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年達成 8 成海域禁漁,2 年內魚群復育量加倍 帛琉的護漁和對抗氣候變遷 ── 不一樣的海洋國家想像

台灣和帛琉之間的「旅遊泡泡」,曾被視為疫情期間的出國希望,帛琉更是少數沒有通報 COVID-19 病例的國家之一。但很少人知道,帛琉在 6 年前下令全國逐步達到 80 % 的海域禁止捕魚後,不但以此面對氣候變遷危機,海洋保護區內的魚群復育成效更是驚人。

為了保護海洋生態,中研院學者呼籲政府劃設海洋保護區應達到 30 %,並且落實管理。海洋保育署雖也認同此方向,但海保署現階段認定的 8.17 % 海保區,距離 30 % 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階段更需要拿出決心才能落實管理

帛琉北方的環礁 —— 卡揚埃爾島 (Kayangel Island)。(Getty Images)
帛琉德國水道(German Channel )的鬼蝠魟。(Getty Images)

你知道全球 90 % 的野生魚種已被過度捕撈,而持續崩壞的海洋生態,會讓地球愈來愈熱嗎?

6 年前,一個依賴海洋維生的太平洋小國,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全國 80 % 的海域禁止捕魚。這個政策啟動後,短短 2 年內,海洋保護區內的魚群數量就達到非保護區的 2 倍,生態復育的成效驚人。

提出這項備受國際讚譽的海洋政策的國家,正是與台灣交流頻繁的友邦帛琉。

帛琉總統:

8 成海域禁漁才能讓我們海洋生態恢復、對抗氣候變遷

「我們相信漁業必須是永續的,才真正有利於帛琉人民。」帛琉總統惠恕仁(Surangel Whipps, Jr.)日前透過視訊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如此表示。

惠恕仁強調,劃設禁漁的海洋保護區非常重要,帛琉政府在嚴謹的科學計算後,發現必須涵蓋高達80%的海域、相當於一個法國大小的面積,才足以讓帛琉的海洋生態恢復,確保永續存在。

帛琉 6 年來分階段達到 8 成海域的禁漁,不只是為了以後還有魚可吃,更為了對抗氣候變遷。「生活在島國上,我們每天都可以感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包括海平面明顯的上升、更頻繁的颱風、有時候也缺水出現乾旱,」惠恕仁細數近年來帛琉面臨的種種極端氣候事件,感觸極深,「以前 20 年才發生一次颱風,過去的 10 年內卻出現了 3 次強颱,這在帛琉來說是很罕見的。」

也因為日常生活深刻感受到氣候變遷的威脅,帛琉啟動了如此大規模的海洋保育行動。惠恕仁表示,「海洋是最大的碳匯(carbon sink;又名碳吸儲庫),盡我們所能保護它非常重要,我們不能只有嘴巴上說要對抗氣候變遷,然後什麼都不做。」

比種樹更減碳:

海洋浮游植物可比 4 座亞馬遜雨林,

吸收地球 40 % 碳排

國際研究早已證實惠恕仁的說法,為了抵銷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大規模種樹是常見的手段,然而,真正的吸碳與儲碳大戶其實是海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2017 年的報告〈氣候變遷的大自然解方〉,海中不論大型的哺乳類生物或小型的魚,都能夠吸收二氧化碳,而鯨魚、尤其是體型大的鯨魚碳捕捉潛力尤其驚人,一隻大鯨魚更可抵數千棵樹,因為牠們終其一生會不斷地在體內累積碳,每條大鯨平均可儲存達 33 噸的二氧化碳,死後沉入海底,這些碳也跟著在深海存放數百年之久,對比之下,一棵樹每年僅吸收 22 公斤的二氧化碳。

而海中只要有鯨魚的地方就有豐富的浮游植物生態,原因在於鯨魚的排泄物含有多種浮游植物生存所需的物質,這些微小的浮游植物加總起來,比鯨魚的吸碳力還驚人,所有海洋中的浮游植物共可捕捉高達 370 億噸的二氧化碳、約占地球所產生的碳總量的 40 %,同時海洋更製造了大氣中 50 % 氧氣。

藍鯨的排泄物。鯨魚的排泄物富含多種浮游植物生存所需的物質。(Getty Images)

如果和樹的吸碳量來比較,海洋浮游植物捉捕的二氧化碳,相當於 1 兆 7000 萬棵、約 4 個未遭破壞的亞馬遜雨林所有樹木每年吸收的總量。

海洋的吸碳功能與調節氣候角色非常重要,今年年初聯合國「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甫發表的〈整合性海洋碳研究〉更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持續上升,如果沒有海洋和陸地的碳匯,現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會是將近 600 ppm,比 2019 年所紀錄濃度 410 ppm 還高出 50 %。

為了持續地有魚可吃、也為了減緩氣候變遷,維持海洋生態的健康至關重要。然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醒,海洋現在被稱為地球的藍色之肺,未來卻很可能反過來導致全球暖化更惡化,因為海洋資源正在快速衰竭。

過度捕撈破壞多樣性,

台灣北部海域 15 年消失 105 種魚

聯合國報告指出,全球海洋中 90 % 的野生魚種已被過度捕撈。前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邵廣昭表示,台灣沿近海域也因過度捕撈,導致資源嚴重枯竭。

邵廣昭自研究所時期起,就開始在台灣周圍海域潛水,後來更投入海洋生物多樣性的研究長達近半世紀。他指出,1965 至 1995 年的 30 年間,台灣因為重經濟輕環保,過度捕撈加上人為汙染,是海洋生態和漁業資源衰退最嚴重的時期,2000 年之後,海洋生態環境劣化程度雖然「比較和緩」,但問題依舊嚴重,「大家不會警覺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就好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1990 年起,邵廣昭領導團隊長期在台灣北部海域採樣與研究,最新的調查發現,近 15 年來魚群種類從 142 種銳減至 37 種,數量更是大幅度減少,「從 30 年前開始,我們每個月蒐集一次資料,一直收到今天,替我做這個計畫的助理也換了好幾個。」和他合作已 17、8 年的助理則形容:「以前採來的(魚群種類)量像家用冰箱那麼多,現在的量剩下一個釣魚魚箱的量。」

有關影響海洋生態的主要原因,邵廣昭表示,一般國際研究歸納有六大因素,包括棲地破壞、外來入侵種、汙染、人口過多、過度開發以及氣候變遷,然而,「這裡面大家不願意去面對,造成資源匱乏的現象,過度捕撈才是 No. 1,」但是政府官員最容易告訴媒體的答案卻是氣候變遷,「這樣說也就是大家都有責任,政府不用負責,也不得罪任何人。」

邵廣昭強調,氣候變遷是不可否認的因素,「但那是現在進行式、未來式,不是過去式,過去 60、70 年來其實海洋最大的破壞就是過度捕撈,但沒有人敢去講,怕得罪漁民,那就會沒有選票。」

而過度捕撈的情況如果沒有改善,他說,最後倒楣的還是海裡的魚,魚會愈捉愈少,最後如同一份在 2006 年發表在《科學》期刊的研究所預測,到了 2048 年,海裡就會沒有野生魚類可以捕食了。

《海洋的陰謀》揭商業捕魚黑暗面,

讓藍色之肺衰竭

針對商業捕魚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全面破壞,一部耗時 5 年製作的紀錄片《海洋陰謀》鉅細靡遺地揭露,從過度捕撈、破壞海洋食物鏈平衡到影響海洋調節氣候功能等,顛覆了一般人對漁業的想像,該片於今年 3 月在 Netflix 上架之後,隨即於全球熱播,登上英國、美國和南非等 32 國的收視前十大排行榜。

除了過度捕撈,《海洋陰謀》特別突顯了漁業中「混獲」(bycatch)和幽靈漁具等,這些鮮少被討論卻對海洋生態造成巨大的影響。所謂混獲係指漁業從業人員在捕撈作業中,意外捕捉到非目標漁獲的狀況。例如在一般商業捕魚作業中,會非刻意地釣到海龜、海鳥、鯊魚和海豚等海洋生物。

儘管混獲是非刻意捕到的漁獲,數量卻極為驚人。光是鯨魚和海豚,依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統計,每年就有至少 30 萬隻被漁具困住,因混獲而被殺害,但各國政府缺乏行動來阻止。

混獲也導致鯊魚數量的快速下降。根據今年 2 月於《自然》期刊發表的一份跨國研究,自 1970 年以來的半世紀之內,全球鯊魚和魟魚數量已減少達71%,且全世界海洋裡 31 種鯊魚裡,有一半都被歸納為瀕臨絕種或嚴重瀕臨絕種,該研究是全球第一個針對鯊魚族群的全面調查。來自澳洲的海洋生物學家、亦是共同作者的瑞格比博士(Dr. Cassandra Rigby)認為,鯊魚和魟魚數量的持續下降,將導致海洋健康繼續衰退。

國內研究鯊魚的權威、台灣海洋大學教授莊守正表示,因為鯊魚在海洋食物塔的頂端,只要牠們有一點點的變化,底下整個食物塔就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這類的海洋生物我們在利用的時候,必須特別地謹慎跟小心。」

過去 2、30 年來,他也在台灣沿近海觀察鯊魚族群,「我們看到的鯊魚比幾十年前少了,體型也變小了。」至於鯊魚數量減少的主因,他指出,在部分以鯊魚為主要捕撈對象之外,影響最大的來自於遠洋漁業的混獲。

台灣漁業每年約捕獲 3 萬多公噸的鯊魚,其中大概有 8 成多來自遠洋捕鮪魚時的混獲。為何捕鮪魚卻捕到這麼多的鯊魚?莊守正表示,台灣的遠洋船隊規模龐大,鮪延繩釣的規模在 300 艘上下,世界第一,一艘漁船一次作業放 3 千勾的延繩釣之後,基本上漁船 24 小時作業,「幾百艘船同時作業、一天卡 3 千勾、一年 365 天,就算 1 千勾只捉到一尾,算下來數量也滿可觀的。」

放大到全球的漁業規模來看,世界自然基金會則統計,每年因漁業刻意捕獲和混獲殺害的鯊魚和魟魚高達1億隻。

台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執行長林愛龍表示,「這段時間感受到就像《海洋陰謀》所說的,讓海龜死亡最大的不是那些塑膠吸管,而是漁業,這就是現況。」

但她也指出,台灣整體漁業年產值 800 多億元,產業很難憾動。漁民為了生計及漁獲利益,也很難接受永續漁業的管理。

全世界唯一不用繳稅的漁民,

資料缺乏、管理困難

然而,海洋漁業管理已是全球趨勢。邵廣昭表示,「在農、漁、牧業中,唯有海洋捕撈業是在大自然中獵捕野生動物的產業,特別需要注意物種滅絕和永續的利用。」

「在地的行動是會有全球性影響的,」惠恕仁總統從帛琉的海洋保育經驗中體會到,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緊密連結,過去一年多來的疫情尤其如此,「面對氣候變遷和海平面上升等全球性的挑戰時,我們必須有全球性的思維,」他強調,接著再思考如何在地採取行動,讓在地行動能有全球性的影響。

而台灣該怎麼做?以台灣的沿近海漁業而言,林愛龍認為,有機會達到永續漁業,但必須投入相當程度的管理,「其實科學能不能做得起來也是關鍵,台灣真正有科學長期研究的魚不超過 10 種,」在這個情況下,「如果沒有科學研究,連海裡有多少魚都沒有把握,怎麼能說我們現在吃的量是永續的呢?」而西海岸很多魚完全沒有相關的漁業研究,要掛上永續標章很難。

「例如我們根本就沒有研究黃魚,也沒有研究白鯧;四破魚也是台灣的家常魚之一,但從來沒有屬於牠自己的科學研究過,」林愛龍說,因此無從得知魚的洄游狀況與成熟體長等,甚至特定魚種有沒有過度捕撈現象,「其實你要常常量才知道,這些至少要 2 年到 5 年的研究時間。」

責任漁業指標創辦人徐承堉也表示,「沒有資料,如何知道台灣的海洋健康?如何管理?」他建議,要從卸魚申報開始做,幾乎全世界都是用稅制來做稽核,「沒有稽核,那些申報都是假的。」

要制訂資源管理措施,至少要能掌握實際的漁獲量,也就是卸魚申報,但徐承堉說:「台灣有二個習以為常的世界之最,也就是漁民不用繳稅、農民也不用繳稅。」為什麼繳不繳稅如此重要?「漁民不用繳稅、不開發票,交易完全不存在稽核系統,簡單講,不申報的漁獲,也可以拿去賣。」於是,儘管台灣在 2015 年被歐盟開了黃牌之後隨即立法,要求 20 噸以上的漁船必須做卸魚申報,實際申報的比例非常低,「因為全世界有沒有申報都是靠稅務稽核。」

實際的漁獲量除了靠漁民主動的卸魚申報,漁業署自 2011 年開始,也在各港口設有查報員,透過這個系統回報漁獲量。但林愛龍指出:「當然,這不精準,因為我們的夥伴只能目視或翻拍賣單。」

對於卸魚申報的落實,漁業署表示,自 2018 年起也推出電子化的申報方式,讓漁民得以電腦網頁和手機 App 等,更便利地申報後,去年起申報量已顯著地提升。

儘管不申報就無法出口到美國、日本,因為這些國家會要求提出產地證明,但不申報的漁獲卻可以出口到龐大的中國市場。

「這是不可碰觸的問題,有哪一個政黨敢叫農漁民繳稅?」徐承堉說,既然國稅局課不到稅,也無需稽查生產量了。

「中國的農民要繳稅,日本的農民也要繳消費稅,全世界的農業只有台灣不用繳稅。」徐承堉說:「你會發現台灣的沿近海都是 IUU」(註)最後受傷的是誰?

「首先大自然受傷,接著生產者也受傷,因為很快把魚捉光,就沒有魚可捉了,最後消費者也受傷,因為沒有了糧食供應。」徐承堉強調。

台灣為何遠從非洲進口白帶魚?

一國捕撈不設限,釀全球海洋悲劇

在貿易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國家的海域未妥善管理,全球的海洋都會受害。

徐承堉以台灣人常食用的白帶魚為例指出,這也是中國沿近海「捉最多和吃最多的魚種」,從前在未進行漁業管理時,中國沿近海的白帶魚漁獲量一度大跌至 30 萬噸,於是中國開始在夏天實施 3 個半月的伏季休魚,因為白帶魚春天生最多,夏天的魚還小,等到秋天再捉。

結果,在進行伏季休漁後,中國沿近海的白帶魚產量逐漸回升到 100 萬噸,不夠的量,則從台灣等其他國家進口。有趣的是,白帶魚大小以寬度而非長度來判斷,中國人吃的白帶魚大多是二指寬、2 歲左右,徐承堉表示,其實二指寬的白帶魚才符合永續利用原則,但是台灣人要吃三指寬的,「所以對漁民來說,大小全部盡量捉沒關係,反正二指寬的可以賣中國,三指寬的可以內銷。」

然而,在缺乏管理的情況下,台灣沿近海也捕不到三指寬的白帶魚了,野生白帶魚體型縮水,大多回到了二指寬的小魚,數量上也大幅減少。

台灣人常吃的白帶魚因過度捕撈,吃到的三指寬白帶魚可能是從非洲進口。(攝影/余志偉)

如果你在餐桌上還經常吃得到白帶魚,那很可能是進口的。徐承堉說:「現在 70 % 的台灣白帶魚依賴進口,因為我們把自己捉到的出口到中國,只好去進口其他地方的白帶魚來給台灣吃。」查詢近年海關貿易資料顯示,台灣每年從菲律賓、印尼、阿曼和非洲等地進口上萬噸的白帶魚。

「為什麼從非洲進口呢?因為附近大的魚已經被你吃光了,」徐承堉感慨地說道,這是另外一個課題,國際貿易對海洋資源帶來的傷害,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只看到進口的魚都很大,「你不知道你不斷利用新台幣在破壞人家的資源。」

白帶魚的故事只是台灣產量不設限的後果之一,台灣對漁業的補貼也不設限,更是一大問題。

邵廣昭指出,國際上早就提議對漁業的補貼必須禁止或取消,例如台灣現在補貼漁船用油,也補貼聘用勞工薪資等,這些都讓捕魚成本降低,就很難去輔導漁民轉業,也等於鼓勵去捉更多的魚,「這種補貼只會加速破壞生物多樣性,最倒楣的就是魚。」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曾進行統計,發現全球對漁業的補貼每年高達 350 億美元,而其中的 200 億美元直接導致「過度漁撈(overfishing)」,並指出漁業的高額補貼,等於實際上用繳稅人的錢支付漁船來破壞環境和糧食安全與生計。

有鑑於野生魚群數量大幅下降,2015 年聯合國啟動 17 項「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其中第 14 項即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資源」。接著在 2016 年,「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糧農組織」和「聯合國環境總署」共同提出終止補助的路徑圖,該聲明迄今已受到超過90個聯合國成員國和超過 10 個全球性民間組織的支持。

對此國際趨勢,漁業署表示,由於世貿組織(WTO)漁業談判對於禁止燃油補貼迄今尚未獲得共識,於是基於照顧漁民立場,仍維持用油補貼。

消費者掌握重要決定權,

吃對海鮮就能幫助海洋永續

強化消費者的食魚教育,也是促進海洋生態健康的重要一環。徐承堉表示,所謂責任漁業,其實是每個環節都有責任,「最後的決定權其實在消費者,因為生產者最終是要賣錢的,」問題是,多數消費者對海鮮的要求,首先要新鮮、便宜又好吃,最後才是不要汙染,「消費者很多不是不在乎,而是不瞭解。」

林愛龍建議:「如果很希望海洋永續的話,首先要改變我們吃的魚,」不要吃沿海3浬內重要生態系的魚。

她說,沿岸是重要的珊瑚生態區,而且愈近岸、營養豐度愈高,水較淺、也比較有陽光,因此有較多的浮游植物,也是熱門的魚蝦貝類產卵場所,「這些地方如果能夠適當的做海洋保護區,就很像本金,會源源不絕生利息。」

林愛龍以台灣盛產的鯖魚為例,鯖魚不需要3浬內捕撈,而且產量豐富,「可是很多人會覺得鯖魚很廉價,上不了檯面,」很多鯖魚被拿去當作飼料和餌料實在太可惜了,「如果台灣大部分鯖魚可以當作日常食用魚,產量上很夠台灣的內銷市場。」

為了有助消費者選擇符合生態保育及永續利用原則的海鮮,邵廣昭分別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和「台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發展協會」合作,自 2010 年起,以底食(食物鏈底層的小型魚蝦貝類)、野撈(常見種、量多)和洄游種(種類少、數量多)等原則,編列了「台灣海鮮選擇指南」,目前已出版到第五版,將水產品分為綠黃紅燈的「建議、斟酌、避免食用」等三大類。以國人吃生魚片經常食用的本地野生鮪魚來說,因野生資源持續減少,且屬食物鏈高層生物,數量少、資源不易恢復,即列為「斟酌食用」的黃燈類。

台灣的海洋保護區到底有多大?

回到海洋政策,邵廣昭表示,根據國際上千篇的學術研究,「海洋保護區是最簡單、最經濟、最有效的海洋保育工具。」

海洋保護區需要多大?他表示,在 2020 年的愛知目標中,訂下將全球 10 % 的海域納入海洋保護區,後來許多國際保育組織認為海洋危機已迫在眉睫、無法再等,紛紛提高目標,在 2030 年前,全球至少 30 % 的海洋需要受到保護。

他也認同,海保區達到 30 % 才足以保護海洋的生物多樣性,確保同一物種在不同區域間的族群能夠相互遷徙,並避免漁業或特定物種族群崩潰。

而台灣沿近海的海保區有多大?答案是不到 2 %!

邵廣昭表示,以國際通行的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計算方法,以 200 浬經濟海域為分母來計算台灣的海洋保護區,只有 1.12 %。

但因台灣尚未公告我國經濟海域面積,海保署目前是以「鄰接區海域」當分母,即海岸基線向外 12 浬的領海、再往外推 12 浬的面積,然後把所有各縣市與各部會轄下與海洋有關的國家公園保育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等,全都計為分子,得出目前已達到 8.17 % 海保區的結果。

他指出,要達到 30 % 海保區的目標,雖然在台灣目前的政經氛圍下十分困難。然而,2018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4 屆締約方會議(CBC-COP14)中已通過「其他有效棲地保育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的定義,換言之,非以海洋保護區為目的劃設,但也有禁漁和限漁效果的海域,例如軍港、電廠入水口和離岸風場等,均可納入海洋保護區覆蓋比的計算。

海保署副署長吳龍靜表示,海保署也希望積極擴大海保區的範圍,因此除了請各縣市政府持續尋找轄內適合的海域標的,也委託了台大團隊調查台灣周邊海域,尋找潛在的保護區。

在劃設一定比例的海保區之外,邵廣昭指出,國際上早已呼籲,保護區的劃設是一回事,落實管理更重要,而且管理上強度愈強、效果愈好,強度最強的就是完全禁漁。他以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為例,劃出一大塊的海保區,但其中禁漁的核心區劃得非常小(占 0.2 %),「小到幾乎找不到。」而海保區如果管理鬆散,就達不到海洋保育的效果,「台灣海洋保護區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長期的監測,所以根本搞不清楚,現在劃了保護區之後,成效如何不知道。」

G7 同意「30 % 海保區」目標,

台灣政策和管理得上緊發條

擴大海保區不只有帛琉等小國在努力。甫於今年 6 月召開的 G7 高峰會,7 大工業國領袖皆同意「大自然協定」(Nature Compact),該協定旨在設法終止並扭轉日益惡化的生態多樣性,即 2030 年前,要保護全球至少 3 成的陸地及海洋。

30 % 海保區的目標看似頗高,知名的生物多樣性之父威爾森(Edward Wilson)於 2016 年、高齡 87 歲時,出版了生平第34本著作《半個地球》,認為 30 % 其實並不夠,為了防止物種大滅絕的發生,呼籲應將半個地球、陸地和海洋一半的面積還給大自然和野生生物。

然而,帛琉更將管理強度最大的禁漁區擴大至 80 %,且獲得人民廣泛的支持。惠恕仁向《報導者》指出,這和帛琉上千年的傳統「bul」有關,「bul 是指一個特定的區域完全禁止捕魚一段時間,是傳統上保育自然環境的方式,」歷史上,當某些區域發生過度捕撈狀況時,當地的酋長就會召集民眾,要求在該區域停止捕魚,讓自然的生命力能夠回復。

同為太平洋上的海洋國家,台灣自 2001 年發表了第一份海洋白皮書,宣示我國為「海洋國家」迄今 20 年,卻仍然拿不出有效的海洋管理政策。友邦帛琉的經驗及全球保護海洋生態趨勢,應可成為更多參考借鏡。

註: Illegal、unreported、unregulated,非法、未申報、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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