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讀心術（下）：感性的與物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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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提出「視社會如物」的箴言來為全新的學問打開一片天，但同時代的德國社會學者韋伯卻逆向行駛、選擇「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路數，以傾聽歷史人物內心對話的真功夫，貼近轉轍歐洲進入高度合理性的新軌，讓它從世界文明競賽中脫穎出線的那群清教徒，描繪了他們在喀爾文「預選說」教義中、無從知悉是否為上帝「選民」的無助焦慮下，如何為混亂未知的世界主動賦予意義秩序，進而專心投入到看似與宗教關係遙遠的經濟物質活動中，用「在世禁欲」高度效率的勤奮營利、樸實自制的消費慾望壓抑，來提供自己安身立命的「當選線索」。
靠著這套「讀心術」，韋伯發展出將「新教倫理」連結到「資本主義精神」的精緻論點，在「價值理性主導的傳統」向「工具理性的當代」轉向的關鍵時點，讓清教徒意外地登場，成功演出歷史高潮中一幕精采的內心戲。故事的悲劇收尾眾所周知，西歐的經濟生產力高度爆發，「工具理性」重新組織起社會各領域，隨著新教倫理功成身退，資本主義也跟著失了精神骨幹，但強勢的西方資本主義仍像一部自轉的機器席捲全球，逼迫還在與「價值理性」糾纏不清的「落後文明」一起鎖到工具理性掛帥的「鐵籠」（iron cage）。
傳統復返與神才領導
「資產階級馬克斯」的韋伯所提出的這個文明悲劇「異化」論，讓後世許多聰穎博學的學者們耗盡心力苦思不得出路。韋伯本人暗示了兩種反轉的可能景象：一是傳統價值回返、修復往昔榮光的集體救贖，二是出現魅力無窮的神才領導（Charisma）帶領群眾打破建制。很不幸地，納粹希特勒在韋伯過世後奪權崛起似乎是個完美的綜合體，讓他的提示宛如我們調侃的黑色預言。事實上，鲍曼（Zygmunt Bauman）批判納粹集中營的重點正在於它「快速處理掉」猶太人的工具理性效率，更驚人的是在這場文明悲劇中竟然找不到責任者，因為倫理與同情被乾淨徹底地抽空，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反映了「現代性」鐵籠的黑暗面。傳統復返與神才領導之外，我們有可能找到如當年「清教徒」那樣文化綜合的原型，暗示我們足以與鐵籠對抗或甚至替代的歷史圖像嗎？
無人知道將來生活在此鐵籠裡的究竟為何人，在這驚人發展的終點處是否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或者是否有舊觀念與舊理想的大復活，如果不會，那會不會出現一種以病態的自我陶醉為粉飾的機械的石化現象？因為我們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來評說這發展最終出現的人物：「沒有靈魂的專家、沒有心肝的縱慾者，這個凡骨竟自負已登上人類未曾達到的文明階段」。
重讀韋伯這段膾炙人口的警世結語，環顧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地景，我們不禁將注意力放到最後的評說，然後再度燃起了重訪歷史的好奇：「靈魂」與「心肝」，這些感性的文化情愫究竟如何在資本主義中消失了？或者，它們真的消失，再找不著、看不到了嗎？資本主義發達之後，清教徒們怎麼了？誰是我們的時代裡應該再次貼近讀心、重拾希望找回靈魂與心肝的「新教徒」？歷史學者柯林‧坎貝爾（Colin Campbell）追隨韋伯的腳步，承襲「韋伯風格」的分析路數，1987 年出版的《浪漫倫理與現代消費主義精神》（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一書給了我們為資本主義招魂的歷史線索，這書名擺明就是在向韋伯的經典致敬，它不止補充發展了韋伯的論點，在我看來更關鍵的是，顛覆了韋伯執著於「生產」與「理性」的論點。
坎貝爾提出的問題是：西歐資本主義提高的生產力如果沒有同樣充沛的消費力來承接，新商品怎麼可能持續？這問題的解答很清楚，因為史家幾乎一致同意在 18 世紀中葉的英國開始了現代意義的消費革命。大量生產的絲綢、羊毛、啤酒、陶器、鈕釦、別針、玩具、蕾絲⋯⋯大部分都是新興中產階級在消費，不只這些新奇商品一擁而上，劇場、賽馬、登山、旅遊、音樂、跳舞、運動等等，各種休閒活動快速增加。服裝時尚的流行也正是從此時期開始蔚為風氣，書籍出版與閱讀的熱意同樣旺盛，18 世紀中新書數目一口氣成長了四倍，中產階級女性們熱愛閱讀的浪漫愛情小說更是風行。在韋伯討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時，這些理性之外的感性大爆發發生於同期，卻被專注分析「在世禁欲」與「工作倫理」的韋伯所完全忽略。這些從清教徒發展出來的新興中產階級又是怎麼變成了「縱慾者」？這些抒情快意、怎麼說都意義飽滿的休閒消費真可以用「沒心肝」簡單帶過？時尚、小說、休閒、冒險的「非必需品」消費呈現出資本主義怎樣的精神面貌？
現代消費者的誕生
坎貝爾檢視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引用文獻，發現他絕大部分關於新教徒「內心戲」的歷史材料都停留在 17 世紀末，大部分崇拜韋伯的思考後繼者也都毫不懷疑地跟著相信：從 18 世紀清教徒出場為資本主義「轉轍換軌」之後，就是「工具理性」鐵籠如被打開的潘朵拉盒般暢行無阻地滾動至當代的悲劇開展，資本主義從 18 世紀中葉英國開啟的現代消費革命完全不需理睬。社會學的行內人都很清楚消費被忽略的理由，大多左傾的社會學者們對消費帶著根深柢固的負面理解由來已久，這些「最後的清教徒們」自認批判地直覺相信：「消費是髒事」、「奢侈是罪惡」。消費者是被工業生產體制用廣告行銷伎倆「綁架了理性」的犧牲者，他們被動地接受廣告刺激而有了消費的制約反應，非必需品的購買就是集體蒙蔽的明顯證據，資本家藉此成功地消磨了他們反抗資本主義壓迫的意志（這才是左傾學者同溫層裡的真正關心），然而這些批評者面對商品時，從後現代風格旅館看出消費者陷入幻覺、從品牌或特定設計師的標籤解讀消費者內心不安，經常都只是夫子自道的粗糙評論。
近年許多消費研究都證明了這些（自己消費品質不差的）學者高傲的成見完全違反事實：首先，消費成癮無法自拔的案例往往被過度誇大，絕大部分的消費者抓緊荷包精打細算、讓許多企業傷透了腦筋；其次，就像在觀看電影與閱讀小說，他們「消費」廣告裡的浪漫與想像，但心底可清楚那不是現實；第三，許多被現代消費者認為「豐富人生體驗」、「有品味」的休閒活動都不是出於炫耀虛榮，而是個人隱微的、需要靠不輸清教徒的努力培養才會有沉浸其中的能力；第四，許多休閒活動夾帶著延遲快樂的痛苦與甚至必須冒生命的危險，譬如長跑、攀岩、登山，還有許多新興的極限運動；最後，很少消費休閒是出於被迫，相反地，那些消費活動帶來的深度興奮不可能被動取得，往往需要情緒自我控制的大量投入。現代消費獨特的魅力所在煥發著個人主義的靈魂光芒，完全違反了左傾學者要我們相信的、被集體蒙蔽的愚民形象。但是，這樣的現代消費主義精神如何從18世紀清教徒同時期的西歐發展出來？這裡，韋伯關注內在意義的讀心術再度派上用場。
坎貝爾追蹤基督新教在 18 世紀中的後續演變，發現喀爾文教派過於嚴苛無情的「預選說」漸失人氣，人們覺得合情合理應該相信上帝慈愛世人的溫和形象，同時帕斯卡、斯賓諾莎、康德等思想家也一一提出哲學式的神學辯證，自然神學降低對人格化「神旨」的揣度、轉而讚美大自然的造物神奇，也為現代消費者的誕生預埋了浪漫主義的精神資產。尤其具有影響力的是萊布尼茲《神義論》的樂觀主義看法，在保有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全能的神所安排善惡並呈的現存世界「已經是眾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一個」（We live in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劍橋柏拉圖主義（Cambridge Platonist）與荷蘭的雅米紐司主義（Arminianism）都開始強調人與神通的內在靈性，從誠信的基督徒對他人痛苦的憐憫惻隱產生了「沉浸於悲傷」是善良基督徒自然利他的「敏感性」（Christian sensibility）的看法。原本新教徒尋找確認自己是「選民」的「跡象理論」，開始變成不時檢視內在悲傷、卑微、絕望、懷疑、求道的感性生涯，從淚水苦痛的懺悔中恢復屬靈信心的情緒歷程，這種情緒自制的感性主義終於為 18 世紀的浪漫倫理鋪好道路。
浪漫倫理
英國 18 世紀開始流行「多愁善感」（sentimental）與「感性」（sensibility），流行語中「奢侈」並不與財富相關，反而跟情緒與感性的流暢表達連結，浪漫小說裡大量出現類似「我從未如此奢侈地縱情哭泣」、「憐憫是感性靈魂最奢侈的放縱」的表達，這無形中連結到了現代消費者甚至可以在安貧或驚恐中找到深度精神喜悅的自我倫理，譬如「躺著曬了一下午陽光的奢侈」、「在寒風刺骨的崩岩縫中匍匐前行、終於攀爬登頂的號泣狂喜」。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中的瑪莉安用音樂與畫作的欣賞觀察身旁男生是否具有「真正的纖細情感」、「同情憐憫的溫度」，暗示了一種將「不感性」（insensiblity）等同於「殘酷」的倫理感知。在跟威洛比單獨赴約而被指責時，她的回應是：「快樂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我的行徑不當，我一定會感覺得到，如果確定自己做錯，就不可能快樂得起來。」這在坎貝爾看來正是「浪漫倫理」開始成形的消費革命先聲，當中的關鍵並非感官享樂至上，而是檢視與控制內在情緒變化如今關乎「個體生命浪漫本質中的自我料理」。
我們不需要花費篇幅繼續進入衛斯理派循道運動（Methodism）等的後續新教演化，就應該可以理解坎貝爾在「浪漫倫理」與「現代消費主義精神」間建立歷史關聯的論證。現代與傳統消費主義的重點差別，在於現代消費者面對未知時不會如傳統消費者般採取迴避，而是相反地迫不及待先縱身想像，便已經開始了擁抱未知的消費興奮，「瀏覽櫥窗」（Window Shopping）做為一種消費的現代形式更是體現了想像力的關鍵。不管是閱讀小說、音樂電影、登山溯溪、彈跳攀岩，預期中的憂鬱、驚嚇、創傷、磨難都是「自我幻覺」（self-illusory）的現代消費休閒最讓人難忘的精彩片段，現代休閒中深藏著個體透過消費與「內在更深切完整的未知自我」邂逅面會的願望。
坎貝爾提醒我們留意「波希米亞」（Bohemia）這種希望「能使日常生活符合浪漫主義原則」的現代消費主義精神模範，相較於韋伯筆下的清教徒重視財富營利而迴避罪惡的休閒，波希米亞剛好相反，他們重視休閒而鄙視膚淺的財富積累。他們反對的並非寬裕消費，而是資產階級迷戀房屋、汽車等耐久財的創意貧乏與靈魂空洞，在波希米亞眼中資產階級「有野心卻缺乏熱情，有占有欲卻不夠渴望，有權力卻不受尊敬」，被否定的並非「野心」、「占有」與「權力」，而是缺乏與自我內在更深層特質連結的真摯價值。
坎貝爾先是持續追蹤喀爾文教派如何讓位給強調「自然神學」與「良善感性」的後續新教發展，然後隨著世俗化與經濟繁榮，揭開這孕育於新教分支演化的「感性倫理」如何連結上 18 世紀中後的英國消費革命，最後以「浪漫倫理」之姿支持了現代消費主義精神的誕生。這趟深具韋伯風格的歷史分析也為打破扭曲消費行為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歷史脈絡的有力支持。除開前述波希米亞與清教徒的差異，此處更值得強調的是，表徵現代消費主義者的「波希米亞」與當年韋伯所描繪帶著「靈魂」與「心肝」的清教徒有許多精神狀態的共鳴：他們同樣專注於個人主義式隱密內在的靈魂探索、都企圖從「在世的物質經營」（一邊消費休閒，一邊財富累積）確認生命意義的真摯性，也都從擁抱未知的焦慮中直面自我實現（「我是選民！」）的期待興奮，最後兩者也都從延遲滿足的自我鍛鍊中肯定「更接近了所信」的酸甜喜悅。
從以「波希米亞」為原型的「浪漫倫理」出發，當代消費研究藉著貼近理解經濟個體如何賦予自身消費行為真切意義的「韋伯讀心術」中獲得不少珍貴的發現，讓我們得以跳脫教條、對當代消費社會的生動面貌有更深刻的認識。
建立真實自我
人類學者米勒（Daniel Miller）在倫敦郊區的平常街區進行長期臥底的田野調查，他跟隨著住戶們一起購物，沿途傾聽他／她們挑選商品、允許它們進入家庭私人空間的考量，掀開了現代消費者體貼家人「無私奉獻」的豐富倫理考量，為了不讓孩子在學校被孤立而猶豫要不買玩具，擔心太太的高血壓但又想慰勞她的辛苦⋯⋯甚至解釋自己為家人採購如何值得一個甜點慰勞。從消費者為自己買件衣服的購物過程，米勒細膩地呈現出消費者如何透過謹慎消費克服面對大量陳列、外觀一致商品的「疏離」，從反覆試穿、進出一家家商店中推敲符合自我個性想像的「對的那一件」，購物的實作因此也是將「疏離的商品」納入自我世界中的「去疏離」過程。
在《物的慰藉》（The Comfort of Things）一書中他透過針對三十戶人家室內空間與陳列當中「個人化物件」纖細動人的文字書寫，勾勒出倫敦現代都會中一個尋常街區裡平常消費者只要研究者貼近「讀心觀物」便得彰顯、實際上個性鮮明的微觀世界。物件的故事串連起了它們終日陪伴撫慰的主人們獨一無二的生命史！米勒這麼說他看到的消費生活真相：「我看到的是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屬於自己、帶著某種程度上宗教意義宇宙（cosmology）的努力，雖然發生的場所是最世俗的消費領域。這些現代的消費個體並非混亂沒有條理的碎片（fragments），處處斤斤計較、彼此沒有牽掛關聯。事實上，她們都在掙扎試圖建立一個個小宇宙的秩序，賦予它通情達理的昇華意義，就像我們一般認為的宗教，只差它是平行地環繞著自我而運轉。」
如果你以為這樣的消費者再怎麼說終究還是自私的，因為他／她關心的並非與他不直接相關的社會問題或者他人的苦痛，那你就錯了！ 觀察人們在凡俗日常生活中道德體驗的意義構造後，道德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道德價值是以人們內在「意義地平線」上高掛的「客觀存在」而被認知，跟會因個體不同時機的狀況而主觀變動的「偏好」截然不同，就像你絕不會以回答餐廳服務生的口吻說：「嗯，比起仁慈，我今天比較多喜歡一點正義」。更重要的，泰勒提醒我們，你崇敬對待的外在價值也就是你相信更內在真實的自我。雖然現實上的你可能還辦不到，但你的行為愈接近那個目標，也就愈肯定自己更接近了真我。一時因為外在環境或內在誘惑而做錯事的我們會說：做了那件事的「並不是真正的我」，那是我想要克服，但遺憾地又敗給他的「那個」我。「波希米亞」的現代消費者原型，從日常生活有意識的消費實作中挖掘體會未知，接近更真實自我、甚至期望創造出符合「更佳人性」的美好社會，完全是同樣的道理。
現代消費者為了保衛人文價值而引發的經濟衝突處處可見，拒買已成為九〇年代以後遍及環保、人權、勞動等公共爭議的抗議手段。為了環境保護，消費者抵制污染海洋並拒絕投資新能源的艾索（Exxon）石油；為了動物保護，人們抵制販賣皮草的梅西（Macy）百貨；為了人權，人們抵制投資緬甸與南非的企業，動員阻止中國取得奧運舉辦權；為了勞工權益，大學師生監察呼籲串連，拒買富士康（Foxconn）主要客戶的蘋果商品；為了反核，法國葡萄酒遭到全球抵制，以逼迫法國政府簽訂禁止核試協定。不只這些看似被動的抵抗，我們同樣也見證到公平交易、雨林保護、地方貨幣等正面介入消費市場運作的倫理消費運動在全球範圍展開。消費已然進入當代許多重要社會爭議與市場重建的核心，裡頭總是藏著屢被左傾學者輕視看扁的「波希米亞」原型，這些消費抗爭中的訴求大部分增加了個人的成本，透過這些「刻苦自我壓抑」的消費，譬如繞了遠路採買、花費更多的錢、自己攜帶餐具等明知「不舒適」的消費方式，更接近內在本真的自我與環保人權等外在的客觀價值同時被彰顯看見。「小確幸」的物質財富基礎是如此微小，跟她們試圖在消費中確認的價值一對比明顯誇張，很容易成為左翼憤青大肆調侃的對象，但我們也不要忘了，默默地在生活的日常中堅定支持著同志、環保、人權進步價值的正是這些成天「感性地與物共舞」的文青們啊！
常見用來解釋這些消費抗議的理論認為，是距離造成人們的漠不關心，所以只要努力將遠方發生的惡劣情事透過影像文字告知被資本蒙蔽的消費者，這樣「被啟蒙」的消費者自會拋棄消費自私成為行動的世界公民。研究倫理消費的學者巴內特（Clive Barnett）反對這樣的看法，他引用了米勒的倫敦消費者研究指出，即便看起來非常普通的日常消費都很少出於自戀，往往滿是指向他人的體貼，朝向更深刻自我體驗的追求。他研究英國公平交易組織 Traidcraft 的消費實作，發現悲慘事件的資訊爆炸反而造成麻痺，重點是波希米亞的消費者需要可以持續自我修練「感性倫理」的「道場」，讓他／她們在鼓勵與提醒倫理的物件陪伴中不捨不棄地實踐出接近內心尊敬的消費自我。就像一位上進的登山者逐步踏入登山裝備、書籍、組織、影像、傳奇、技術、網站⋯⋯所圍繞「日常化」的物質環境中，才能夠持續精進消費品味與積蓄能力一樣，公平交易運動是一個由徽章、海報、雜誌、茶杯、手冊、T 恤、消費角落（譬如公司裡自由投幣取用的咖啡機）、假日市集、年度聚會所構築的物質環境，一個帶著宗教意義的小宇宙，來支持與鞏固人們在消費中逐日加深加厚的自我認同。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讓我們通過清教徒的內心掙扎走過一趟「理性的激情之旅」，坎貝爾向韋伯致敬的《浪漫倫理與現代消費主義精神》，讓我們遇見了波希米亞，從她們追求更真摯感性的生活實驗中目睹了浪漫情懷中閃爍著的倫理之光。坎貝爾寫作此書的最初啟發，不令人意外地，來自他目睹六、七〇年代交接之際美國青年反文化社群（counter-culturalist）的認知衝擊。那時的他不懂，為何在社會學聲稱「世俗化」、「理性化」的趨勢預測已成定論之際，突然會橫空冒出明明背景良好，卻堅持「過不同生活」的中產階級青年，她／他們熱衷於迷幻藥、魔術異教、神祕主義，嘲諷清教徒主義，甚至還想用獨立自主的精神，實驗適合於半游牧、自給自足的公社生活。坎貝爾為了解開這群波希米亞青年的身世之謎，發現了韋伯「理性鐵籠」感性蒼白的空洞遺漏，最後溯溪回到了 18 世紀英國消費革命的浪漫主義源頭。我不知道他當年這趟旅程是否曾從《全球型錄》（The Whole Earth Catalog）這本特殊的消費指南得過啟發，獨立自主又精神充實的理想生活最終仍必要成就一種尋常，因此同樣需要「靠近工具」（access to tools）採購物資與裝備的準確補給，畢竟「無法取代的重要事情，就存在於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