完成了 80 英里的超馬。一週後,她又和二兒子大衛在南韓完成了一場鐵人三項比賽——包含游 3.8 公里泳、騎 180 公里單車,和跑 42 公里路。

2019 年年初,她和貝拉(老三,也是唯一的女兒)前往阿根廷征服阿空加瓜山。登山隊伍中有另一對母女、兩位嚮導,加上《紐時》記者和攝影師各一名。

從技術層面看,阿空加瓜山是相對容易的高峰,攀上它不需要繩索、冰斧或攀爬技巧,但會花上兩週,得睡在冰冷的帳篷裡,還要禁得起零下的氣溫和暴風。在試圖登頂的人中,約四成登山者能成功抵達。化療後的伊莎貝拉身體十分虛弱,體重還不足 45 公斤;她清楚,此次登山會加強癌症的痛楚,還會把自己和女兒都推向崩潰邊緣。

登山客向阿空加瓜山的山頂邁進。(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這正是重點。在她還有辦法時,她想藉此次跋涉教給女兒一些重要的課題,包含學會接受生命的困境而不只是勝利——「無論快樂或痛苦」,她說。

向上攀登

啟程首日,站在瓦卡斯山谷(Vacas Valley)往阿空加瓜山的登山口,伊莎貝拉和貝拉臉上不見半分擔憂。

貝拉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三年級學生,個性大膽活潑,她戴著正面有樹懶圖案的米黃色帽子,戲稱樹懶是她的「靈獸」(spirit animal,即一個人認為最能夠代表自己的動物)。

伊莎貝拉骨瘦如柴,有著高顴骨、棕色及肩長髮和一雙笑起來會瞇成一線的棕色小眼睛。她頭戴一頂鮮豔的橘色鴨舌帽,帽簷上寫著:「規矩的女人難以創造歷史」。

這日天氣和煦,天空湛藍,還有壯麗雲朵點綴。步道兩旁紅石山脈圍繞,看來相對容易。

伊莎貝拉一行人的隊伍向阿空加瓜山跋涉。(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在做這類事情時,我會記起自己已經走了多遠,」在起步跋涉時,伊莎貝拉說道。

她在路易斯安那州鄉村的保守家庭中長大,先後就讀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穿起兩件式泳衣或開始跑步,都是她滿 40 歲之後的事了。而到了 45 歲,她已經在利比亞和納米比亞參加 100 英里賽跑了。

她辭去雷曼兄弟旗下律師的工作,專心扶養孩子長大。就在她正要開始構想孩子們全獨當一面後的生活時,醫生告訴她,她已罹患末期移轉性癌症。

「我歷經了從父母家,到丈夫家,再到生兒育女的階段,正當我覺得自己終於自由了,卻拿到這個診斷結果。」她說,一邊調整著連接胸口導管的輸液袋。

這對母女的冒險或也有其緊張時刻。貝拉 14 歲時,攀上了非洲頂峰吉力馬扎羅山(Kilimanjaro)附近錯誤的山頭後,她崩潰了。受挫的她拒絕再繼續向前,對於母親激勵她繼續前行的話也充耳不聞。貝拉說,是在一名嚮導對她說:「如果妳是我的孩子然後表現成這樣,我會狠狠打妳一巴掌」後,她才有了攻頂的動力。

「她是我們生活的動力和靠山,」貝拉說著並遞給母親一壺水,這壺水由她背著以減輕母親的負重。「當我告訴她,我要在高中和大學之間休學一年去爬山時,她叫我要好好把握這一年並挑戰 PCT。」

那次的山脈步行中,貝拉某天半夜驚慌失措地打給母親。一場夾雜了雪、雨、霙的風暴突然來襲,貝拉渾身濕透、冷得要命,又獨自一人在登山步道上。伊莎貝拉告訴女兒,為了保命並且避免體溫過低,她必須前進、找到避難處。貝拉徹夜跋涉直到隔日早晨,終於在步道上的一間廁所裡避難。

初見山峰

攀登第二天,隊伍首度見到阿空加瓜山。鋸齒狀的山峰上白雲繚繞尖端,這山令人生畏又叫人癡迷。嚮導指向山間一側的前哨站——3 號營地:在最末段的攀登前,隊員們將落腳休息的最後一個營區。

隊伍選擇走的,是一條被稱為波蘭橫越路(Polish Traverse Route)、貫穿瓦卡斯山谷到「阿根廷廣場」(Plaza Argentina)基地營,再從那裡沿著山的西北邊蜿蜒至山頂的攻頂路線。隨著第二天慢慢過去,伊莎貝拉更虛弱了,尤其下坡段更是如此。化療使她的骨質脆弱,她擔心自己會摔倒,於是拜託嚮導協助引導她走過石坡,而這只是小小預演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阿空加瓜山「阿根廷廣場」基地營。(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伊莎貝拉抵達阿空加瓜山腳的河畔營地石頭屋(Casa de Piedra)後 ,直直朝帳篷走去。隔早嚮導叫大家吃早餐時,她人仍裹在睡袋裡。貝拉纏著母親要她起床。當伊莎貝拉還在帳篷內不讓步時,從母親那學到過一點「嚴厲的愛」的貝拉,直接把帳篷拆了。

接著是段通往基地營的艱難跋涉,冰冷刺骨的寒風從側面陣陣襲來。伊莎貝拉擔心自己會被吹下山腳。

伊莎貝拉前往阿空加瓜山 1 號營地途中。(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早些時候,貝拉曾遊說大家改走一條更具挑戰性、穿越冰川的攻頂路線,似乎對於母親的恐懼不以為然。她違反登山禮儀,從直線隊伍中脫隊,並開闢了自己的路徑。那是個壞主意。

幾個小時後,她坐在路邊抱怨自己精疲力盡。伊莎貝拉怒火中燒,一語不發地旁觀。後來,一位嚮導告訴貝拉,「 不准再脫隊了。」

「我的最後一座山」

海拔近 4,267 公尺的阿根廷廣場基地營是個生氣蓬勃的地方,有讓隊伍能在裡頭用餐的圓頂帳篷、一間閱覽室、不太穩定的網路,還有給任何有勇氣脫光衣服的人使用的太陽能淋浴間。對於那些沒有噁心作嘔到吃不下飯的人,一頓家常便飯就是一天的重頭戲。

於2號營的午餐。(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當伊莎貝拉試著嚥下餐點時,她宣布阿空加瓜將是她最後一座山。「我覺得我再也做不到了,」她說道。「我會順其自然地活在當下,但我不幻想自己會登上峰頂。」

貝拉告訴母親,或許這樣也好。她提議,母女倆的下一次冒險應該是海灘度假。

當天稍晚,總嚮導巴勃羅・戈登格魯斯(Pablo Goldengruss)解釋,他並不擔心隊伍中是否會有一或多名隊員——包括伊莎貝拉——無法攻頂。「這座山有辦法讓那些本該通過她的人通過,」他邊啜飲著一杯阿根廷茶邊說道。

前往阿空加瓜山的途中,貝拉(左)和嚮導巴勃羅協助伊莎貝拉(中)跋涉過阿根廷瓦卡斯山谷。(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還有好幾天要度過。

隔天早上,貝拉滿是倦意地從帳篷裡出來,手裡拿著一桶母親的嘔吐物和一大瓶尿。天氣實在太冷,以致於夜晚時無法離開帳篷如廁,許多登山客選擇在帳篷內用瓶子小解,而女性登山客則使用專為女性設計的配備。那是個漫漫長夜。高海拔引起的不適,又蜷縮在在擁擠的帳篷內,伊莎貝拉吐了好幾次,還在帳篷內打翻了一瓶尿。

貝拉把它清理乾淨,早餐時,在咀嚼雞蛋和鬆餅的靜默之中,她說:「媽媽,我原諒你。」

伊莎貝拉看著女兒,憔悴的臉上綻放笑顏。「這確實是一種維繫感情的方式,」她說道。

每位登山者在離開基地營前都接受了體檢。當一位年輕醫生為伊莎貝拉的肺部聽診並告訴她「沒問題,你的肺運作正常」時,她情緒潰堤了。恰好整整一年前,醫生發現了她的癌症。

準備攻頂阿空加瓜山前,伊莎貝拉在基地營接受體檢。(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確診肺癌那時,她正照顧著受細菌感染的侄子,一邊協助兒子奧利弗籌劃橫渡大西洋,和幫忙在滑雪事故中摔傷了脖子的貝拉。幾個星期以來,伊莎貝拉都沒發現自己的病症。她感受到了體內的炎症,那讓她難以入睡。抬起右腿成了件難事,也常有被人用鐵鎚敲打她的下背的感覺。但她遲遲不去看醫生,直到疼痛太過劇烈。

確診後,她從未真正消化理解過這個噩耗,而是任由疾病一天天打擊她。她嘗試去感謝疾病為她生活帶來的視角。

「在過去,很大一部分的我是由我的體力定義的,」她說道。「生了病、要和從前的自己說再見,這肯定很難。你必須重新定義自己,而且你不會想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病人。我正在學習的是,人必須試圖接受衰弱。」

邁向頂峰

駝著隊伍睡袋、帳篷、炊具和食物到基地營的騾子無法繼續前行。這意味著隊伍不能輕裝上山,而是要在餘下路途背著 27 公斤重的行囊前進。體重 42 公斤的伊莎貝拉計劃雇搬運工來載她和貝拉的日用品。

嚮導、伊莎貝拉(中)與隊友蘇・赫拉布切克(Sue Hrabchak),在前往阿空加瓜山的路上騎著騾子橫渡溪流。(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貝拉一點都不喜歡這個主意。她想要同時背著自己和母親的行李。伊莎貝拉告訴女兒,她的目標是盡可能安全地上山,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她必須雇用搬運工。

總領隊巴勃羅告訴隊伍,隔日就要離開基地營,並且在攻頂日前,每隔一天就要移動到下一個營地。他説隊員必須保持隊形、跟緊隊伍,途中不會有非必要的停留。他發下黑色塑膠垃圾袋,並告訴隊員他們得排遺在裡頭,因為雪是他們唯一的水源,務必要確保不會交叉污染。

嘔吐和暴露在極端環境中使伊莎貝拉虛脫,加上因高海拔難以獲得充足的氧氣而無法入眠。伊莎貝拉甚至不確定她是否能離開基地營。

但隔天她確實啟程離開了,當她和貝拉成功抵達下個營地時,她們情緒高漲。他們在狹小又有霉味的帳篷內休息,這是大自然中她們唯一的避風港。伊莎貝拉告訴女兒,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擁有她成長時所沒有的一切,「其中之一就是野外知識,」她說道。

下山時的伊莎貝拉。(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貝拉看著母親,平時緊繃的表情因情緒而變得柔和。「在這世上我沒見過任何一個比你更強大的人,」貝拉說道。「我永遠不會成為你。」

「你跟我在開玩笑吧?」伊莎貝拉說。「你比我強大多了。」

峰頂

3 號營地聳立在 5,974 公尺的雲層之上,有著橙色和黃色帳篷點綴,當隊伍抵達時,貝拉幫母親拉上夾克拉鍊。伊莎貝拉因化療龜裂的手指流著血。當她們望向遠方的重山疊嶂,貝拉伸出手臂穩住母親。

這趟旅程帶出了貝拉的另外一面——她被迫成為母親的角色。

跋涉過阿根廷瓦卡斯山谷的伊莎貝拉(左)被女兒貝拉擁入懷中。(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翌日早晨,隊伍離開之際幾乎沒有說過話。難以到達的地方往往需要沉默相伴。當太陽升起,溫暖的橙色日光籠罩負雪的山脈,在遼闊的景色中投射出阿空加瓜山的剪影。

伊莎貝拉眼神堅毅,並維持穩定的步伐。當貝拉在離山頂 500 公尺處累倒的時候,是伊莎貝拉說服女兒,她可以像以往一樣登上頂峰。六小時後,伊莎貝拉和貝拉抵達美洲屋脊。疲憊的她們相擁著,同時伊莎貝拉拭去眼中的淚水。山總有辦法讓我哭,她說。

她們疲憊不堪,無法單憑自己走下山,所以嚮導在下山時把繩子繫在她們身上。

帶著勝利的微笑,伊莎貝拉回到了 3 號營地。前方尚有重重難關,但這是個美好的一天。

「能和貝拉一同享有這次的經驗對我而言太重要了,」她說道。「我真的很想讓她明白,當日子變得艱難,你可以在心中找到一個支持自己持續前行的所在。」

伊莎貝拉(左)和女兒貝拉在1號營地的帳篷內共享時光。(Max Whittaker /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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