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孩》 —— 從私密到普世,交匯個人與時代的水花魔法

畢業於中文系的阮鳳儀,因對影像的熱愛,後赴美國電影學院(AFI)攻讀電影創作碩士。她的創作從《抹片檢查》、《JIE JIE 姊姊》到首部劇情長片《美國女孩》,以輕柔視角描摹不同位置的女性故事。而長片《美國女孩》故事則從自身出發,講述正值疫情期間,移民美國五年的芳儀一家,因母親罹患癌症,而自洛杉磯搬回新店展開新生活,也重新審視家人彼此之間的關係。

罹患癌症的母親對生命的態度近乎絕望。(ifilm/傳影互動)

《美國女孩》的成功,或是也為近年台灣電影樹立一個典範,重點便在於阮鳳儀清楚知道「故事」的重要性。故事是電影的關鍵核心,但要如何將自身的經歷,當時所感受到的心情體悟 —— 家庭突如其來的環境移轉,及文化與身分認同的磨合尋找,轉化為一種深具普世性的共感。如何將私密面向觀眾?這必然都是「編劇」過程中的挑戰,然而編劇阮鳳儀和李冰精準掌握了「個人」與「時代」兩個重要元素,讓角色的處境隨時代的脈動,牽引出文化的差異,進而轉變為衝突,也正因如此多面向的交匯,更促使「美國女孩」不僅擁有血肉般的真實感,亦多了份來自生活的況味。

首先是「時代」,現今所有人都知道的「疫情」,在《美國女孩》中所對應的是 2003 年 SARS 侵襲的年代,而莊凱勛口中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更映照出台灣人該時的美國夢。在這樣的背景下,相較於台灣而言,美國長大的梁芳儀便承載了「第三文化兒童」的標籤身分。於是,當芳儀回台時,一落地就得面對台美文化價值的碰撞,如台灣人對於「美國資優生」的想像,同儕老師以刻板視角去評價他人,同時芳儀亦要適應和尋找自身認同,儘管自小受美式文化教育,但遊走於台美之間的她,真正又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另一方面,對於時代的設計,阮鳳儀也巧妙運用媒體的多元性,如 95XP 的網路撥接聲、無名小站和 MSN 的即時通訊,透露網路正值起飛之際,而當年周杰倫和蔡依林的勁歌金曲,也是一代人共同的回憶。無需太多說明,僅藉由對生活的觀察和集體記憶,唾手可得的影視聽元素,清晰勾勒出「千禧世代」的時代輪廓。

再者於「個人」,阮鳳儀讓這位「美國女孩」芳儀代表的不再是自己本身,而是讓芳儀兼具於家庭和社會的不同角色。作為家中的長女,在母親生病之際,芳儀必須肩負起家庭的溝通橋樑,長年在美國與媽媽相處的她們,頓時得適應與父親的長時間磨合,而作為姊姊,芳儀同時也得照顧妹妹的需求;縱使有脾氣,或許僅對長大略之一二,「被迫成長」的芳儀仍必須堅強地安撫家庭各成員的情緒,不善言詞的爸爸、仍對世事懵懂(但卻總能為她點亮明路)的妹妹,乃至已對生命接近絕望的媽媽。儘管她是以「不成熟」的方式去試圖瞭解,但所有的爭吵和激動的情緒,卻都表達她對於家人的極其在乎。

年幼的妹妹芳安常常說出真誠且直接的話。(ifilm/傳影互動)

那些看似表達「厭惡」的舉止,如寫網誌責罵母親、寫作文述說對母親的不諒解,卻是源自於「愛」的出發。正因為她在乎母親的生命,不希望她開口閉口總是死亡,在不知道如何說愛、找不到最好安慰方式之下,或許現階段的芳儀,唯有將自己包裝成外在堅毅且任性頑強的性格,方能一步一步與母親拉近心的距離。

「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芳儀說著氣母親的原因,同學思婷則答道:「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至此,《美國女孩》最蔚為關鍵的一場戲,便是芳儀私自跑去馬場,只為見從美國返台後一直心心念念的馬匹。騎馬,是她與美國同學兼好友 Jessie 的約定,亦作為她思念美國的重要符號,但當芳儀為陌生馬匹戴上馬鞍之時,馬匹的抗拒卻打破了她所有想像,一如水花(Splash)名字的賦予變相形成套牢的枷鎖,就像芳儀期許著母親應該要有的「最好表現」,也如外界總對於這位「美國女孩」,有著「優越」的既定標籤。更即便芳儀從一開始就知曉,眼前這匹白馬根本不是水花,但當時間一去不復返,母親患病已成事實,而現今居住的台灣,再也無法與昔日美國相比。

簡單一句的「Take a Ride」,換來的卻是馬匹恐懼下的逃離,一切的一切,不僅讓芳儀體會來自成長的苦楚,同時更鏡像到她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乃至家庭和社會,個人之於群體相互相依的存在。儘管對彼此有所期望,但當太多的控制附加之時,都將可能導向失控與失望的結果。

從個人視角觀望時代,再從時代映照出家庭的小人物相處,或許一如阮鳳儀所言,《美國女孩》關乎更多的是在於人與人的關係 —— 當彼此都在期待對方更好的一面,該如何在這個「不夠好」之中,找到彼此和解的可能?小小的水花,看似僅會在水面上產生微小漣漪,但它的重量卻能影響至水底產生餘波,力透直擊每位觀眾的心中,感同身受。而這也正是《美國女孩》所施予的水花魔法,輕盈卻足具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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