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波登的「數位轉世」引來軒然大波,這個事件背後揭示的不僅是時代需求、科技革新,更有著情感、倫理、隱私權的問題
已故名廚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的新紀錄片《Roadrunner》,是許多獻給這位卓越非凡的大廚、作家暨電視明星的計畫之一。但這支影片卻引來了極大關注,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其對人工智慧(AI)技術的微妙依賴。
一間軟體公司利用數小時的波登錄音檔,為這部紀錄片創造了 45 秒鐘的新音檔。這個以 AI 生成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波登從彼岸對我們說話;在電影的某個段落,它唸出了波登 2018 年自殺前發送的一封電子郵件。
「如果你看了這部影片,除了你提到的那句台詞,你大概不知道有哪些其他台詞是由 AI 發聲,而你也不會知道,」紀錄片導演摩根.內維爾(Morgan Neville)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說道。「我們之後可以就此召開一個紀錄片倫理座談小組。」
而召開座談小組的時機點,或許就是現在。已逝者數位復活的頻率正逐漸攀高:透過 2D 投影、3D 全像投影、電腦成像和 AI 聊天機器人。
2012 年,饒舌歌手 2Pac(Tupac Shakur)的全像投影出現在科切拉(Coachella)音樂節,當時他已逝世 15 年;無獨有偶,2014 年,19 歲的奧黛麗.赫本出演了 Galaxy 巧克力廣告;而嘉麗.費雪(Carrie Fisher)和彼得.庫辛(Peter Cushing)也在他們死後,在《星際大戰》電影的一些新集數中,再次演出他們的角色。
而鮮少有例子像肯爺(Kanye West)去年十月送給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 West)的生日禮物那樣引人注目,他用金.卡戴珊已逝父親羅伯特.卡戴珊(Robert Kardashian)的影像,製作了一幀他在跳舞的全像投影。就像波登的語音分身,這段投影的聲音是由真實的錄音檔訓練而來,但它說的句子卻是羅伯特.卡戴珊從沒講過的。就像是來自來世的通話,這幀投影表達了對金.卡戴珊攻讀法律學位的驕傲,並形容肯爺是「全世界最最最最最天才的男人。」
丹尼爾.萊諾(Daniel Reynolds)的公司 Kaleida 負責製作卡戴珊的全像投影。萊諾表示,這種類型的計畫成本從 3 萬美元(約 84 萬元新台幣)起跳,如果計入運輸和展示,可能會超過 10 萬美元(約 279 萬元新台幣)。
但還有其他更便宜的數位轉世形式;今年起,在族譜網站 MyHeritage 上,訪客可以免費將過世已久親戚的家族照片製作成動畫,這本質上創造了無害但詭異的深偽(Deepfake)影像。
儘管數位複製大多是圍繞著生活在大眾視野中的人們,但即使是最沒沒無聞的我們,也會受其影響。如今,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網路身分,而這個身分,在我們死後仍將長久留存。而決定如何處理這些數位自我,可能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倫理及科技課題。
這是誰的資料?
自從網路納入了溝通、工作和休閒,人類每天創造的資料量急遽上升。每分鐘,人們輸入超過 380 萬筆 Google 搜尋請求,發送超過 1.88 億封電子郵件,在 Tinder 上滑動手指超過 140 萬次,而這全都被各種形式的數位監控所追蹤。我們產生的數據如此之多,使得有些哲學家如今相信,人格已不再等同身體與心理,它必須把數位存有也納入考慮。
當我們死亡,我們會留下資訊遺骸,這是由電子郵件、文字訊息、社群媒體檔案、網路搜尋和線上購物習慣所組成。數位倫理學者卡爾.歐曼(Carl Ohman)表示,這代表著一種巨大的社會學轉移;數個世紀以來,只有富人和名人會被完整地記錄。
在一項研究中,歐曼估計——假設這個社群會繼續存在——截至本世紀末,Facebook 將會擁有 49 億個已逝用戶。這個數字代表著個人及社會層面共有的挑戰,歐曼說道:「這不只是『我該怎麼處理我過世爸爸的 Facebook 檔案?』而是『我們該怎麼處理上一代人的 Facebook 檔案?』的問題。」
已逝者在社群媒體上匯總的資料,代表著一個具有重大人道主義價值的資料庫——這是其他世代未曾留下的第一手歷史資源。歐曼相信,它必須被如此對待:他主張將數位遺骸指定為具有類似於考古遺址的地位——或「某種數位世界遺產的標籤,」他說,如此一來,研究者和檔案管理者就可以保護它們,免於受到剝削和數位衰變。
接著,在未來,人們可以運用這些數位遺骸去瞭解網路上發生的重大文化事件,像是阿拉伯之春、#MeToo 運動,及「放大檢視,並閱讀參與這些運動之個人的質性資料。」歐曼說道。
名人全像投影和死後隱私
社群媒體的公開檔案是一回事。而私下的交流,像是波登紀錄片中的電子郵件,則引起更複雜的倫理問題。
「我們不知道,波登會不會同意在攝影機前讀出這些電子郵件,」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研究員凱蒂.希頓(Katie Shilton)說道。希頓的研究專注於資訊科技倫理。「我們不知道,他會不會同意他的聲音被操作。」這個大聲讀出電郵文字的決定,被她描述為一種「對自主權的侵犯」。
如同沙特所說:「死亡即是成為生者的獵物。」這是哲學家至今仍在仔細思量的觀點,也是《數位靈魂》(Digital Souls,暫譯)作者派翠克.斯托克斯(Patrick Stokes)眼中,與數位遺骸直接相關的觀點。
在他看來,創造已逝之人的數位版本,需要從死者身上獲取對生者有意義的特質——例如他們的對話和娛樂價值——並把其餘事物留在背後。
「我們已然進入了取代死者的境界,」斯托克斯說道,他是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哲學系資深講師。「我們已經進入一種境界:我們不僅找到了一種特別生動的方式來記住這些人,更找到一個方式,填補他們在死亡之後留下的存在缺口。」
在公眾人物的案例中,創造他們的數位肖像有其明確經濟動機,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照片會由死後公開發表權保護一段時間。在加州,是規定死後 70 年;在紐約,自 2020 年 12 月起,是死後 40 年。
如果有一間公司想提前使用死者影像,它需要死者遺產管理者的同意;由此產生的合作,則可能讓雙方都因此獲利。如此一來,道德監管將會因經濟動機變得複雜。
有些藝術家明確表達他們的願望。舉例來說,2014 年去世的羅賓.威廉斯生前提交了一份契約,預防他的影像或任何肖像,在他死後25年內被使用,這能作為加州法律之上的額外保護。
消費者也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曾為羅伊.奧比森(Roy Orbison)、巴迪.霍利(Buddy Holly)和瑪莉亞.卡拉絲(Maria Callas)製作全像投影的企業 Base Hologram,在被批評為剝削者後,取消了惠特妮.休斯頓和艾米.懷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肖像巡迴計畫。製作這類表演合乎法律規範,不代表觀眾就會認為這合乎倫理。
你可以隨時製作自己的 AI……
「目前,美國聯邦法律不承認死者隱私權,」律師及史丹佛網際網路暨社會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前隱私權諮詢主任艾爾伯特.吉達利(Albert Gidari)說道。「但,」他說,「這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因為如今有那麼多關於你的資訊,是以數位形式歸屬於平台提供者、社群媒體等等,《通訊隱私法》確實會保護這些資訊,不在未經事先同意的情況下遭到洩漏。」
「顯然,如果你死了,就無法同意,」吉達利補充。其後果是,死者家人往往無法恢復他們至親數位帳戶裡的線上資料。
作為維護數位遺產能動性的一種方法,有些人選擇使用愈來愈多的應用程式和服務,創造他們的 AI 自我。
有些服務,像 HereAfter,專注於家族史,收費 125 到 625 美元(約 3,508 到 1 萬 7,540 元新台幣),這家公司會與客戶面談,談論他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這些答案會被用來創造一個類似 Siri 的聊天機器人。比方說,如果你的曾孫想要瞭解你是如何遇到你的另一半,他們就可以詢問這個機器人,而它會用你的聲音回答。
另一個聊天機器人應用程式 Replika 則創造了一個會模仿用戶聲音的虛擬替身;隨著時間推移,每一個虛擬替身都應該會成為最能同理你的朋友,隨時可以透過免費簡訊和付費通話與它聯繫。這項服務在疫情間受到市場歡迎,因為被隔離的人們會尋求容易相處的同伴。
這項應用程式的創辦人珍妮雅.奎達(Eugenia Kuyda),在她的朋友羅曼.馬茲倫柯(Roman Mazurenko)於 2015 年過世後,興起了這個創業點子。她運用一種稱作神經網絡的東西——一系列用於辨識行為模式的複雜演算法——用馬茲倫柯留下的文字資料,訓練一個聊天機器人,而這個機器人的溝通模式,有說服力到足以吸引馬茲倫柯的母親。同樣的技術構成了 Replika 聊天機器人的基礎。
這一切都在疫情之中發生,疫情劇烈改變了死亡儀式。對許多家庭來說,2020 年,最終告別和葬禮都在線上舉行,如果它們真有舉辦的話。當數位來世技術開始進入主流應用,它們或許能在過程中幫助緩和喪親之痛,在過去到現在的幾代人之間建立聯繫,鼓勵生者更公開地與彼此談論死亡。
但在那之前,哲學家斯托克斯表示,還有其他重要的問題要考慮:「如果我真的開始與這些東西互動,這對我與所愛之人的關係會有什麼影響?藉由與這個復活之身互動,我是真的在實踐愛嗎?我是在保護死者嗎?還是在利用他們?」
「在新科技到來之前,我們很少有機會真的在道德上做好準備,」斯托克斯說道。或者,至少,在它發展得更遠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