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線性的時空疊蹤——評《時間不感症者》

《時間不感症者》是徐禎苓以半年為軸，親抵中國，尋覓 1920 至 1930 年代周踅於中國文壇影壇的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在永遠無以克服的線性時差中完成的散文集。

為追尋作家而完成的著作不在少數，例如《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尋找異鄉人：卡繆與一部文學經典的誕生》等，這些作品結構多半以設定好的對象為目標，縝密布局，講究文獻查考，親身歷境也少不了。眾多追索之中，因地緣特殊與難以切分的歷史關係，這本《時間不感症者》成為戰後解嚴的年輕目光回看中國，嘗試理解游走上海、台南、東京生命軌跡的珍貴體察。對於台灣人而言，理解中國必須歷經比想像更長遠的時間，差距極大的省分地域與迥異的歷史截點，或許是難以聚攏的理由，但抵禦不了的是當近現代東亞史劇變來到跟前，身為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其移地東方明珠的行旅所感，不免比起待在島嶼全然不動更貼近所謂的現代性，亦極可能近偎當代，重新逼讀者回望中國這道晦澀符碼。

從中國汲取文化養分，已是台灣文明進程的一部分；直面「中國台灣」，亦是台灣人尋求主體性的歷程裡，不得不與之對抗或對話的部分。那麼，溯回這段相互染織的歷史，很可能就得面對初次照面之際，來自「文化大國」的優越——即便是升斗小民亦能不假思索地搭腔——「中文系好，要把中國文化宣揚出去。」（頁 69）昔日黨國教育打著復興中華文化的旗幟，又怎知蕞爾小島在肩負中國文化之前，其實更像是文化輸出國，反過來左右十里洋場的文壇風景。

徐禎苓研究劉吶鷗以「日治時代前進中國的台商」身分西進，他與施蟄存等人創立的上海新感覺派「被視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支成熟的現代主義小說」，站在 1927 年切分點，躲過蔣中正四一二的上海清黨，而卻靜止在 1940 年上海外灘的福州路 623 號京華酒家。死因成謎，檯面下卻不少蜚語「漢奸」的新聞。書中徐禎苓提及某群台灣留日生的非典型案例，不走左翼路線，不盡然討厭日本，「那麼，當我們用所謂台灣意識審視日治人們的時候，台灣意識到底是什麼？是當代的？還是日治的？」（頁 101）不被絕對定位的「世界人」或許正是那段時代裡不可忽視的身影，也是研究文化對位關係不可或缺的「越讀」。至於租界各據的文化，各擁國族立場的情況，的確在徐禎苓交互比對老地圖與新地景時，不只一次為讀者細膩指認：

多倫路，聚散著國民黨、汪政府和左聯人馬，三方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立場，讓這裡充滿張力。

只是，這群人錯落地住在這兒一段時間、又離開，有些人也許沒有真正成為鄰居，可當時間距離三〇年代那樣遠，等我這樣一個旅者走過，幾乎沒有錯落的感覺，甚至還會誤以為他們在某個年代裡一起住過這裡，又一起恐龍滅絕般消失，彷彿那些三年五載的細節通通被壓縮，理解變得過度單一。

〈尋找石庫門的路上〉（頁 63）

那些不願被塗改價值選擇的身影，魯迅、蕭紅、戴望舒、張愛玲等；疊加來自台灣的施蟄存、劉吶鷗，張我軍；以及深受謎團吸引，試圖按圖索驥，行路中國的徐禎苓（寫下這本書的她，亦非唯一好奇者），在不壓縮時間，奮力看清歷史疊圖中存續至今或中途斷線的路線中，複沓行程，也複寫看中國的眼光，重新定錨與中國的關係。

文本互涉的性質，早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便提出，書寫是不斷回應過往自身或前人寫作的過程，因而每次寫作都使腦中某些編碼連結著另外的編碼。20 世紀初期活躍於上海、北京的文化人於此理論架構中，仍能對當前的我們迆邐展示「可寫的文本（le scriptible）」。幅員遼闊的中國本具時差，包含 1919 年起始的五四運動，在十年過後，劉吶鷗等人活躍的時代裡，它被文人省思改動，然而之於黨，可寫性卻顯荒繆：

在中國，五四更大的意義是左翼、共產黨起點。因而當 1919 年的改革跨出了那個時空點後，為政者、書寫者會自動幫它歧出新的意義來。不難察覺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上，五四反覆被召喚，變成黨史的一部分。

〈五四大街〉（頁 224）

時間軸下複聲喧嘩，方是「有感」於時代的樣態；泯除折射的可能性，只關注極其符合想像中的中國，何其危險。大概這是徐禎苓除了作為一位學術上的交換生，除了完成所有劉吶鷗的時差之旅，更願意深入中國其它部分的理由，她深入捲進二戰史，頂替上海成為重鎮的雲南，亦不厭其煩尋線找到劉吶鷗的小女兒，飛到東京。

讀者明白，這樣的行旅已屬文化裂罅縫補之旅。目光侷限是多數人的限制，正如未啟此書之前，多數會認為上個世紀環境閉鎖，其實反倒是跨國跨域頻繁，遙有共振的時代，1927 年，存在影響中國的日治台灣人劉吶鷗，還有他深受影響的法國文化，巴黎張開雙臂迎來了美國大作家海明威與費茲傑羅。

複寫互文的循環仍在，這本《時間不感症者》不妨視為非線性的截點，開啟台灣人走向書寫世界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