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年代寫下多則攀山傳奇的波蘭民族為了山付出太多人命，然而他們仍然決定在 2018 年冬天挑戰前無古人的壯舉：攻上冬天的 K2 峰頂
這座山拔高挺立，喀喇崑崙山遠端凍結冰川照來的光芒令它熠熠奪目。形如金字塔，彷彿是世間與永恆之間的莊嚴連結，K2 峰就高度論，僅次於珠穆朗瑪峰（註），而且還更加致命。不論如何看它，它的山壁都高聳得令人頭暈目眩。
只有最老練的攀山者才會試圖攀爬此峰，而平均每有四個人成功登頂，就會有一人死去。
而且還有冬天。全世界諸山之中有 14 座高過 8,000 公尺，攀山者已在冬天攀上其中 13 座山頭。K2 峰是其中唯一且駭人的例外。
10 位波蘭攀山者希望能在下個冬天爬上山頂，寫下歷史。
這群人會涉過及膝的深雪，來到 5,683 公尺高的登山營地，扣除迪納利山（Denali）不算的話，此時的海拔高度已經壓過全美群山。在 K2 峰趨近垂直的山坡之上，冰瀑會拋下汽車大小的巨大冰塊。山頂的風直逼颶風的力量，而溫度則能低至 – 62°C。
這些攀山者會在帳篷裡等兩個月，期望大風能稍歇幾天。他們沒有犯錯的空間，K2 峰經常讓困在山邊的人們喪命。
這正是波蘭攀山者之道，他們因為歷史與文化，掙得喜馬拉雅山脈冬天最出色的攀山者的名聲。他們也是自身夢想的囚徒。
山客亞努席．葛雍博（Janusz Golab）如一頭四肢修長的雄獅，一頭恣意奔放的鬈髮彷彿縹緲煙雲。他今年 49 歲，仍處頂尖攀山客的鼎盛之年，他也是明年冬天挑戰 K2 峰登頂的一行人之一。我們交談時，他站在波蘭海眼湖（Morskie Oko）峽谷地一間小屋的幽暗閣樓裡，收捆著紫色繩索，為塔特拉山脈（Tatra Mountains）零下攀山訓練準備。
攀登 K2 峰可不是一般瘋狂。他有子女、至少有一名女友，並且顯然熱愛生命。而正因如此他也享受生命中的致命挑戰。他曾經爬過南極、格陵蘭和喜馬拉雅山脈。「冬天是最棒的季節，」他聳聳肩道，「而且更有挑戰性。顯然冬天就是最棒的。」
攀登這座地球上最險惡的尖峰，要吐露的事情太多了，這座山高達 8,611 公尺，坐落在巴基斯坦和中國邊界的喀喇崑崙橫斷山脈。攀山不僅有技術性和戰略性的挑戰，還要在高海拔攀山領域這種個人主義風行的圈子裡揀選出一支攀山隊伍。
這些人會在最惡劣的環境下起居工作數個月。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可能回不了家。
四名攀山者最後會奮力攻頂，不攜帶氧氣筒。這四個人都曾在登山時死過夥伴。
歷史加諸在波蘭人身上的力量也不容忽視。十年前，僅存的老一代攀山客向年輕世代提出挑戰，要他們在喜馬拉雅測試肉身、耐力和創意的極限。他們的故事根植於逃出冷戰共產政府鐵面管制須具備的自由精神，這為我們帶來這場挑戰的故事起點。
好幾個世代的波蘭人如同歸巢鴿一樣群集在塔特拉山脈黝黑崎嶇的山峰，這道山脈在波蘭南壤與斯洛伐克相交之處高高聳起。男男女女不論在夏日高熱或者正值凜冬，都爬著那座山的花崗岩壁。當攝影師馬克思．韋特克（Max Whittaker）與我在 1 月陪伴五名波蘭籍喜馬拉雅攀山者進入塔特拉山脈時，雪厚厚地堆在山邊陡坡，溫度則在 –18ºC 徘徊。
在二戰戰事和種種殺戮以後，共產黨人在波蘭實行高壓政權。官僚扣住了所有護照。不論是工廠工人、工程師或者數學家，人人都為了錢鬥亂奔走。山則提供了超脫其外的自由。
波蘭的攀山俱樂部人滿為患。最著名的俱樂部成立於卡托維治（Katowice），在離塔特拉山脈駕車幾小時之遠的鐵礦城鎮。
卡托維治俱樂部立於費德里克．蕭邦街（Frédéric Chopin Street）；俱樂部的紋章是一頭老鷹與一支冰錐。每晚都會有數十名攀山客談論著山、談著人生，以及更多的山，他們唱著歌並暢飲伏特加。當時若想要入會，年輕的攀山客得展示卓越的技巧，睡在山野（這叫做野營）、通過筆試，並展示對攀山豐富的歷史、藝術和文學素養。
有著一對藍眼睛的謝施托夫．韋列茨基（Krzysztof Wielicki）今年 67 歲，他是仍然在世的喜馬拉雅攀山者中最有成就者之一，他將會領導這次 K2 峰的遠征。他年屆古稀卻依然矯健，家有第二任妻子與年幼的子女。他曾在冬天的喜馬拉雅山脈攻克三座高峰，其中包括珠穆朗瑪峰，他有著不再需要以什麼壯舉證明自己的男人所獨有的弓形腿緩慢步伐。
問及他年少對冒險的渴望時，他的雙眼閃閃發光。「我們爬了這裡、這裡和這裡。」他回憶道。「如果你爬得不錯，他們會說：『不錯，你通過了夏日塔特拉的考驗。』」
他豎起手指，模仿嚴肅老練的俱樂部會員。「『現在你得挑戰冬日塔特拉了。』」
當波蘭攀山客獲准攀爬西歐高山時，他們碰上另一個問題：西方真是貴得可怕。
1 月的一個晚上，我坐在亞努席．馬葉（Janusz Majer）的鄉間小屋裡頭，他是一位現年 70 歲的高壯攀山者，正努力從政府和私人機構爭取所需的 33 萬 5 千美元資金，以支付 K2 峰攻頂的開銷。他的攀山友人沃伊切．季克（Wojciech Dzik）也和我們聊了起來。
我們大啖薩拉米香腸、起司和海量的紅酒，高談遙遠的登山冒險故事。他們在 1970 年代爬完多洛米蒂山脈（Dolomites）時，剛好瞧見一面卡布奇諾的店家告示牌。數學家季克心算了貨幣匯率。「老天！這是我薪水的十分之一。」他回想道。「在那之後，我們就過得和耶穌差不多了，只能靠吃麵包和酒維生。」
波蘭人於是轉攻亞洲群山，亞洲的技術挑戰難上了太多倍，不過開銷倒是少了很多。他們為了湊錢走進卡托維治各間工廠的辦公室，指著高聳的工業煙囪——我們會用你平常花費價格的一半幫你們塗刷煙囪。
工廠主管們蹙了蹙眉。他們說，弄來一座升降平台要比花在你身上的錢還多啊。
攀山者說，我們會用阿爾卑斯攀登風格完成工作。沒多久這些工程師、數學家和電技工就在煙囪垂降作業，從破曉工作到薄暮。
接著他們會跳上老舊的箱型車，完全是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aucs）的《在路上》作風，開往興都庫什山脈。沒有花稍的配備、沒有贊助、沒有曝光和知名度；有的只是遠離波蘭受限生活的自由。「那時候，辭職不幹沒什麼大不了。」韋列茨克告訴我。「你一個月才賺 50 美元。沒什麼嘛。拜啦。」
在大量波蘭人來到亞洲以前，他國的攀山客早已攀過所有八千公尺的高峰了。
波蘭人於是決定要讓他們的塔特拉攀登風格揚名立萬，他們要在冬天攻頂，或者走冒險的新路線。他們登頂的豪勇非常傳奇。他們之中有了了第一位登上 K2 峰的女性，以及第一位在冬天登上三座巨峰的男人。該名攀山者與一位夥伴在夏天爬 K2 峰時走了一條危險得幾近自殺的路線——這條路穿過一連串不穩定的冰脊——而這個世上再無人企圖涉足此道。直到今天，那條路都稱作波蘭人之路。
與死亡朝夕相伴
有些攀山客是專擅自由攀登的藝術大師，他們帶的裝備盡可能精簡。還有些是遠征式攀登的天才，他們研擬的登山計畫嚴謹幾如軍事突擊。波蘭的報紙對這些攀山壯舉記載之詳盡正像美國之於棒球。
和這些老少同行的波蘭攀山者們坐在一塊，不時就是大聲吵鬧，大笑聲破浪而來。他們聊著軼事，關於補給品滿滿疊在駱駝身上、和迷人的當地女人調情、與戴著頭巾的技工討價還價，及努力讓破爛的廂型車再多撐個幾英里的故事。他們回憶在登山營地以及 6,706 公尺高的冰封野營吃著西里西亞餃和伏特加，回想逐漸模糊的腦袋和種種幻覺（他們爬山不用氧氣筒）。他們總會看到另一種世界景觀。
還有一位訪客與他們朝夕相伴：死亡。
K2 峰英勇的攀山者們以驚人的比率殞命。他們受困狂烈的風暴；他們死於高山症；他們失足滑落，掉入深淵。當死亡如此無時不威脅著你，一切早已超越體育競技的領域。
而我不免揣想，這些人是否同時和生與死兩位愛人共譜戀曲。接下來遠征任務的領隊韋列茨基，以單槍匹馬登上喜馬拉雅群山山頂的事蹟為人著稱。他的體力無人能頡頏。（身為遠征攻隊伍的領袖，他必須待在登山營地目送隊友攻頂。）
我問韋列茨基他是否嚐到死亡的挑逗，他搖了搖頭。他想活下去，從來都是如此，就算人站在一柄刀鋸齒鋒刃也是如此。他提起一句登山格言：年輕的攀山人最易死去，因為他懂的還不足以讓他戒慎恐懼。對此他又補充：較年長的攀山者不該因熟稔技術而太過心安。迎上喜馬拉雅山脈無情的偶然時，那也只是一面脆弱的盾牌。
「你需要運氣。」他說。「每個人都會犯錯。」
登山前總是睡不安穩。彷彿耶羅尼米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的畫作裡的瘋狂想像在你的腦袋奔竄。一位攀山者緊抓著坍碎著的山壁。另一人夢到朋友從身旁摔落山谷。另一人夢到有動物抓著他的腳。
在山上時，攀山者都會遁入極致的專注，純粹彷彿禪定。生命化為一片片細節：扣上繩索，解開繩索；確保冰爪牢靠地咬住立足點。冰錐輪番打向你，絲毫不歇。他們攻克 8,230 公尺高的難關。有時候攀山者一兩天都沒有進食，有時候他們甚至沒有發覺。
卡茲伯．塔基里（Kacper Tekieli）也是馬克思和我跟著入塔特拉山脈的攀山者之一。他有一頭深色捲曲亂髮和一張頑皮的笑容，主修哲學並熱愛山岳文學。他才 32 歲，就已經奠定可觀的登山名聲，不過他也不願放棄他在克拉科夫（Krakow）老城區的咖啡師工作。他去年在喜馬拉雅山脈目睹朋友失足墜落死亡；他不確定自己是否真想爬 K2 峰。
塔基里談著在凜冬正肆虐時，要攀登一座喜馬拉雅的山所需的澄澈專注。整座宇宙收攝到一兩公尺的寬度。「這時會有些神秘而超然的什麼。我說的不是那座山，山不會動。而是你。在那幾個小時的心無二致之時，你會深入挖掘自己的內心。」
鮮血、汗水與策略
六名 K2 峰攀山者在一個冬日午后聚在華沙一間健身房，於全國健康機構工作的教練卡羅．漢尼（Karol Hennig）現身指導他們。他也邀清我參與訓練。我婉拒了，以阿基里斯腱痠痛和心知自己體能和其他人相差甚遠的常識為由討饒。
攀山者從 30 餘歲到 63 歲都有，大多數人體型中等。他們在背包裡裝滿鐵條，在爬梯機上鍛鍊。他們練了多種折磨人的推舉動作以及引體向上。
他們的手指和腳趾就像壁虎一樣服貼。他們體內的儲氧量比一般健康的成人還多了三分之一。訓練結束之後，他們的心跳率回歸如常之快，就如電梯上下樓層般輕鬆。
二晚後，喜馬拉雅攀山隊的眾人已經深入塔特拉山脈，正在攀登僧侶山（Mnich）作試訓，這座山呈鋸齒狀，高達 2,067 公尺。攝影師馬克思是個老道登山客，與他們繼續同行；我爬到一道冰瀑之後就和眾人揮手作別。亞努席．葛雍博勢如破竹，他動作精準，毫不費力，如一頭四肢強健的大貓。
40 歲的馬列．赫米勞斯基（Marek Chmielarski）也是塔特拉一行人之一，他也會參加 K2 峰遠征隊。他漆遍了北海到亞塞拜然之間的鑽油平台。他談到他們的蓄氧量計分比賽就笑了出來：「亞努席差不多每次都墊底。雖然他曾經攻頂 K2 峰，還是波蘭最厲害的攀山者。」
攀山者也得監控體內維他命 D 和鐵質多寡，這些營養能避免稀薄空氣奪去氧氣補給的低壓缺氧。
沒人能確定人體在世界之巔會怎麼反應。在 K2 峰的登山營地裡，空氣裡的氧氣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在海拔 7,925 公尺高的地方，攀山者會進入死亡地帶，在那裡要吸口氣變得致命地困難，心臟須更費力地打送血液。當攀山者登頂時，他們的呼吸會變成淺而短促的喘氣。他們會嘔吐、身體脫水並且開始產生幻覺。
韋列茨基回憶一次單人喜馬拉雅攀山力氣耗盡的一晚。他擠進迷你的帳篷裡，泡了兩人份的茶：他自己和他的旅伴，此人則不過是他腦海裡的幻想。「我感覺得到他。」他說。「不過當然了，他並不在那裡。」
K2 峰是北境的孤山；它在尼泊爾偉岸的喜馬拉雅尖山群西北方的 800 英里之外，暴露於北極圈的刺骨寒風。2 月時，K2 峰的山壁總會比珠穆朗瑪的山壁更冷、更刺骨。這讓我們不得不擬定登山策略。
最受歡迎的登山策略是阿爾卑斯式攀登，也就是單人或者雙人成行，也不會帶上固定繩索。頂尖好手至少必備大膽的路線或者卓越的攀登速度。這些在 2 月的 K2 峰都行不通。
波蘭人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已精通主流的遠征式攀登。這項策略需要團員們願意放下自我，投入集體行動。如果一支隊伍有 10 名攀山客，其中 6 人要擔當工蜂的職務，在山區較高的營地佈下岩釘和繩索以及帳篷。
這些人將攀登印亞板塊碰撞前的古老花崗岩懸崖直至 7,620 公尺高，不畏 K2 峰山雨欲來的暴烈雪崩。攻頂小隊會拉著繩索，睡在工蜂們準備好的帳篷。當他們距離山頂 900 公尺時，他們就會丟下氧氣瓶繼續邁進。
如何準備攻頂任務又激起另一場辯論。我和亞當．畢列茨基（Adam Bielecki）討論此事，他是個高大英俊的男人，綁著辮子頭，有著男孩般煥發容光。他 33 歲，已婚，有個襁褓中的孩子及另一個還在肚子裡的寶寶，他從青少年時就開始爬山，是最出色的攀山好手之一，也是攻頂小隊的候選人。
他的企圖心表露無遺，對於老派攀山作風則有些不耐。畢列茨基偏好一套世界盡頭式的準備策略：送攻頂小隊到南半球夏天的智利，攀爬 6,706 公尺高的安地斯山脈。他們就待在那邊，讓身體適應稀薄空氣。接著飛往巴基斯坦，快速跋涉至登山營地。
「我們只需要三天好天氣，我們就能登上K2峰山頂了。」他說。「這會是一場高海拔攀登的革命。」
畢列茨基曾在南迦帕爾巴特峰（Nanga Parbat）試過這套策略，巴基斯坦的南迦帕爾巴特峰高達 8,126 公尺，這座山的綽號「殺人山」便透露其致命之處。攀山者抵達時對環境適應良好，但一道冬天暴風鋒面降臨，於是無法登山。
年輕一代的攀山者認為畢列茨基的策略是一盤好賭局。當我詢問韋列茨基時，這位年長的攀山傳奇顯然頗有疑慮。他認為這位年輕的攀山者太過自信。「你需要超級好運，才能從南美洲一飛過來就碰到配合你的好天氣。」他說。
他露出淺淺的笑容。「你不能依賴超級好運呀。」
死亡與新世代
波蘭人的喜馬拉雅遠征在 1989 年戛然而止。他們最傑出的攀山者耶日．庫古什卡（Jerzy Kukuczka）墜崖身亡，珠穆朗瑪的一場雪崩還捲走另外五位知名波蘭攀山者的性命。
共產政府垮台了。受創的國家重建之時，企業家的時代也登場了。浪人攀山者的人生則看來輕率無稽。
阿圖爾．亥澤（Artur Haijzer）也是急流勇退的人之一。亥澤熱情洋溢，活過多種面向的人生，他也曾是著名的庫古什卡的搭檔。在朋友死後，他不再能走入山中。他經營起登山與戶外運動用品連鎖店。
他發覺自己不安躁動，渴望著喜馬拉雅。他開始跑步，擺脫了大肚腩。他與韋列茨基發布了一道宣言：「年輕、憤怒又進取」的波蘭攀山者們應該擁抱「正面的苦難」，並重返冬天的喜馬拉雅攀登。
韋列茨基說日常生活彷彿竭盡他的生氣。「工作、家庭，唉，好啦。」他說。「如果你想親歷激動的情緒，你得自己寫下一個故事。」
他們提供傳統的訓練：冬季的塔特拉訓練，再來是阿爾卑斯山，再來是喜馬拉雅。他們的執念非常波蘭——征服 K2 峰。
他們不走手拉著手照顧後進的路線。畢列茨基曾試圖博取亥澤的好感，寄了電子郵件列出他攀過的大山，包括阿拉斯加 6,190 公尺高的迪納利山。
「你這份攀山清單完全沒讓我驚豔。」亥澤回信道。
畢列茨基又列了一份更長的清單。亥澤稍微軟化。「好吧，看來比我預期的要好一點。」
畢列茨基找到了他的導師。「他會一下子就暴跳如雷。他從不說抱歉，不過他很公正。」畢列茨基談起他的導師。「我們都是世代的孤兒，而他領著我們走進喜馬拉雅攀山。」
「我愛他。」
世代間的緊張沸騰了起來。年輕的攀山者相對比較少訓練，也正值個人品牌正熾的年代。當學徒們帶著嚴重凍瘡從喜馬拉雅回鄉時，老鳥們對這些「幼兒」攀山者嗤笑不已。
成功來得如野火一般快，而傷痛亦如是。
2013 年冬天，畢列茨基和三名夥伴出發攀爬 8,051 公尺高的布洛阿特峰（Broad Peak）。其中兩人接近登頂時已經氣力放盡，畢列茨基留意到夜晚將近，刺骨嚴寒稍後還將更甚。也許他們該撤退了。其他人反對。
畢列茨基和他的夥伴設法回到他們的帳篷，兩人都嚴重凍傷。動作比較慢的另外兩人則死在山上。
一個波蘭攀山委員會抨擊畢列茨基：你違反了攀山索的兄弟情誼，遺棄了你的戰友。這項起訴太過嚴厲。在海拔 7,620 公尺高而且 –32ºC 的地方停下來等待無比致命。鼻孔和護目鏡都會結冰。水與能量飲料都牢牢結凍，手掌、雙腿和手臂都會麻木。
活生生的墳墓就在你身邊浮現成形。
畢列茨基的語氣悲傷。「在冬天的喀喇崑崙山脈上頭，你的心境無法言說，」他說。「我們已經遠超過人們稱之為疲勞的邊緣之外了。」
山難死亡彷彿骨牌：一命帶走一命。不久之後，亥澤飛往喜馬拉雅，希望尋回登山的平靜。他身上背負了太多性命的重量。
一陣暴風如大蛇般盤徊整座山。亥澤看不見他的年輕搭檔，迅速垂降以尋找他。他失去平衡，摔落 549 公尺，墜入死亡。
他死時 51 歲，遺體留在喜馬拉雅一處淵隙。
「那是阿圖爾的最後一堂課。」在卡托維治的大教堂裡，一位攀山者在他的喪禮上致詞。「人人都可能死在山裡，即使佼佼者也不例外。」
韋列茨基是最後一名大師。他得從他們那群攀山兒童裡挑選人馬，而他的目光炯然嚴厲。他的攻頂小隊一定要選出菁英中的菁英。於是我們有了葛雍博，和我們一道去塔特拉山脈的攀山者。
在山巔擁有異世界耐力的大男孩畢列茨基是另一個理所當然的人選。但他對名聲的飢渴有如篝火，這不禁令長者擔憂。韋列茨基在布洛阿特峰的山難後為這位年輕的攀山者辯護。聽著韋列茨基說話，就不禁揣想他是否對畢列茨基還有疑慮。
「他是非常棒的攀山者，但他是為自己而攀。」年長的攀山者說。「他想要追上我，我呀。也許我們隊伍會有點奇怪，因為我們全得同心協力。」
如果暴風來襲，如果夜幕降臨，攀山者就必須回頭，即使那神話裡的山峰已經映入眼簾。「如果我說：『不，下來。』他們就得聽話。」他說。「每個人都想當上頭牌，我們就是這樣送命的。」
他默認自我肯定的企圖心扮演的角色。
「理智和情感總是拉扯。每個人都想寫下自己的故事。」
臨淵與否？
我們和喜馬拉雅攀山隊一夥人在克拉科夫中世紀的老街和酒吧晃蕩。K2 峰的問題，為了寫下歷史而賭上性命，這些念頭沈甸甸地落上他們的肩頭。鑽油平台的油漆工馬列．赫米勞斯基將會加入遠征，雖然他擔任教師的妻子很是擔心。
「他們都覺得我們瘋了，」他說。「他們沒說錯，當然了。」
葛雍博也會加入：「有時候我會想我到底為什麼要幹這件事。我不喜歡把民族主義和攀山兩件事攪和在一塊。但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們有任務在身。」
我們碰上攀爬塔特拉的另一位攀山者卡茲伯．塔基里，他在克拉科夫大廣場的一間咖啡廳泡卡布奇諾。他也許會加入 K2 峰的菁英攻頂小隊。那座山神秘、喜怒無常又致命，曾經吞噬他。
「那座山擄獲了我。」他說。「我知道波蘭人的專長就是受苦。」
他在船廠城市格旦斯克長大，讀哲學系時開始攀山。他曾獨自出行（波蘭人說這是孤獨式攀山），翻過冬季的高聳塔特拉山脈。他爬過阿爾卑斯與喜馬拉雅山脈。去年夏天他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區失去一位朋友，塔基里在救援隊趕赴時看著朋友死去。
「他摔下去的時候我離他非常、非常近。」塔基里深沈的眼睛眨了眨，他把弄著用皮繩掛在脖子上的婚戒。「我會繼續攀山，不過我想我也還不知道結局會是什麼。」
那麼 K2 峰呢？他聳聳肩。「山對我非常重要，那是原初的世界，熱情所在的地方。我想繼續尋找上山的美麗路途。」他停頓一會兒，說：「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爬冬天的 K2 峰。」
幾天後，老邁的傳奇人物韋列茨基和我看著冰封湖泊上的落雪。他承認冬季攀山的年代或許要告終了。危險在他心頭的重擔比起幾十年前沈重許多。他的妻子是攀崖高手，他看著妻子在岩表上移動時都不免心驚。他很高興他的子女無人繼承他的熱情所在。
但是，天呀，那座山。
「這不只是卡托維治俱樂部一夥人的問題，波蘭人都是這樣。他們總會問說：『你要去嗎？何不呢？你應該寫下一點傳奇故事。完成你的故事吧。』」
野獸的陰影
曾在冬天佇立於那座巨岩陰影之下的人們說，那感受近似於登陸異星。一切都是黑、白與灰，上空定時會出現狂亂的刺眼藍天與陽光。K2 峰距離最近的村莊尚有 70 英里，坐落在穿越巴托羅冰河與哥德溫–奧斯騰冰河的長路盡頭。這些冰流會定期吐出那些死去攀山者的遺骨。
K2 峰巍然牢不可破，居住當地的巴爾蒂人數千年間不知其存在，也就沒給它起過可靠的名字。一位從事三角法測量的英國攝影師給了它 K2 的名字，這個簡短抽象的山名正精準描述了這座山對生命與時間的漠然無情。
波蘭攀山客們會在 12 月底抵達這裡，他們會等上數日、數週和數個月，寄望無休的狂風不會撕裂他們的營帳。他們會一地地前行，攀爬那壯麗、陡峭的山，在山邊垂下繩索。接著他們會在 –34ºC 到 –40ºC 的氣溫下鑽進睡袋。他們會在臉書上更新遠征日誌，寄電子郵件給妻子、女友和子女。
他們會祈禱天氣能放個三天的假。
那何必爬 K2 峰呢？我帶著問題請教畢列茨基。他比世上絕大多數人都清楚，攀爬喜馬拉雅不見得就能摘獲榮耀的獎賞。
「攀山是關乎愉悅與痛楚——不過在冬天這個關係就失衡了。」他說。「在喀喇崑崙的冬天愉悅無處可尋。每一天的每一分鐘你都會感到不適。然而創造歷史、立下無人做過的創舉的激動心情，那無比龐大，近乎性靈。」
那正是在喀喇崑崙山脈的極深之處，那堅硬如鑽的致命金字塔的誘惑。
註：珠穆朗瑪峰屬喜馬拉雅山脈，全球第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