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重訪兒時居住的街區，在墨西哥城喧鬧的城市音景中，回憶那曾觸動並激勵他著手拍片的聲光片段
墨西哥・墨西哥城——《羅馬》中，有個不起眼卻至關重要的角色，他並未名列工作人員名單，他出現的鏡頭也僅是轉瞬即逝。人們常聽到他的聲音，卻看不見他。然而，他對這部電影留下了深刻的情感印記。
他是一個番薯小販，在墨西哥城人口眾多的流動攤販社群裡，他是個老字號人物。而我們聽到的則是他標誌性的叫賣聲，出現數次，貫穿整部電影：一段快速上揚成尖銳聲響的汽笛聲，接著聲調與聲量逐漸減弱，最終消逝成為某種憂傷死寂。這可能是其中一種我聽過最哀愁的聲音，它喚醒了某種想望、悲傷，被糟蹋的機會，與失喪的愛。
「真該死的憂鬱，」這部廣受好評的電影的導演暨編劇——艾方索・柯朗說道。「總是有股孤獨感伴隨著那個汽笛聲。」
不久前的一個早晨，57 歲的柯朗和我一起，被塞在墨西哥城車陣中的一輛休旅車裡。現居倫敦的他，為了電影宣傳，短暫回了一趟墨西哥首都。他排出了一小時空檔，與我談《羅馬》，也向我展示了他從小居住的、同樣名為「羅馬」的社區。
城市「一角」
電影中，番薯小販有著自己的夥伴：甩著手鈴的垃圾清潔員、嘟嘟吹著排簫的磨刀工人、大聲叫喊彷彿在呼喚走失小狗的蜂蜜推銷員。這些呼喊都是墨西哥城喧囂音景的一部分，對於現今城內的居民而言，就如同 1970 年代（羅馬揭開序幕的時空背景）一樣親切。
《羅馬》故事基於柯朗真實生活中的事件，描寫一位家庭幫傭與其雇主（一個即將離散的墨西哥中產階級家庭）的關係。但這部電影也關於地方——墨西哥城——它現代史中的某個特定時刻，並提出關於階級、種族及發展中國家抱負的重要問題。
這部電影大部分的場景是在室內拍攝，尤其是在一間布置得與柯朗在羅馬區的兒時住家相似的住宅裡。但即便攝影機在室內移動，城市的聲音也跟隨在側。在最為安靜的幾個場景裡，遠處的車流聲及喇叭聲的轟鳴、狗吠、街道小販的齊聲叫賣都溜進屋裡，好似要提醒我們，城市這個急速發展的巨獸，就蟄伏在門外，它本身即是一個角色，一個要求被賦予尊重的角色。
我把這個想法拋給柯朗，看看我想的是否得當。
「那是我的意圖，」他說。「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音景。」他表示，這部片既與位處故事中心的一家人有關，也和更大的社會脈絡相關。「我的出發點是要探索個人創傷、家庭創傷；也是我與整個國家，也或許是所有人類共有的創傷，」他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城市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
駕駛轉向羅馬區前進。溫暖舒適的休旅車裡，城市的喧囂被消音成微弱低鳴。
「這是個美麗的社區，」柯朗指著一些帶有新藝術和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說到。「看看這些建築，老兄。你可以在這——在墨西哥城，看到真正有樹的地方！」這個社區主要是在 20 世紀初期，由城市菁英們開發而成。雄偉別墅的前方是綠樹成排的林蔭大道，翠綠的廣場和公園讓人聯想到西歐各國首都優雅的綠色空間。
大約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許多居民從市中心搬往更加時髦的區域或新興市郊，該區的富有人口開始消退。他們被中產階級（專家、政府職員、企業主）所取代，著名的墨西哥史學家暨作者安立克・克勞茲（Enrique Krauze）表示。犯罪與都市生活的其他複雜狀態也變得愈漸普遍。
「 1970 和 1971 年，也就是柯朗在《羅馬》重現的那個年代裡，這個社區是真實、非理想與共同生存的實驗室，它有名校、有卡巴萊（註）和妓院，」克勞茲在近期一篇與《羅馬》社會文化影響力相關的論文中寫到。
柯朗曾住在被稱作羅馬南部（Roma Sur）區域的一條安靜巷弄。當時他還年輕，羅馬南部並不像羅馬北部（Roma Norte）那般富裕，而是較為破敗。
人們會詆毀他生活的那區，稱它是「Roña」——意思是「痂」。
我告訴他，我曾住在羅馬北部。「比較好的一區，」他似乎帶著一絲諷刺地說道。
1985 年，一場毀滅性地震重創羅馬，加速了富裕人士逃離及社區內部的瓦解。然而，過去十年來，羅馬已然復甦，再次成為資產階級和時髦人士的匯聚地，支撐起繁榮的咖啡館社群、畫廊、精品店、餐廳與酒吧。在此次復興之中，羅馬北部與南部的界線已逐漸模糊，雖然並未全然消失。
「我認為羅馬南部仍然比較前衛，」柯朗表示，並補充道，他很欣賞羅馬南部仍舊支持許多小型家庭式商店及技工工作坊——其中有些和他童年記憶中的相同。
我們停在起義者大道（Insurgentes Avenue）旁，這條主要幹道將羅馬南部與鄰近的康得薩區（Condesa）區隔開來。休旅車的車門向一片嘈雜音景滑開：小販和車流。我們想辦法沿著人行道行走，到處都是兜售手機殼、廉價珠寶、糖果、眼鏡、美甲服務和擦鞋油的商人。
柯朗在起義者大道和下加州大道（Baja California Avenue）路口停了下來，所有的行人、交通工具、公共運輸及攤販亂成一團，個個為所欲為。
這個十字路口的複製版（按其 1970 年代初期的樣貌所製作）出現在電影中，當時電影主角家庭幫傭克萊奧（Cleo），追在孩子們後頭奔跑。但大螢幕上的路口較為安靜，也更有秩序，柯朗記憶中的十字路口即是如此。
現狀與過去之間
他表示，在他年輕時，那是個充滿理想的地方；而從出現在電影中的職業（如旅行社和獸醫辦公室），便反映了這樣的理想。「帶你的狗去獸醫院，大概比帶你的孩子去醫院還貴，」喧鬧中，柯朗提高聲音，幾乎是用喊的說到。「當你來到這裡，這就是世界主義和現代性的夢想之地，墨西哥就是在當時開始活了起來的。」
然而，如今這裡是沒有指導原則的騷亂都市。這裡有便利商店、美甲沙龍、平淡無奇的辦公大樓和服裝店。
「喧鬧和各種玩意，」這位導演環顧四周說道。他的思緒又再飄回過去：「你知道嗎？當我抵達一個充滿見聞、現代的地方時，幾乎會有種興奮感。」
我們設法走回車旁，再次推擠穿越起義者大道人行道上擁擠成群的行人和攤販。
我們經過附近一個公車站牌上的《羅馬》廣告。這部電影在墨西哥影評和觀眾間獲得一致好評。在一個報攤上，柯朗發現飾演克萊奧的耶莉莎‧阿帕里西奧（Yalitza Aparicio）的一張照片被刊在一本墨西哥雜誌的封面上。
「我對這感到很開心，」他指著那張照片說到。阿帕里西奧的這張雜誌照，引發了對墨西哥原住民在流行文化與廣告中代表性不足，以及更廣大的，墨西哥根深蒂固的種族與階級意識的辯論。
「我很開心這議題在現在被提起，並被討論，」他說。
回到車上，他指示駕駛開往特培吉街（Tepeji Street），他在幾個街區外的住宅裡長大。那是一個狹長的住宅巷弄，其中大多是大小適中的雙層住家。
柯朗對 1960、1970 年代屋主對住宅所做的種種改造表示惋惜，他們遮蓋掉了一些細節，而這些細節正是社區建築的魅力所在。「當人們有了一點錢，他們就會開始翻修房子，因為他們想要歸屬（於這個新時代），」他回憶。「你有看到這些鋁窗嗎？」他指著一棟住家繼續說著。「他們應該要是現代的。看那些門，可怕的門。或是全部貼上瓷磚，遮掩住那些原來美麗的細節。」他指著另一棟房子說。
柯朗和他的製作團隊以非常嚴謹的態度重現事物——以及他記憶中的樣貌。他們希望儘可能在原始地點拍攝，也在某些場景中成功做到這點——包括重現 1971 年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大屠殺（Corpus Christi massacre），當時維安部隊在一場遊行中攻擊學生。
但在其他場景中，原始地點已歷經巨大改變，為了重建 1985 年地震前的樣貌，他們被迫從零開始。
這個過程，由柯朗和歐亨尼奧‧卡瓦列羅（Eugenio Caballero，《羅馬》的製作設計）之間的漫長對話開始，卡瓦列羅同樣也在羅馬區長大。他們以廣泛的文獻研究為這些漫長對話加料。
他們從頭打造了起義者大道兩個街區的複製版，並改造出一個讓人想起下加州大道的場景。他們也重現了一間醫院的部分場景。
但他們對細節最強烈的追求，是在於柯朗兒時住宅的重建。原來的住家——特培吉街 21 號——已歷經太多改變，無法用於電影製作。
反之，他們將對街一棟住宅的立面改造成特培吉街的外景。他們又改造了另一處，用於屋頂場景的拍攝。至於庭院和室內場景，他們則找了另一棟將被拆除的房子，對其進行基本改建，以複製柯朗家的住宅。最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他們聘請一位工匠，用 20 世紀初期工法，複製了原有的瓷磚。
我問柯朗，為什麼如此執著於重現每個微小細節，即便那是他自己家，但非常少人會知道其中差異。他平淡地回答：「我會知道。」
他說，墨西哥城一直在其現狀和過去之間不斷拉扯。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過去的地方，」他傷感地說。
在他兒時住家旁的住宅前，一位女清潔工正在清掃街道和人行道，她掃把的鬃毛刮過水泥。「那是另一種聲音，」柯朗興奮地說。「我們有放進電影裡。」
接著，那女人拿起一桶水，開始沖洗人行道和住宅門面。
「那個聲音！」他驚呼，雙眼發光。電影第一幕便是克萊奧用水和掃把刷洗住家車道，而柯朗似乎對這個生活擬仿藝術和藝術擬仿生活的交會，感到開心——或甚至是安心。
在所有人事已非之中，至少還有某些東西，仍留有他記憶中的模樣。
註：卡巴萊是一種盛行於歐洲的歌舞秀，融合喜劇、歌曲、舞蹈和話劇等元素，常在夜總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