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蓋爾到全球影像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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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_鄭陸霖

七〇年代開始風行的「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已經是個上年紀的概念,不只數位科技的發展拓展了許多五感沉浸的體驗可能,運動冒險、手感慢食、實體零售等許多復甦與新興的跡象似乎都在宣告「後視覺文化」的來臨。格拉斯哥藝術學院的設計教授朱利安(Guy Julier)在本世紀初便提出「設計文化」(design culture)的概念來試圖取代。但當年拼命點頭稱是的我屈指一算,眼看 20 年都快過了,我們似乎仍然擺脫不了沒有衰退跡象的「視覺文化」。

我們終日在手戴裝置、手機、平板、智慧電視的多屏幕間快速切換的數位生活只有變本加厲,這對曾因過勞失明的我感受尤其強烈,也讓我恍然大悟想起媒體哲學家傅拉瑟(Vilem Flusser)早在 1984 年便書寫的《攝影的哲學思考》(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tography,中文版於 1994 年遠流出版,現已絕版)以及他在書中描繪出我們日益熟悉,他所謂的「全球影像場景」(global image scenario)。

傅拉瑟的宏觀視野建立在他僅採取兩個時點來切割人類文化進程的理論構圖:首先是大約西元前兩百年誕生的線性書寫,神話主導的符號意象因文字書寫而產生辯證衝擊,人類文明也跟著脫離「前歷史」;以此為背景,他迫不及待地直接大膽跳到「相機的發明」,探討這個「技術影像」(technical images)的生產機器(apparatus)如何繼文字書寫之後再次改變了人與世界的媒介關係。

他說:我們將會被四方而來洪水般的影像所包圍,即便之前的傳統影像也都將全數流入這個大壩後被轉換為技術影像。人握著相機以狩獵者的姿勢與機器合為一體、調整機器參數按下快門,記錄事物狀態(state of things)的各種可能;但人是在這個機器內部「程序」(program)允許的技術框架下生產影像(images),這些影像並不「再現」(represent)反而將「模糊」(obscure)世界,直到我們這些攝影者都活到影像中成為其「後果」(function)。比起針對影像的「解碼」(decode) 我們更熱衷於透過攝影「投射」(project)自身到影像, 如是漸漸忘了創造影像的初衷原是為了導向(orient)我們「在世界中」的活動。

《攝影的哲學思考》原文書出版的 1984 年,麥金塔電腦才剛推出,網際網路要到 1990 年代才開始踏出校園實驗,當時的人閱讀他的文字應該會覺得抽象難解,但我們拿 2017年的資料來看,卻意外地容易一眼看到傅拉瑟的「全球影像場景」。每天有兩億張照片被上載到臉書,12 億張照片加入 Google Photos,那一年據 Info Trend 估計全球人類拍了 1.2 兆張照片,也就是一天合力按了 32 億次快門。攝影術起源一般認為是 1837 年的達蓋爾銀版法(Daguerreotype) ,相較之前沒有真實影像紀錄的漫長人類歷史,只有不到兩百年的短暫歷史,譬如我們以為熟知的莎士比亞像(1564-1616)也只是揣測,如今人手一機把隨手拍攝視為當然的日常,達蓋爾如果還在世絕對會看得瞠目結舌的激烈變化。

變化不只在相機普及大眾,攝影本身也有了劇烈的改變。2007 年問世的 iPhone 帶來相機產業的噩耗,在手機攝影品質一日千里的追趕下,「傳統」數位相機只有三年好光景,根據相機行業組織(CIPA)的調查,相機的全球出貨量從 2010 年的 1 億 2,000 萬台直線墜落八成到 2017 年只剩下 2,500 萬台。根據一項 2013 年的非正式調查,九成的受訪者只有使用手機拍照,攝影不用相機的人口已經是絕大多數;「按下快門」早成不切實際的表達,儘管我們仍殘存用食指伸直下壓的習慣動作「咔嚓」來示意照相。

攝影論述的疏離

攝影文化的細節悄悄經歷了數位革命,實體的相簿早已消失、相片沖洗店也幾乎絕跡。一旦在手機上拍照後,軟體快速派上用場,裁剪畫面、細部編修,甚至事後對焦、移動景深,或乾脆一鍵套用智慧濾鏡,在拍完幾分鐘內便可直接上傳網路分享。2019 年底全球的手機人口估計將到達 47 億,高端手機的攝影品質正在逼近可換鏡頭的專業相機,從大眾攝影的實作層次來看「人人都是攝影師」的時代已然成形,然而儘管過去我們理解「攝影」時隱然預設的相機產業已被抽掉現實地基,但我們對於「攝影」的想像卻似乎還沉溺在「從達蓋爾談起」的上古時期,等待 iPhone 的當頭棒喝!

攝影的論述思維從誕生以來一直被兩個主要的問題所左右:一、攝影這個根據光學自動客觀地捕捉,而且具有高度可複製性的影像媒介有沒有可能成為一項藝術?作為一種藝術,它具有怎樣擺脫繪畫的分離自主性與創作可能?二、攝影在捕捉與扭曲現實上出現的矛盾緊張在倫理上如何辯證?它是在喚起知覺、促成理解,還是在被動的影像消費中孕育自欺與麻痺?在攝影史的不同書寫中,畫意主義、沙龍攝影、紀實攝影、商業攝影、概念攝影等各種風格分支的辯證容或存在差異,但沿著「記錄」與「創作」交織的這兩個發問主軸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許多「作者」與「作品」被大量地參照引用來論證各自的,關於攝影本質的思辨空間也從此打開。

這些討論大多默契預設了兩件事:一、脫俗、非大眾的專業影像創作/記錄者,不管他們是風格鮮明的知名攝影師或者為資本企業服務的影像專家。二、焦點放在從照片「雙維度表面」(two dimensional surface)的影像閱讀中揭露「攝影」詭異或魅力的來源。但是對比於這兩者,對於「攝影的身體」與「攝影的機器」,尤其是攝影做為一種「連結這兩者的實作」極少賦予有系統的關注,這也難怪儘管攝影實作已經歷了前述天翻地覆的數位革命,大眾攝影還在持續中的驚人演化,威脅到專業攝影的生機與地位,卻依舊動搖不了攝影評論的視線定焦。

傅拉瑟的《攝影的哲學思考》是少數盯著「攝影動作」(photography act)的例外,另外就是與班雅明、羅蘭・巴特、桑塔格形成強烈對比、常被敬而遠之的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攝影論,他的《攝影:一種半吊子的藝術》(Photography: a Middle-Brow Art,暫譯)談的是大眾日常生活中業餘玩家們的拍照實作(practice of taking a picture),並且以此「中產階級趣味」的研究為基礎才發展出他後來成一家之言的《區分: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暫譯)。

從我們身處數位時代的大眾攝影生活回頭尋找「現在」的歷史源頭,認真閱讀的年輕大眾應該會被攝影專業論述大量膠著在被法國政府收購專利的達蓋爾銀版技術,或塔伯特(Henry Fox Tabolt)以其卡羅式(Calotype)技術完成最初攝影作品集的《自然的筆》(The Pen of Nature)而感到不解。是的,達蓋爾銀版讓攝影開始「有限地」普及,但那種需要在大量光源下,姿勢靜止不動 15 到 20 分鐘,然後在正負片的卡羅式技術下還要費時翻印的「攝影」,與我們所日常體會的實際拍照經驗南轅北轍,讓那些依附在彷彿上古歷史的攝影論述帶著時代錯亂的不信疏離,「這真的是在談攝影?」

在那個攝影的上古年代,大部分私人與家庭照片都只能在玻璃屋相館裡才能拍攝完成,再親切的家人為配合長時間固定不動,照片中的姿態都無比僵硬、面無表情到讓人聯想到死亡。同時也因為對光線的依賴與順從,加上攝影初露臉的時代與主導的繪畫藝術不可避免的強烈對比,產生了將攝影歸於「自然」在自動描繪客觀世界的思辨討論。每一張得來不易的單格照片綜合這些條件,可以想見只能成為剝離了生活脈絡、無涉於拍攝者體驗的孤立存在,於是閱圖之際總是知性上充滿了後設分析,感性上擺脫不了悲愴憂鬱。

「文字消退,影像當頭」

我們日常熟悉的大眾攝影有個有別於其他的基本特色:攝影者本身就是在場的生活者,照片並非為了「創作動機」而被拍攝,而是在人們工作、旅遊、居家、運動時「選擇拿起」相機/手機留下紀錄的「關係中的攝影」。攝影者不是主流攝影論述中經常被預設的那種「抽象」、「外來」笛卡兒式的「純粹觀察者」。雖然必須要提醒的是,「作者性」在大眾攝影中的薄弱並不意味著「無名」的平民攝影師沒有「個性」與「美學」表達的攝影慾望,即便開動用餐前對著「還沒被破壞」的盤中餚用心選擇「拍攝角度」與「美食濾鏡」的攝影工夫,都可以看出為平淡的日常妝點「個性」與「美感」的庶民堅持。

傳統基於技術、成本與同儕壓力的考量,「按下快門」那構成了攝影戲劇性關鍵一刻而屏氣凝神的莊嚴甚至沉重謹慎消失了,「總之多拍一些再來挑」讓攝影的「瞬間」跟著「決定性」的非必然而變得鬆散,有時只是手指操作不慎,一秒間便在手機裡儲存了大量連拍,即便如此批量刪除也輕而易舉不需窮緊張。這種在生活中隨處可以不假深思地大量生產影像的攝影節奏,不只一掃過去照片依照專業論述的描述總是帶著「死亡」氛圍的詭異,拍照已經成為「活在當下」的大量紀錄證據,散發著高感度光學元件恩給的輕浮(light)愉悅。

大眾攝影同時也挑戰了嚴肅攝影論述中一再強調的——在缺乏文字的脈絡註腳下只從被鏡頭框架(framed)中的孤立影像主觀強加或被動接受「訊息」的危險。我無意主張摩荷里納基(Moholy-Nagy)的「影像文盲」(photographic illiteracy)已是過往雲煙的「假警報」(false alarm),事實上傅拉瑟就拉高分貝要我們警覺「文字消退,影像當頭」即將到來的文明危機,但這種「被框住的孤獨影像」的觀察已經不再能反映數位攝影的實情。

首先,不只數位照片在拍攝時便已經自動記錄了攝影的後設資料(metadata),譬如光圈、快門、日期、鏡頭型號等,還包括按下快門那一刻,攝影的身體活動所在的脈絡性資訊如 GPS 位址等,這些數位痕跡是「沒有一張照片完全孤立」的證據,也正是在此,任何一台相機對他的主人都存在這樣的可能危險:悄悄站到攝影者的對立面,成為變節抓耙的「情報出賣者」!

被動的資料寫入還只是開始,主動寫入資訊才是大眾攝影的遊戲重點。數位生活的攝影實作愈來愈凸顯出「分享」的社交慾望。「攝影」的意義也在這個新的作業流程中有了全新的定位:首先是沒有牽掛地輕鬆順手大量拍攝,然後從中挑選出最能表現「活在當下」美感與個性的影像做進一步的編修,這步驟已不止於「基本」的裁切、明暗、對比、色調調整,還可以從去背、美白、瘦身等一路無止無盡地試驗下去,然後在確認體面無誤後釘上人物場景的 tag、加上文字詮釋的「最後潤色」(final touch),最後送到網際網路上分享儲存,才算走到攝影作業的完美句點。

「照相」在此已經成為人們為了「展演人生」而進行影像編輯的「材料搜集」,不只與「死亡」扯不上關係,反而正是以日記(diary)或日誌(log) 的想像,向世界 Live 直播自己「活在此刻」的訊息。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上 po 照片時「不忘加上文字旁白」是許多人認為「完整地處理好照片」的規矩,數位時代大眾攝影師的本尊已經從影像的「獵捕者」(image hunter)搖身一變成為了「編集者」!

1838 年春天達蓋爾在巴黎拍的《坦普爾大街街景》是第一張拍到人的照片。照片曝光時間有十分多鐘,大街上繁忙的車流都沒有被拍到,只有一個擦鞋的人站立的時間足夠久被拍到了。(wikimedia)

希望前述簡單勾勒幾筆的理論/現實落差已足夠喚起你對既有攝影論述的直覺懷疑,歷史應該要配合「通向未來的現在」與時俱進地不斷重新書寫。當七〇年代的「視覺文化」已經在數位當代蛻變成傅拉瑟在 1984 年便預視的「全球影像場景」,那些一直被纏身在 1837 年達蓋爾銀版的攝影史想像,以及寄生於陳腐技術典範關於「攝影本質」的失焦論述,也就成為了我們看清當下攝影生活與面對其現實挑戰時「不必要地抽象」的障礙。

為了恢復我們「攝影的身體」的全面時代感知,我們有必要從大眾攝影的角度重新標記與拜訪攝影史的「現在」起點,從那裡找到我們往下繼續思辨日常攝影的概念啟發,而答案在我看來就在 1900 年柯達推出的布朗尼(Brownie)廉價相機,從此,徹底了改變世界影像面貌。

1900 年柯達推出的布朗尼廉價相機。(插畫/詹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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