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當法國戲劇理論家安東尼・亞陶（Antonin Artaud）終於從精神病院被送回朋友身邊時，他以「在語言離開我十年以後」（Dix ans que le langage est parti…）為開頭發表一篇宣言，裡頭宣稱「自從 1939 年 10 月後，我就再也不能只寫不畫了」。於是在 1996 年紐約現代藝術館（MoMA）的展覽「Artaud the Moma—Works on Paper」（註 1）我們看見亞陶手稿中圖畫如何總是與文字摻雜在一起。
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於1986年的文章〈讓 Subjectile 失去理智〉（To Unsense the Subjectile）中以亞陶的宣言展開對「語言」的討論。當文字和圖畫混雜在一起、且絕不能分開時，它們形成一種綜合語言，而這種語言事實上也並非亞陶所創。在從前語言到語言時期之間的過渡期中，各文化都曾留下圖像痕跡，並且逐漸形成象形文字，聲音、動作；儀式、歌唱與舞蹈中的意義逐漸轉化成象徵。
今年紐約現代美術館正展出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家南希・斯佩羅（Nancy Spero）從 1960 年到 2009 年去世之前的作品，也包括數支斯佩羅的創作與訪問錄像。斯佩羅是位非常多產的藝術家，關注的主題也十分多元，本次展出的作品超過百件，標記著她每一個時期的轉變。本文想專注討論的是斯佩羅從七〇年代早期一系列從亞陶出發的作品，到最終以神話、歷史中的女性原型為主的作品，看她如何形成「女性作為主角」（women as protagonist）的創作標語。
初嶄露頭角時，身在男性主導的藝術圈，斯佩羅感受到強烈的不自由。在早期的錄像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她與其他女性藝術家在會議中討論女性創作者的身分，當一位同仁問她為何不允許男性加入會議，斯佩羅表達強烈的拒絕：「有些人覺得我的作品是一種抗議，也許他們是對的，我確實在進行抗議。」對這時的斯佩羅來說，似乎只有女性能夠去試圖表述女性的身分。
而本文開頭所言亞陶創作語言當中的「去語言」，及其殘酷劇場理念曾被邊緣化的經驗讓斯佩羅產生共鳴，遂有 Codex Artaud 系列的誕生。在亞陶的呻吟與喊叫裡是沒有「舌頭」的，因為完整發音的字詞和話語是屬於能夠被聽見、看見的既得利益者或壓迫者，而斯佩羅與亞陶經歷的應是完全相反。但這「發音不完全」反而開創了新的可能「歸途」，即返回「前語言」的世界。
自從六〇年代以後，斯佩羅幾乎只使用紙創作，她畫下、重印已存在的原型，再重新剪貼。而在 Codex Artaud 系列中，她以法典、文物的方式來標誌亞陶，在紙上重置他的筆觸、頭像和宣言，由血與不完全或扭曲的身體，我們一眼能認出亞陶式試圖回返神話語言的企圖與瘋狂 。但這樣的「誤讀」對斯佩羅或對亞陶而言都是不夠的，她必須從中找到屬於女性的分裂與整合。
回過頭看，德希達曾於 1996 年為紐約現代美術館的亞陶展覽撰文，其中挑戰了當代藝術裡「展場」可能隱含的、為藝術作品分類的權力，而亞陶的藝術是拒絕被解讀的，不過以德希達的語言說，它們歡迎「誤讀」，甚至，唯有誤讀、唯有「不以亞陶的方式發音」，才可能接近他的創作主題。
從晚期作品來看，斯佩羅的確從亞陶那裡改道（或偏離後重新回流）了。她在 1981 年名為《第一語言》（The First language）的作品中不再使用以往文字和圖像纏繞的模式，僅以澳洲阿那姆地區的史前壁畫來做拼貼，其之後的作品也以埃及眾女神形象做類似創作。受訪時，她坦言在過程中發現一種新的表達需求，她以誤讀的方式撿起亞陶的語言，將女性原型與角色切割、印製、重複，揭露一個明顯的事實：神話語言不需被清楚發音，儀式與舞蹈即是一種語言。
學者施傑爾達（Peter Schjeldahl）1995 年評論斯佩羅《第一語言》時曾描述，面對此作他的美感經驗如何從視覺轉為聽覺，當影像轉為歌聲和舞蹈，此時作品引起的非語言式的理解與思索，而是一種動能或想像。晚年斯佩羅依然創作不輟，並與年輕藝術家合作，讓他們使用、複製她的女神原型剪紙產生新作品，「現在我已經不知道要如何獨立創作，」斯佩羅說。因為「女性作為主角」的標語非由一人完成，而是持續過程。
現在我們不能忘記，亞陶的塗鴉創作始於約 1939 年，部分來自他當時在精神病院的主治醫生費迪耶（Gaston Ferdiére）所提供的藝術療程，雖然他與費迪耶醫生的關係十分複雜且不完全友善（費迪耶醫生也為亞陶執行當時十分流行的電療，意圖使他停止一切對星象學與煉金術的研究興趣，認為那是精神疾病的表徵之一），但我們似乎可以從療癒、整合的方面來看待這解剖作品、解剖自身肉體與存在的過程。
曾有藝評以斯佩羅複製歷史中現存的女性原型創作的方式質疑其原創性，但媒介和行動在此對斯佩羅來說是必須的。當亞陶談論自己的作品，以及其中無法被翻譯、解碼的創作基底「subjectile」時，他說：「⋯⋯那些圖像將自身呈現給我，非以激發圖畫靈感的方式，而是像磨子一樣，而我可以鑽攪、剪裁、刮摩、分類、縫起又拆開再切碎、割砍再拼湊回去⋯⋯」（註 2），這些堆疊的動詞不意在精確地形容意義，而是召喚、引發一種屬於「肉」的感覺，於是當我們聽見一位曾與斯佩羅合作的年輕藝術家以「像是不斷撓抓牆壁後在表面下發現的圖畫」形容她的作品時，就不足為怪了。
本次展覽題為「紙鏡」（Paper Mirror），斯佩羅的紙上藝術確實是一種鏡像，但它是破碎又縫起的形象，包含女性的羞恥與光榮、失敗與勝利，如果能觸摸，它不會是光滑的明鏡來映照一個完整的形象，它要求觀者的撓抓，在不確定性中探測，在毀壞與重組中持續進行自我形象的塑造。
註 1： 作者註，Moma，馬賽方言，意為「瘋子」。當次的展覽展出亞陶的自畫像、塗鴉、書信與日記。
註 2：作者註，原文為“ The figures on the inert page said nothing under my hand. They offered themselves to me like milestones which would not inspire the drawing, and which I could probe, cut, scrape, file, sew, unsew, shred, slash, and stitch without the subjective ever complaining through father or through mother ”（19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