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之愛——讀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

在動物園可以發生許多事，許多相逢，許多關聯。鄭麗榕的《文明的野獸》一書以圓山動物園的啟用、乃至搬遷為主軸，講的就是那些與動物園內外發生的事與政治、歷史、文化之間的關係。動物園有很多事可以發生。因為它匯集了許多種媒介、產生出許多功能，而它本身也是一個地景／建築，於是關於動物園，講的其實是動物、人、建築、都市規劃……之間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複雜的互動關係，而這本書中所列出的「動物園與ＯＯ」（國家政治、戰爭、娛樂、教育）其實都可以放在以上羅列的幾個基本的單位下去考察。

圓山動物園一開始會建在圓山——而非較為郊外的如木柵現址——顯示的是動物園設立的「邏輯」在整個 20 世紀裡有相當大的轉變。一開始的動物園並不是動物「園」，而更多是流動的動物博覽會與博物館的展覽室，而後演進到動物園獨立成園還是跟博物館、市內公園並列討論的（可以視為動物學與人類學的並列）。圓山動物園是由博物館的動物飼養場分出，與現今仍在圓山的兒童樂園本比鄰而居，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帝國日本時期對於都市生活模式的測量與想像，觀賞動物帶有的娛樂與教育性質，同時想像的是一個都市人（與都市家庭）在一個地方生活與移動目的點的想像。

動物園成立以後便需要考慮蒐羅的動物，動物居住的環境、要怎麼管理動物園，以及動物管理不善（或遇上天災人禍）該如何處置。首先，《文明的野獸》告訴我們：芻狗也是有分等級的。書中細數了圓山－木柵動物園歷年來的明星動物們，從紅遍日本帝國的紅毛猩猩一郎君（1944 年過世）到大象林旺與馬蘭，除了在媒體上有相當多版面與報導以外，在極端時刻——在本書中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明星動物」（相對於其他動物）如何被處置就是一門學問。

在一些層次上，第三章〈戰爭與動物園〉在本書中具有特殊地位。這本書主要說的是圓山動物園，雖然各章筆墨的重點都在二次戰前到五、六〇年代，但也會觸及當代的議題，只有「戰爭」這一章有一相對特定的歷史時空，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十五年戰爭」，自滿州事變開始算）期間的戰備狀態及事後處理之上。在這章當中，作者標明了幾個戰爭期重要的關鍵詞，如「動物之愛」、「猛獸處分」等詞彙，在前面章節中談到動物園成立與國家意識型態（如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後，直接連接到戰爭期間日本帝國意識型態的全面升級與總體化，所有人事物之間的關聯性都會被吸納入皇民奉公體制之中。如作者引用的，當時談論軍用動物的文章中寫道「我皇軍在戰場上，人與人、人與動物、甚至動物與動物之間，都結成了強烈的愛之絆」（頁 202）。更有甚者，在戰爭白熱化階段，除了糧食短缺之外，漸漸出現的空襲危機也讓動物園方開始思考該如何處置動物——例如說園方建設被破壞後，動物逃出園外該怎麼辦？在這樣的情境之下，園方決定先行處置，書中詳細交代了處置的動物別、順序，以及使用的方法，由各種紀錄可得知大型動物多數被以電氣法處置，動物死後製成標本提供研究；狀況雖然如此，但也並非如戰後報導的「全部的動物均予電斃」。

有趣的是，作者寫道日本內地與台灣處理大象的方式不同，大象在台灣已被視為「家畜」因而逃過處分，而上段提到的一郎君則是直接被強化檻舍，予以更多保護。而在看待死去的動物時，作者在本章末尾也提到了動物的慰靈祭，而戰爭期的慰靈祭強調的就是軍用動物的貢獻（頁 227）。

本書最後從日治時期的圓山動物園到搬遷至木柵動物園的事由，並由此切入談論動物園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當時提議動物園搬遷的理由有許多，而其中一項理由便是動物園應該與周遭環境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在整個 20 世紀的動物園研究與討論之中有了長足的進展，包含環保意識、動物權意識的抬頭等等，而這都直接影響到了遷址與增設、取消設施（例如增加大量的教育設施並取消動物表演場地）的考量。而這些都重新讓讀者看到動物園不只是關於動物，而是包含人、動物、地景、建築，以及所謂「政治／文化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而這諸多關係都不只是所謂的「愛」或「牽絆」便可一言以蔽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