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嚮導技術是改變行為的利器。擔心利器傷人或害己無可厚非，但經過前幾期的連串討論，我們已經看到，放棄行為嚮導技術實為不智之舉。對於許多難以確定道德準則與公眾目標的社會問題來說，行為嚮導技術不只必要，而且應該採用「物律」的形式——透過技術的物質特性（materiality）來規範人們行為。問題在於，這是否表示行為嚮導技術乃是一種「必要之惡」，畢竟人類自由難以保全？
有個經典的古希臘史詩故事，常被拿來化解這種自由難題。荷馬史詩裡的戰爭英雄奧德賽（Odysseus）在結束特洛伊戰爭後，和一幫弟兄搭船回鄉，但不得不經過某個危險地帶——被海妖賽蓮（Siren）占據的小島。賽蓮的歌聲美妙動聽，水手往往會被迷得七葷八素，主動靠近導致離開船身、踩空墜海。怎麼辦呢？奧德塞靈機一動，用蜂蠟把水手弟兄的耳朵嚴密封住，並請水手弟兄把他綁在船頭的桅桿上，同時下令不論他怎麼哀求，都不要解開繩索。
方法果然奏效，奧德賽和水手弟兄安全通過考驗、順利回家。在這個故事裡，繩索和蜂蠟顯然都是不折不扣的行為嚮導技術，那麼，我們可以問：奧德賽等人的自由是否受到侵害了呢？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奧德賽等人可以選擇聽賽蓮唱歌或者盡快回家，這是他們的自由，但海妖唱歌誘惑力顯然非常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把自己綁住或把耳朵封住，雖然降低了「聽賽蓮唱歌」的自由，卻能夠增加「盡快回家」的自由。由此，或許我們可以說，行為嚮導技術不一定會對自由造成傷害。
這個辯護其實略顯狡詐。聰明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這種辯護，與桑斯坦（Sunstein）捍衛助推的方法其實異曲同工。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假設：沒有人願意失去性命，不論是奧德賽本人或水手弟兄們。因此，即使繩索和蜂蠟都是十分強硬的行為嚮導技術，但它們並未真正干擾奧德賽等人的目標，僅止於干擾手段。然而，正如先前幾期討論到的，這種辯護很難適用於類似環保這樣的社會問題，因為在這類問題上，大眾通常難以獲得一致的目標。而且，單純就故事來看，誰又知道奧德賽的船上，沒有寧願為歌聲而死的弟兄呢？
想化解自由難題，最好的辦法或許是——重新理解自由。一般來說，自由分成兩種：消極與積極。簡而言之，前者與一個人做選擇的當下情境有關，若沒有任何因素限制或推動此人，那麼他就擁有完整的「消極自由」（freedom from）；而後者指的則是，一個人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目標和決定都依靠自己而非外⼒所訂，即「積極自由」（freedom to）。但經過一年來的專欄連載，我們已經看到，技術可以同時影響知覺和行動，幾乎找不到選擇當下毫無技術影響的狀況，也很難屏除技術對我們認知、習慣、個性、甚至情緒的塑造。
換句話說，我們人類不是「生來如此」（human being），而是在與技術的互動過程中「成為如此」（human becoming）。正如先前提到過的技術哲學家彼得-保羅‧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所言：「我們之於科技的自由，如同之於語言、氧氣、或重⼒那樣。想著我們能夠脫離這些依存關係相當荒謬，因為這無疑是把我們自己移出這些賴以為人的關係之外。科技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之一（Technology is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我們必須學著和科技相伴⽣存／⽣活──在每個字的每個意義上。」（註）
也就是說，我們幾乎沒有純粹的「freedom from」（消極自由），也沒有「freedom to」（積極自由），我們有的其實是，也只能是——「freedom with」（伴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不論是在英文或中文裡，都還沒有專門名稱。這或多或少說明了，我們過去對自由的想像和假設並不真實，也忽略人類難以脫離各種影響的事實。其實，只要轉換對自由的理解，我們就不難發現，行為嚮導技術確有必要，但它並不惡，它是我們得以為人的原因。
註：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