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認真生活」:歐洲無證移民青年的告白

受到美國「夢想者」的啟發,一代無國籍證明的歐洲人正在為自己的居留權而戰,並出面講述他們的故事

2016 年瑞典,來自阿富汗的米爾扎伊(Merzai)一家在暫時住處合照。2015 年收了破紀錄 13 多萬移民後,瑞典始以大量拒絕入境和遣返等政策控制移民數量。(David Ramos / Getty Images)

「為什麼你講話這麼像英國人?」當 15 歲的伊傑瑪‧摩爾(Ijeoma Moore)遵循指令為自己和 10 歲的弟弟打包行李時,移民官這麼問她。2010 年的那個早晨,警察抵達他們在倫敦的家,當時他們正在吃早餐,準備出門上學。「因為我是英國人,」少女答道。

不然她還能是什麼人?她自 2 歲起便在英國生活了。她愛喝茶、愛吃吐司,也愛看「白癡電視」(stupid telly,英國俗稱電視為 telly)。但她母親多次向英國內政部申請居留權都遭拒,摩兒並不是英國公民。

還穿著校服的孩子們與前來探視的父親(她母親那天不在家)被置於內政部的廂型車裡。摩爾覺得自己彷彿在看著電視上別人的生活。他們被帶到一個移民拘留中心,她在那裡三度險些遭驅逐出境。最終,她和母親及弟弟被安置在收容機構,而她父親則被送到奈及利亞。「我必須急速長大,像媽媽一樣照顧弟弟,」摩爾説。

十年過去,摩爾現在仍然不是英國公民。在她年滿 33 歲以前,她都無法成為官方認定的英國人——屆時她到這個國家已滿 31 年,並說得一口英國腔了。而且,也無法保證她會不會沒錢支付水漲船高的各種費用,或是內政部在成堆所需證明中弄丟一份文件,又或是移民規則再次更改。

2018 年溫頓醜聞爆發後,英國群眾至內政部抗議,一名少女手持「矯枉為正」標語。 (Matthew Chattle / 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歐洲夢想者

在美國,他們被稱作「夢想者」,這些沒有身分證件或「外來」的未成年人作為一個群體,在《夢想法案》(DREAM Act,全名為《未成年外國人發展、救助和教育法案》)下,為獲得合法地位努力了 20 年。在大眾心中,他們的奮鬥與美國夢相連,贏得了廣泛的民意與兩個黨派的支持,進一步促使歐巴馬出手干預,在 2012 年推出「童年抵達者暫緩驅逐辦法」(簡稱 DACA),允許在兒時非法入境的人在美居留與工作。儘管美國最高法院今年中已做出對夢想者們有利的判決(註1),這份保障在川普政府下仍是風雨飄搖。正如歐巴馬於 2012 年所言:「他們在內心、在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是美國人,唯獨在紙面上不是。」

歐洲也有自己的一代夢想者,但和美國夢想者不同,他們的故事多半不為人知。只有在像蘇格蘭出生的歌手巴米‧托馬斯(Bumi Thomas)這種名人被勒令離開英國時,移民規定阻擋著人們留在其出生或長大的國家一事才會激起公憤。歐洲有數百萬名像托馬斯一樣的年輕人,出生在鮮為人知的法律的「對立面」——在托馬斯的案例中,那道法律是限制了屬地主義的《1981 年英國國籍法令》。這些人從小就認同自己是英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或歐洲人,但現在卻被困在進退維谷的窘境之中。驅逐出境的威脅懸在他們頭上,因為,就像美國的夢想者一樣,他們少了一紙在「正面」的文件。

「美國夢想者」已經演變為一場影響深遠的運動,並改變了多數美國人對無證人士的看法:他們是家人、奮鬥者、愛國者。在歐洲,民粹政治人物和右翼媒體還在替「無證人士全是千人一面的機會主義者」這類觀感煽風點火。歐洲無證人士多為年輕人,許多人在很小的時候就來歐洲了,甚至有些人是在歐洲出生的,而這些事,大眾所知甚少。

歐洲迫使其夢想者活在陰影下。許多人永遠活在遭拘留或驅逐的恐懼裡。在他們 18 歲生日那天,工作、上大學、旅行和投票全成了禁忌。有些人靠著一個又一個臨時居留證過活,鎮日戰戰兢兢,唯恐失去下一個。其他人幾乎看不到合法居留獲准的希望。在某些國家,隨著 2015 年橫跨地中海的難民潮引發政治反彈,這些限制措施更進一步惡化。

但現在,一些厭倦了當隱形人的歐洲夢想者,正冒著一切風險公開其移民身分,發起一場呼應美國夢想者的運動,為他們在歐洲的未來大聲疾呼。

《衛報》訪問了幾位歐洲夢想家,並調查了把數百萬青年困在無證窘境的政策法規。

受美國啟發

在 2016 年倫敦市長選舉的造勢活動中,在刺眼的聚光燈下,伊傑瑪‧摩爾心如擂鼓,她站在數千人面前,講述自己遭拘留和爭取合法身分的故事。「伊傑瑪,妳是一名倫敦人,」後來的勝選者薩迪克‧汗(Sadiq Khan)對她說道。

自被帶去拘留所之後的幾年裡,摩爾的人生被擱置。雖然她在 2015 年獲得了有限居留許可,但仍無法讀大學。

英國的「敵意環境」政策(hostile environment)是一次移民規範的緊縮,拒絕了大多數人(如摩爾)的學貸,並要求他們支付與外籍學生相同的大學學費。此外,申請公民身分的等待時間延長至 10 年,甚至 20 年。包括 2015 年引入的移民健保附加費在內的相關費用,幾乎翻了兩倍,與此同時,幫助家庭適應新規定的援助則大幅削減。

然而,後來重新以「合規環境」(compliant environment)之名包裝(註2)的敵意環境政策,卻破壞了自身的立意:減少無證人口。「他們不僅是讓非法移民更難在這裡生活,還讓那條從非法到合法的路變得更艱難險阻,」科拉姆兒童法律中心(Coram Children’s Legal Centre)的移民權利計畫總監安妮塔‧赫里爾(Anita Hurrell)説道。「即使你要留下來的說法強而有力,也無法走到下一個階段。而這似乎讓非法者又增加了。」

摩爾第一次出國是去德州休士頓,數百名無證青年社運人士聚集在那,參加美國最大夢想者網路「團結則夢」(United We Dream)舉辦的會議。

受他們所啟發,這位年輕的英國社運人士最近成立了一個新組織「我們屬於」(We Belong),為在英國長大的人爭取更短、更負擔得起的入籍途徑。

去年摩爾終於開始讀大學了。她想要成為一名兒童心理醫生。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摩爾天天打給母親,她是一名關鍵工作者(key worker,英國政府認定在封城期間,為保障社會安全與基礎運作而仍需上工的前線人員)。「妳有碰什麼東西嗎?」摩爾問。「妳有吃飯嗎?」

生於歐洲

歐洲的無證兒童並非全是移民;許多是在歐洲出生的移民之子,例如揚尼斯‧阿德托昆博(Giannis Antetokounmpo),這位 211 公分高的國際籃球明星被暱稱為「希臘怪物」。如同上萬名生於希臘的孩子,他因為雙親的關係,一直被排除在希臘公民身分之外,直到 2015 年改變到來(該年希臘國會通過一項修正案,明定移民之子取得合法身分的條件)。而這個改變,花了第二代移民領導的組織「移民二代」(Generation 2.0)九年的時間提倡。但是生於希臘的孩子們仍為法律遺漏,或尚須為幾紙文件等上好幾年光陰。

在義大利,由於右翼的強烈反彈,類似嘗試一再受挫。「當我們開始對外發聲時,國會議員和政治領袖都把我們當火星人看待,」寶拉‧鮑黛特‧維范柯(Paula Baudet Vivanco)說道,她是「沒有國籍的義大利人」(Italiani Senza Cittadinanza)運動的發言人。1980 年代初期,年僅 7 歲的維范柯跟著逃離皮諾切政權的智利異議人士父母來到義大利。維范柯直到 33 歲才取得義大利國籍。

「他們不知道我們存在——他們不知道,有一些從小在義大利長大的成年人曾歷經這種種,並爭取著自己的權利,」她説。「但義大利是我們的國家。」

2017 年羅馬萬神殿前,一名女士手持義大利護照造型傳單,響應「沒有國籍的義大利人」訴求國籍法改革、讓一百萬土生或土長的義大利青年獲得合法身份。( Filippo Monteforte / AFP via Getty Images)

尋找家人

歐洲夢想者還包括獨自入境、或遭人口販運來的兒童。像是從衣索比亞被賣到波斯灣、再到英國做家庭奴隸的席若(Shiro,非本名)。她説,一路上待過的每個家庭都曾虐待她。2015 年,英國通過了反奴隸立法(《現代奴隷法》,Modern Slavery Act),但該法卻未保護人口販運倖存者免於遣返出境的命運。

三年來,席若一直無法說服內政部官員,她來英國時還只是個孩子——她護照上的年齡經人偽造,以便販運。那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期。她與「恐怖的」人們一起生活,不能報名英語課程,又害怕被送回衣索比亞。現在的她加入了一個由人口販運倖存者組成的團體,他們與慈善機構 Ecpat UK 聯手為獲得移民身分疾呼。「我們全都沒有家人,但可以互相分享自己的故事,」席若説。「我們必須捍衛彼此,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合法化之忌

在愛爾蘭,一場無證青年的運動「年輕、無證、強大」(Young, Paperless and Powerful)贏得了壓倒性的公眾同情,以及政府各階層的支持。2019 年 11 月,美國「團結則夢」的聯合創辦人克里斯蒂娜‧希門尼斯(Cristina Jimenez)至都柏林拜訪該組織。同月,時任愛爾蘭總理李歐‧瓦拉德卡(Leo Varadkar)將愛爾蘭的無證青年比做美國夢想者,而美國夢想者中,有些就是在無簽證狀況下赴美的愛爾蘭裔人士。「他們在這裡長大,他們說著一口都柏林、科克,或多尼哥郡腔。他們不能被驅逐出境,」瓦拉德卡這麼對愛爾蘭國會説道。

今年 6 月新組建的愛爾蘭聯合政府承諾為長期無證人士「闢新徑」取得居留權,倡議人士表示,此乃一大進展。但政府仍受限於歐盟義務,這意味著愛爾蘭將不會赦免無證移民。如同瓦拉德卡説的:「歐盟已認同,不會予以特赦。」

這十多年來,「特赦」一直是布魯塞爾的歐盟政策制定者所忌諱的字眼。在 2008 年以前的十年間,在種種「合法化」(regularise)無證移民身分的措施下,多達 600 萬人在歐洲國家取得合法居留權——直到歐洲政壇開始反彈,宣稱他們會吸引更多移民,並將「合法化措施」變成歐盟的一個政治禁忌。部分歐洲國家仍義無反顧地悄悄繼續。曾在 2005 年執行歐洲最近一次大規模合法化措施(二度特赦非法移民)的西班牙,在疫情爆發之後,草根組織又發起了新一輪的倡議活動。

這場危機教會我們「忽視那些脆弱之人的後果,你承擔不起:如果你不善待全部的人,那麼全部的人都會遭殃,」無證移民之國際論壇組織(PICUM)負責人米雪兒‧勒沃伊(Michele LeVoy)說道。「這次疫情,提升了那些社會上真正最脆弱之人的能見度。」

歐洲的倡議人士堅持,無證兒童應有一個獲得合法地位的途徑,不受雙親狀況左右,不需高昂費用,沒有最低收入門檻或官僚障礙;且應以孩子的「最佳利益」和他們在該國生活的時間為本。勒沃伊表示,「三年對小孩來說,已經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2015 年愛爾蘭群眾悼念數名在愛爾蘭生活多年、意外身亡的無證勞工。燈牌寫道:「為無證人士伸張正義」。(  Getty Images)

驅逐夢想者

2017 年夏天,數百名阿富汗青年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主廣場紮營近兩個月,以抗議該國將兒童遣返至阿富汗。他們自稱「瑞典青年」(Ung I Sverige)。在他們的組織宗旨寫著:「我們想在這裡認真生活,讓這個國家更強大。」

同樣在那個夏天,那比‧伊斯坎達里(Nabi Eskanderi)拼了命地去游泳。這名17歲的少年在阿富汗內陸的乾旱地區長大。在四面環海的瑞典厄蘭島上,他開始上游泳課。伊斯坎達里在 2015 年經陸路和海路來到瑞典;在不小心毀損了一本《古蘭經》後,他逃離了阿富汗。庇護申請遭拒後,他靠著游泳幫助自己在夜裡入眠。

某天在游泳池,他邀請一位女孩一起參加水上排球賽。他們成了朋友,並慢慢發展成戀人。伊斯坎達里見了珍妮佛(Jennifer)的雙親,後來又見了她的祖父母。他和他們一起過聖誕節,並為自己能參與家族聚餐、互相送禮而振奮不已。

「瑞典青年」的抗議並沒能阻止遣返。警察出現那在他面前時,伊斯坎達里人在女友家中。警方向她保證,他很快就會被釋放。然而在數週的拘留之後,他被送上飛往阿富汗的班機。但不是送他回鄉,那是他第一次踏足坎布爾。

他開始真的藏匿,躲在瑞典社運人士經營的合租屋中。現在還太危險,不能回到家人身邊;即使在坎布爾,他也擔心人們會對從歐洲回來的人抱有敵意與疑心。他想念瑞典的風景、歐式浴室,和對宗教的自由態度,但他最最想念的,是珍妮佛。

當珍妮佛告訴他,她有多麽想念他時,他很難過。他們討論了她是否能幫他取得回瑞典的簽證,但伊斯坎達里對瑞典移民當局會否放行存疑。要是所有方法都不管用,他在想,怎樣才能賺到足夠的錢,去支付走私業者的費用。

「我在瑞典改變了很多,我覺得自己屬於那個社會,」他說。「儘管有很多人想讓我留在瑞典——他們甚至將我稱作家人——但我卻無能為力,也沒有任何人能幫我。」

註1:2020 年 6 月 18 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廢除「DACA」的舉措為非法行為。

註2:英國內政部的「敵意環境」政策導致了 2018 年的「疾風醜聞」:因許多疾風世代(從前大英帝國加勒比海殖民地移居英國本土者)和其他大英國協公民無法提出證明其居留資格,而誤捕、誤驅逐了至少 83 人。事後,內政部長引咎辭職,而繼任部長則為了與推出此政策的前前任部長、彼時的首相梅伊(Theresa May)切割,改以「合規環境」稱呼此政策。


文 Charlotte Alfred(Giacomo Zandonini 亦有貢獻。此文是與 Lighthouse Reports 的移民新聞編輯部合作的系列報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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