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俄羅斯撤退,一個問題浮現:誰算通敵者?

在從俄羅斯佔領下收復的烏克蘭城鎮,烏克蘭政府正努力辨別——並懲罰——那些曾幫助敵人的人,這使某些社區出現裂痕

烏克蘭・伊久姆市(Izium)——俄羅斯官員向伊娜・曼德里卡(Ina Mandryka)提出一項簡單的提議:只要她同意在被佔領地區的一個小鎮上開辦學校、並用俄語授課,她就會從副校長晉升為校長。

對曼德里卡來說,這是一個簡單的選擇題。「我拒絕了,」她說,「教授俄語課程是犯罪行為。」教室裡掛滿了長頸鹿和熊的彩色照片,而這所學校持續停止授課。

伊久姆市的二年級教師伊琳娜・奧弗雷德娜(Iryna Overedna)則做出了不同的選擇。「我心裡那身為教師的聲音認為:『孩子們應該要上學才對』。」奧弗雷德娜說。此外,她也說她需要一份薪水來養家糊口,便當下決定前往俄羅斯西南部的庫斯克(Kursk)研習新教綱。

9月,在烏克蘭東北部,烏克蘭軍隊迫使俄羅斯軍隊在一片混亂中撤退,並收復了被佔領五個多月的城鎮和村莊。然而,他們面臨了一個相當難以判定的法律與道德困境:在被佔領期間,誰有跟俄方合作?

9月中,伊久姆被收復後,當地居民排隊領取人道援助糧食。(Nicole Tung/The New York Times)

教育的進退兩難

俄羅斯在許多地方留下了坦克和戰死的俄兵屍體,但也留下了可被視為戰爭罪證據的亂葬崗和酷刑室。對於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來說,通敵行為儼然是被佔領期間的黑暗插曲,而根據烏克蘭現行法律,通敵者該依法受罰。

但有很多情況並不一定那麼黑白分明,尤其是與城鎮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事。例如,烏克蘭當局不會把醫生、消防員和公用事業公司的員工視為叛徒,因為這些人的工作對城鎮的運作至關重要;但警察、市政和地區政府人員、以及一些同意依循俄國教綱工作的教師都被歸類為通敵者。

烏克蘭官員持續強硬地批評願意聽從俄方指示的教師。他們說,俄羅斯課綱否認烏克蘭作為國家的存在,而在一場旨在消除烏克蘭語言與身分認同的戰爭中,同意依照這樣的課綱來教育孩子是一項嚴重的罪行。

對於向俄羅斯當局屈服的教師,烏克蘭政府內部感到極為憤怒。教育監察員謝爾希.霍爾巴喬夫(Serhiy Horbachov)說,至少應該要取消這些人的教師證。 「絕對不能允許這些人教導烏克蘭學童,」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道,「這將是一段非常艱難又痛苦的故事。」

大約有1,200所學校仍在被佔領區內。在反攻中,烏克蘭軍隊奪回了一個範圍涵蓋約略65所學校的地區。烏克蘭檢察官說,大概有一半的學校在9月1日開學並教授俄語課程,且約有200名教師參與其中,不過這些學校都在歷經軍隊橫掃的幾天內關閉。

哈爾科夫地區(Kharkiv)的副檢察官沃拉迪米爾​​・萊馬爾(Volodymyr Lymar)在接受採訪時說,並非所有人都會被逮捕。萊馬爾表示,將評估教師參與俄羅斯洗腦教育的積極程度,再予以相應的處罰。 「對教師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他說。

伊久姆曾經是一座優雅的城市,坐落在俯瞰頓內次河(Siversky Donets River)的懸崖上,城裡滿是19世紀的磚樓,如今絕大部分已成廢墟。當烏克蘭士兵重新奪回這座城市時,居民們紛紛以手工餃子與擁抱來迎接他們。過了幾天,許多人才終於為俄軍佔領的結束鬆了一口氣,他們哭著陳述這座城市如何從中解脫。

但是現在,居民因為在被佔領時為求倖存所做的讓步、甚至是大大小小配合俄方的舉動而受到批判,並對此感到憤怒。這預吿著烏克蘭在收復失地時,將面臨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因通敵指控而引起的分裂與不信任。

9月中,一名烏克蘭士兵在伊久姆巡邏,尋找疑似通敵者的人。他向一名居民問話,並要求檢查身分證件。(Nicole Tung/The New York Times)

攸關命運的選擇

有些烏克蘭北部的平民已經越過邊境、逃往俄羅斯的別爾哥羅德市(Belgorod),他們表示,自己害怕因為在市政部門工作而遭到烏克蘭當局的報復;也有人指出,社群媒體上的激進宣傳已經讓他們變成當地居民怨懟的目標。

伊久姆的居民說,在俄羅斯2月入侵後的幾週內,他們幽靜的城市成了前所未有的人間煉獄:屍體散落在人行道上;樓房成了廢墟;俄羅斯士兵在街上巡邏;人們擠在地下室躲避砲彈的轟炸。

不久,居民被迫做出令人不適的選擇。

「每個人都選擇了自己的命運,」俄羅斯文學教師奧克薩娜・赫里佐杜布(Oksana Hrizodub)說。她拒絕為俄方教書,但她並不會去批判那些選擇教書的人,「對於被困在這裡的人來說,這是一件關乎個人命運的私事。」她說。

大多數教師不是在遭俄軍佔領前就逃離該區,就是拒絕教授俄語課程,停薪留在家裡,靠著在院子種植的醃菜或鄰居的施捨維持生計。

「俄方們向我們其中的某些人施壓,而不是所有人。」巴拉克列亞市(Balakliya)一名拒絕教授俄語課程、負責生物、地理與化學等科目的教師斯維特拉娜・西多羅娃(Svitlana Sydorova)說道。「有些人出於自願與俄方合作。警方應該要獨立調查每個案件才能清楚區分。」

其他人為逃避俄方的脅迫,則是直接躲了起來。英語老師伊琳娜・沙波瓦洛娃(Iryna Shapovalova)說,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以免被注意到。「我很幸運,」她說,「我和我的孩子們躲在一起。」

同意重返工作崗位的二年級教師奧弗雷德娜,陳述了「與俄羅斯人合作的幾小步」。她說,一開始需要做出的道德妥協都沒那麼重大。

起初,她在6月參與了一個由俄方支持的行動,在一個名叫「文化之家」(House of Culture)的社區中心清理廢墟,以便讓高中生能在那裡舉辦畢業舞會。作為交換,她和其他人收到了一份「工作配給」,即一份食物分發。但她表示,老師們這麼做並不是為了得到配給,而是為了替青少年舉行一場慶典,並給學生一點點重獲正常生活的感覺。

奧弗雷德娜說,俄羅斯當局於夏末之際聯繫了這些協助整理文化之家的老師,要求他們在秋季開學——首先,老師必須要前往庫斯克研習俄國教綱。她決定啟程、繼續教書。

 教師伊琳娜・奧弗雷德娜(Iryna Overedna)在俄軍佔領期間同意用俄國教材教書,她認為「孩子們應該要上學才對」。(Nicole Tung/The New York Times)

「如果佔領就這樣持續好幾年呢?」她解釋。 「難道孩子們不該去上學嗎?」

奧弗雷德娜說她並不認為二年級的俄語課程有被特別政治化。確實,他們得用俄語而不是烏克蘭語授課,她也被指示要教兩位俄羅斯詩人科尼・丘科夫斯基(Korney Chukovsky)和米哈伊・愛明內斯庫(​​Mikhail Prishvin)。但除了這些,她說,「這不過就是一場教師會議」,就像她多年來參加過的無數場研習一樣。

「我的目​​標是生存下去,」她說。 「為了過冬,我需要吃飯;為了吃飯,我需要工作;為了工作,我必須去參加那場會議。」

「還有誰願意來做呢?」

並非只有教師向俄軍做出或大或小的妥協。謝爾伊・薩爾蒂夫斯基(Serhiy Saltivskyi)用他的貨車協助搬運屍體,得到了一份「工作配給」,包含幾份額外的義大利麵和牛肉罐頭。

最初,居民將那些被砲彈轟炸、或被俄羅斯士兵槍擊而喪生的人埋葬在院子和公園裡。但隨著天氣轉暖,俄方要求將屍體搬移到城鎮邊陲的松樹林中。此地現在有400多座墳墓,烏克蘭當局正著手調查其中是否有俄軍犯下戰爭罪的證據。薩爾蒂夫斯基為他協助重新安葬屍體一事辯護,稱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 「你不能把城鎮變成墓園,」他說。 「鎮上有婦女和兒童。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還有誰願意來做呢?」

 伊久姆市一處亂葬崗。(Nicole Tung/The New York Times)

「工作配給」幫助他在被佔領期間活了下來,但也在解放後為他帶來代價。這點出了俄軍的撤退是如何讓各社區因通敵指控而分裂。

「現在,人們在街上會對我指指點點地說『他就是那個人!』」薩爾蒂夫斯基說。

伊久姆的一棟公寓負責人葉蓮娜・葉夫梅諾娃(Yelena Yevmenova)曾向俄方遞交了一份該大樓所有居民的名單,以換取人道援助。她表示自己並不後悔,「人們需要生存,」她說。「現在就讓他們指責我們吃俄羅斯牛肉罐頭吧。」

奧弗雷德娜說她其實沒有真的用俄語課程教導烏克蘭兒童,因為烏軍在她的學校開學之前就展開攻勢了。她也不認為她願意教學就是犯罪。 「教學是我的使命,」她在公寓裡接受採訪時說。她的公寓相當昏暗且雜亂,滿是一箱箱的罐頭食品。她沒有電可用,都得在院子裡生火做飯。

歷經艱辛後,奧弗雷德娜說她盼望日子能回歸到學年的常態。「我無法想像自己不在教室裡。」但現在,人們在談論誰是通敵者、誰是為敵軍工作的人。她補充道,「現在每個人都說『你是人民的敵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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