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一位作家，才是一名同志 ——《分手去旅行》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台灣的同性婚姻在 5 月 24 日合法化。即便它帶起的爭議仍未止歇，對於支持方而言，目前不是最理想而只是妥協後尚可接受的版本；於反對方而言，同性婚姻帶來的衝擊可能才正要挑動他們的神經。這個議題仍在持續，並非走到了終點；然而，不可諱言的是，無論結果將是如何，但就一個議題、一個社會運動來說，在幾十年的努力後能獲得這樣實質的成果，確實是里程碑了。尤其，並不是所有議題、所有社會運動，或所有社會少數族群，都能走到這一步，就此而言，同志運動確實是處於相對主流、相對優位之上。  

不過，也就是在如今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免要讓人反思同志文學、文藝，還有什麼意義——這當然不是說同志文學或文藝已經沒有意義，而是，誠如紀大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所論述，若（過去的）同志文學史是一種「公眾歷史」、是「非主流的『在野』歷史，站在主流『在朝』歷史的對立面」、是「『由下而上』發揮的抵抗力」。

那麼，在同志族群獲得國家機器與法律保障、愈漸平等之際，未來，同志文學還能發揮同樣的抵抗力嗎？

確實，這可能是一種杞人憂天的假設，縱令同志族群逐漸獲得平等，並不意味就此成為「主流」，也終究不可能是社會的「多數」，同性婚姻更不會是同志運動和性別運動的終點。只是，同志文學本來就不只是文學而已，它既然與現實處境息息相關，則現實處境一旦改變，即使不會令它完全失去意義，卻勢必促使它做出反省與改變。用一個更白話的講法來說：過去的同志文學，讓人看見生活在暗處的同志，其感情、壓抑、思想與生態，那麼當同志不再需要透過文學（或其他方式）而能直接被大眾與社會看見，同志文學還要、還能寫什麼？

如果同志和一般人一樣，那特別標舉「同志文學」又能產生什麼意義？在閱讀《分手去旅行》時，心中的探照燈竟時時從國外回照本地，上述這些疑問一一浮現，卻也彷彿隨即獲得解答（或說，一種解答的態度）——懸置它，存而不論。

《分手去旅行》是一部（加上括號：關於同志的）愛情喜劇小說。男主角亞瑟・勒思即將步入知天命之年，卻是一位二流作家，寫作高不成低不就，又碰上前男友即將結婚，面臨這來勢洶洶的窘境，他決定參與那些來自世界各地、二流乃至三流的文學場合邀約，以旅行來逃避各種狼狽與失敗；不過，正因為這是一部喜劇，所以在逃避的過程裡，只會面臨更多狼狽與失敗。就敘事而言，最好看的部分在於那些舉重若輕的諷刺與高明的幽默，特別是對既有同志文學境貌的挖苦，以及人物之間的對話，例如，男主角勒思將過往戀情的經驗改寫成小說，卻遭到出版社婉拒出版；轉而和文學經紀人討論，經紀人說：「太強說愁了、太深刻了⋯⋯這種城市漫遊的主題，這種人生中的一日剪影，我曉得作家們都很喜歡寫，不過我認為，要讀者同情這個姓斯威夫特的傢伙滿難的。拜託，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一個日子過得比他爽。」重點在於男主角回應的問句：「同志味太重了嗎？」這一問一答之間，第一層諷刺的擬仿經典（《尤里西斯》）的呆板與無趣，第二層諷刺作家的中產階級性，第三層則諷刺同志生活樣板與同志文學的中產階級性。

一如我在前面提及的，如今這個時代，確實好像沒有哪個邊緣的族群能夠過得比同志爽。除此之外，後面的故事情節中也反諷了同志文學的研究、教學與傳播。另一位成功的同志作家告訴勒思，他的作品始終得不到同志圈媒體青睞的原因是：「我們的職責是呈現圈內美好的一面。可是，在你的書裡面，你把角色寫成吃盡苦頭卻得不到回報。要不是我認識你，我會以為你是共和黨人。」換言之，這裡諷刺了在同志驕傲的政治正確風潮下，文學也只能呈現那些值得驕傲的面向，若不如此，則就將被批評成所謂開放進步的對立面。

小說中也觸及許多更貼近當前的同志議題，諸如「同妻」，即和男同志結婚的女性，將會怎樣或是該如何面對婚姻伴侶關係與家庭；此外更重要的，則是「老年同志」的議題：絕大部分同志膝下無子女養老與陪伴，其該如何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壓力與孤獨感？這是外在的問題；並且，年老也帶來色衰與性慾消退，這對於過往經常將強調肉體與性愛作為顯性形象的同志族群而言（並竟同「性」「戀」最大的差異與特徵就在於其「性」與其「戀」），勢必也將經歷一陣內在自我認知與認同的調適。

更甚，小說中也花了不少筆墨去探討婚姻與伴侶關係的意義。交往或結婚，一定要天長地久嗎？人們眼中的「模範情侶」，又代表什麼？小說裡，勒思和一位與前任交往二十年後卻突然分手的男同志，有下面的對話；後者說的話，都令人深思，尤其是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台灣同志族群而言。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婚姻很成功。二十年的喜悅、扶持、友誼，算是成功。任何事情能和任何人維持二十年，都算成功。如果有樂團一合作就是二十年，那算奇蹟。如果有喜劇兩人組合作二十年，可喜可賀。今晚的美景如果只維持一個鐘頭就結束，就算失敗嗎？太陽照耀十億年然後黯淡，算失敗嗎？不算，太陽是他媽的太陽。婚姻為什麼不能相提並論？以人性來說，兩個人不適合被終生綁死。連體嬰是悲劇。牽手二十年，最後歡樂開車遠行一趟，嗯，還不賴嘛。我們見好就收吧。」
 
「你不能這樣，路易斯。你倆是路易斯與克拉克。媽的，路易斯與克拉克啊，路易斯。男同志愛情能不能天長地久，我以你們為指標啊。」
 
「哎唷，亞瑟。我們天長地久了啊。二十年夠久了！而且這事跟你沒關係。」

不過，即使有這麼多「同志議題」，小說的開頭，卻是先將亞瑟・勒思描繪成一位作家；也就是說，在讀者的認知裡，他先是一位作家，才是一名同志，而整部小說的調度也是如此：勒思並未因為同志身分，而被框限在同志社群當中。這和過往典型的同志文學正巧相反。畢竟，當同志相關的文學還被期待要肩負社會性的功能與意義，那麼「同志」這件事，則理所當然總會被放在第一順位，也似乎總得要給出什麼解答，或至少得揭露某些重要的真相才行。

然而《分手去旅行》的處理，就如前面段落我所提及的，關於同志文學的下一步：「懸置它，存而不論」，或者說，把這一切責任重擔，都放到第二順位。那並不是指視而不見。只因為擁有同志的這個身分，所有的經驗就都會因此而有不同於主流的殊異性，不必因堅持保留抵抗性而刻意站在主流的對立面。這一方面是平權的進展，一方面也預示了一個可能的進向。回過頭來，台灣的社會或多或少也朝著這個方向前進，而台灣的同志文學，亦可以此為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