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香港從英國移交中國 20 週年的到來,英國《衛報》針對 1997 年移交後的情況訪談了幾名香港居民和官員
2017年,香港迎來了從英國移轉成中國屬地的 20 週年。有數千人為此上街——一些是為了慶祝,一些是為了抗爭。在此《衛報》訪問了 6 名香港居民,談談他們對 1997 年的記憶,以及他們對這座城市未來的想法。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我記得當時正下著一場大雨,我昏昏欲睡,眼睛幾乎閉上。但我沒有。我逼迫自己專注於我父母的老電視螢幕,看著兩面旗幟:一面是英國國旗、一面是中國國旗。我試著問我母親螢幕上正在發生什麼事,但我無法理解,除了那晚我所學會的一個單字:移交(handover)。
隔天並沒有什麼不同。在我 6 歲的世界裡,我正等待 9 月份成為小學一年級生。我父母說移交對他們來說並不意味著什麼,他們一樣須要工作和繳稅。一切似乎都維持原狀,正如中國政府對香港人的承諾。
但一年年過去,廣東話開始被普通話取代,我們在 80 年代制定的基本法被修改,並為中國政府「介入」,而香港人的價值觀也在自 1997 年以來超過 100 萬中國移民湧入後發生了變化。那些大陸人大幅主導了社會氛圍,如今如果在地人表露出一點點不一樣的觀點,我們總會被冠上歧視新移民的罪名,有時我們甚至被詆毀成法西斯主義或種族歧視者。
在過去這 20 年,香港人仍然相信法治和正義、公平和民主,但我們不再相信由中國政府建立的體制和規範。他們不但沒有變得越來越香港,中國政府反而會使用任何類型的宣傳和移民政策,讓我們越來越像他們。
我們開始體悟到英國和中國在 1984 年簽署的意在保護香港的條約,最終不過是一場騙局和笑話。而自移交以來,香港人民已經被迫為這場騙局付出代價。
游蕙禎 遭取消資格的議員
1997 年時,我正在英國準備大學入學考,我在 7 月 1 日前返回香港見證移交儀式。作為一名愛國青年,我對於移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建立喜聞樂見。我相信「一國兩制」會運作良好,讓香港確實得以維持繁榮,而也因為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我們甚至撐過了全球經濟危機。
對我們來說,實施「一國兩制」原則所引發的挑戰和衝突都在合理預期內的。但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解決這種衝突。反對勢力——或所謂的泛民派——可能喜歡挑起事端,或者直接擾亂所有平衡。由於這些反對勢力所策劃的占領行動,香港變得嚴重分化。泛民派可能可以藉由城市的煽動騷亂過程中累積支持,但卻是以這座城市的利益作為代價。
作為建制陣營的一員,我認為以友好的方式解決衝突是比反對派一直在做的事更好的選擇。
大多數的香港人都從來沒有支持過惡名昭彰的港獨主義。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我們是中國人:這是永遠不爭的事實。
中國的成長和發展確實為香港提供了機會。我相信「一國兩制」是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最佳選擇,中央政府完全明白這一點。反對派總是錯誤地指控這座城市完全失去了自主權和法治,這完全是子虛烏有。只有當反對派停止企圖破壞香港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信任,例如兜售分裂主義或接受以錯誤方式執行的宣誓傳說(註),才能維護一個穩固的「一國兩制」體制。
周浩鼎 建制派議員
註:香港立法會宣示風波:2016 年 10 月 12 日,在選舉中勝出的青年新政成員梁頌恆及游蕙禎於就任宣示時,展示寫有「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並更改誓詞內容,最終使得二人遭高等法院取消議員資格。
對於像香港這樣快速發展的城市來說,變化是不可避免的。移交中國後,剛開始還沒有什麼變化。前幾年唯一明顯的改變,就是認知到現在駐守在愛德華王子大廈前的是中國軍隊,他們在香港的中央升起了中國國旗。
90 年代後期,香港似乎仍然是一個自由運作其制度的城市,並因為被視為通向中國的大門而繁榮發展。就連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也至少會試圖保護港人的利益,並與中國政府平起平坐地進行談判。然而,隨著千禧年的到來和中國大陸的淘金熱氣氛,這樣的局面迅速改變。
香港失去了通往中國門戶的角色,國際客戶開始直接與大陸打交道。對此,香港的回應是要盡快將這座城市打造成娛樂、消遣、購物和旅遊中心,而這個概念奏效了——大量觀光客每年流入香港,尤其是來自中國。
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將持續是往後30年裡的重大議題。北京藉由語言、教育和選舉制度滲透香港的幽微手段將更加公開而直接,並將影響金融、貿易、稅收和政治等其他領域。而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向香港人和世界傳達此一訊息,將是新任行政長官最重要的角色。
遊客人潮終將退去,尤其是來自中國的遊客,他們開始往更遠的國家旅行。雖然他們享受香港絕佳的食物和景緻,這個城市並沒有給予他們尊重、善意和禮貌的待遇。
隨著變成一個只有富有老人會在冬天來此度假、享受香港的溫暖和悠閒的城市,這裡將變成摩洛哥之於歐洲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說,我所認識的香港人總是能在跌倒後迅速站起,適應新的狀況,一如他們在移交後展現的那樣。
卡爾‧梅爾(Karl Mayer) 商人
1997 年我正在倫敦念書,那是啟蒙我身分認同的標誌年。在英國,許多人一知道我來自香港都會問我:「你對香港回歸中國有什麼感想?你會怕嗎?你不會擔心你自由的生活方式被中國共產黨摧毀嗎?他們會控制你們的媒體、網路,限制你們的言論自由、宗教、遷徙、貨幣和法治嗎?」
也有一些人臆測:「你一定很高興香港現在回到祖國的懷抱,結束你作為殖民地的恥辱生活。現在你可以自豪地承認你是龍的傳人,擁有 5000 年的文明,是偉大中國的一部分。」
我面色蒼白,冷汗直流。我張開嘴,但我的舌頭打結了。我在腦中掃描過自從出生以來被餵食的海量資訊,所有的資料、事實、姓名、工作簿,和我所擅長的那些為了測驗及考試所做的訓練。但我對於我的認同、文化遺產的組成卻是那麼無知;道德、倫理和國家價值;信仰體系、職責、權利以及所有附帶相關的議題。
這是殖民地教育方案有意造成的疏忽嗎?我仍然懷疑。20年前,不論是學習者或教育者都並不注重身分政治,不像是今天。對於在我們歷史性的關鍵時刻,自己無法感覺到任何情緒,我感到非常尷尬。我並不是完全冷漠無感,雖然現在似乎很難想像,但我那個世代是在政治冷感下長大的。
但是,我確實見證了1997年以後穩健成行的「自決」論述。一種對於政治身分的覺醒在我們的社群意識中爆發,這些能量聚集,從圍繞在反顛覆國家法、反國家教育抗議、7月1日年度示威、雨傘革命,到建制派和泛民陣營之間無止盡的杯葛抗爭。
2017年,香港如此高漲的情緒讓我感到窒息。熱血很容易沸騰,灰色地帶變得更寬,而和解已幾乎是不可能。我不知道是怎麼走到這裡的,但無論在社會的哪一層面,我們似乎都正邁向自我破壞的、前所未有的兩極分化。
張艾咪(Amy Cheung) 藝術家
90 年代初我第一次從中國抵達香港,當時這裡充滿活力。我來這裡掙錢,而即使我沒有受過很多教育或文化,我仍過得不錯,我可以在餐廳裡賣餃子養家活口。
20 年前的香港是個遠比現在平等的地方,每個人都有更好的經濟成長。像我這樣在底層的人依然有獎金,雖然我努力工作,每天在廚房裡揮汗如雨地包數百顆餃子、餛飩和饅頭,我賺的錢還是感覺比現在更多。但現在我得更努力,賺的錢卻更少了。
自從移交後,普通勞工的生活變得更加艱辛,所有東西的價格都在上漲,並對像我這樣的人打擊最深。這些改變並未影響有錢人,但我只會料理,因為我沒文化所以我無法變成有錢人。
這些日子以來,經濟機會全在中國,香港無法與之媲美。我之前工作的餐廳老闆結束了他在這裡的生意回到北京。他說他在那裡能掙更多錢。
我選擇留下來,所以三年前我開了一個餃子攤。賺的錢不多,但我是我自己的老闆——一個小老闆,但還是老闆。
但儘管存在這所有的艱難和辛苦,我還是覺得這裡比較好。我每年也許會回中國的老家一次。人們有錢了,但他們的生活壓力很大,過得很悲慘。
我不想回大陸,我不喜歡那裡的政治——至少這裡的人可以說他們想說的話。雖然香港有諸多問題,但這仍然是相對自由的地方。
張振平(Zhang Zhenping,音譯) 水餃攤販老闆
移交 20 年後,使香港與中國不同的關鍵因素仍然存在: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自由意志和司法獨立。這是否會延續下去,特別是當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在過去 20 年有所減退之際?答案是會的——但只有在香港和北京雙方都遵守承諾的情況下。
在解釋之前,有幾個經常被忽視的基本概念:對中國來說,香港存亡的必要條件不在於——也從來不是——香港的治理者是否懷有鞏固香港地位的價值觀。
中國領導人唯一需要具備的,是能察覺讓香港繼續保持分離性,對中國來說能達到利益平衡。
如今這樣的利益平衡已不若20年前顯然易見,但在我看來仍然存在。中國的領導人面臨諸多巨大挑戰——工業容量過剩、超額債務、經濟成長放緩和人口老齡化——這意味著讓香港分離的狀態對他們來說有極大的好處,讓香港自己去因應世界變化做調適,保持競爭力,然後不要打擾北京。
但自從移交以來,香港一直有一種要求特殊待遇的傾向,如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而香港商人則習慣於在北京遊說,追求他們在香港的利益。在我看來所有這些活動都違反了移交協議的精神:「你們不要管我們,我們也就不會打擾你們。」
所以我的結論是,中國履行承諾當然是必要的,但香港也必須遵守他們的那一部份。
理查‧馬格利斯(Richard Margolis) 前英國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