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掀起不小波瀾的羅浮宮玻璃金字塔，到達拉斯上寬下窄的楔形市政廳，這位華裔美籍建築師在他的時代中，或許太過現代了——然而，他那些稜角分明的奇觀建築，如今看來是如此完美無缺
貝聿銘如此無所忌憚的設計，常有人認為是刻意要引發爭議，旨在驚世駭俗。但貝聿銘自己從不這麼想。柯比意（Le Corbusier）、包浩斯中堅分子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和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等皆是他的舊識，而他曾是這些現代主義創始者們最後一個在世的聯繫。他承接他們的薪火，依循他們的原則，並添上自己的花樣——對一般大眾而言，通常是有點添過頭了。在現代主義風格的均衡、簡約、幾何基礎之上，貝聿銘再加上了大膽的角度與結構。結果，作品的辨識度極高，比他們已退休的創作者更為鮮明。這位創作者甫於 5 月 16 日過世，享嵩壽 102 歲。
貝聿銘設計的達拉斯市政廳是一份意向聲明。在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於達拉斯市遇刺身亡後，這棟市政廳是作為重塑城市品牌的一環，而委託他建造的，後來成為電影《機器戰警》的拍攝場地；然而，它不僅是帶著科幻色彩的建物，更是一份宏偉的城市宣言。在早期的設計中，這間碩大、上寬下窄的顛倒楔形辦公大樓，看起來太不牢靠：貝聿銘必須將樓梯間做成圓柱的樣子，使它們看似支撐著那七層樓的懸挑建物，但它們其實並無任何結構上的用途。
貝聿銘如此設計，無疑是要引人注目，但也只是為了聲明這座城市的公眾自豪感。懸挑的設計也有一些實際用途——它能遮陽；並將大部分職員安置在樓上辦公，一樓便得以作為公共空間使用。與貝聿銘的許多作品相同，這棟建築無論是與周遭環境的關係、或是從內部看來，都絕對是別具匠心；貝聿銘想創造一個與達拉斯市中心的商業大廈相對的城市地標，而建築內部，則是從有些笨重的形式開始，擴展到一個開放且採光充足的中庭空間。
他從不避諱好的對比形式。在他整個職業生涯中，還有更多的碰撞設計。不過，貝聿銘不斷看漲的行情也顯示，當時還是有業主「懂得欣賞」。他為甘迺迪圖書館（Kennedy’s Presidential Library）所做的設計最初以一座玻璃金字塔為特色，原預定地靠近他的母校哈佛，但被認為太過突兀、不適合該地。後來，建地不得不移至「較不理想」的波士頓哥倫比亞角（Columbia Point）海岸。1978 年，他負責華盛頓特區的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Art）擴建；與原本（西廂）的新古典主義背道而馳，他設計出一個樸素、稜角分明的龐大東廂，以及其中央一座寬敞、採光充足的大廳。他再一次地證明了，那些看似與原址格格不入的，是極為了不起、實用且匠心獨運的設計。
巴黎羅浮宮的擴建也是一樁類似的故事，不過巴黎人花了更長的時間才轉而欣賞。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在開放前近 10 年間，以及開放之後的許多年，都飽受批評。人們認為，那是對 17 世紀宮殿的褻瀆，是死亡的象徵，是時任法國總統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紀念碑（註 1），是光明派／撒旦／丹・布朗的神祕權力中心，是外國勢力的入侵，也是現代主義的入侵。
事實上，貝聿銘的擴建特意設法避免干擾到原有建築。金字塔這個形式本身引起了不小騷動，少有目光留意到其實際作用：它重新配置了美術館的入口和動線結構，以容納與日俱增的大量遊客，而在羅浮宮下方增建出入通道，也減輕了人流帶給這座珍貴宮殿的負擔。
而在遊客們排了一、兩個小時的隊進到裡面後，會即刻發覺——它不僅完成了任務，還做得很漂亮。更別說在金字塔出現之前，羅浮宮的拿破崙中庭（Cour Napoléon）是被拿來當作財政部的停車場。誠然，最終的金字塔並非如原先宣傳的那般透明，但作為歷史瑰寶中心裡一個大膽、高科技的現代化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與戰後巴黎的重建相符。
若非要我挑出個人最愛的一棟「貝建築」，那會是位於香港的中國銀行總部（俗稱中銀大廈）——迄今為止設計得最偉大、最大膽、最獨樹一幟的摩天大樓之一，而且至今看來，它仍舊像是一棟來自未來的建築。多方而言，它在當時體現了中國作為經濟強權的未來，亦即現在的中國。這棟 72 層樓高的大樓，在 1990 年開業時是除美國之外的世界第一高樓。它使周遭的建物相形見絀，搶了鄰居兼競爭對手的風采：由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造價高昂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部大樓。
中銀大廈看起來甚至比實際高度還更高：宏偉的對角巨型結構和極簡格狀鑲嵌玻璃的組合，使人難以辨識其規模大小。它簡約美麗，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巨大的抽象雕塑，而不是辦公大樓。但它並非只有外表，也同樣實用：結構僅使用傳統摩天大樓一半的鋼材；還藏著一系列壯觀的中庭空間。為了向這座建築天生承載的中華特色致敬，貝聿銘聲稱，其形狀設計取經自竹子的生長樣態。我更傾向將它想像成四根高低不同的瑞士三角巧克力棒，儘管這棟建築的風水對它的鄰居來說顯然非常糟糕（註 2）。
貝聿銘從不為形式而形式。無論建地在哪，他都會根據環境和目的調整自己的建築語言。與後來的一些現代主義建築師（例如理查・麥爾）不同，他一向靈活百變。在台灣，他於 1963 年打造的台中路思義教堂，是一個由兩塊曲面交疊而成的優雅帳篷形建物。三十年後，他又操刀設計起位於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的搖滾名人堂（Rock’ n’ Roll Hall of Fame）。
他在中國東部的蘇州博物館，重新詮釋著這座城市獨特的黑白韻調，而日本滋賀縣的美秀美術館，則遵循神道教傳統，謙遜地融入在當地地景之中。他最後一個傑作，是位於卡達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Islamic Art, Doha），這座於 2008 年開張的博物館融合了伊斯蘭的傳統設計，但也無庸置疑地仍是一棟典型「貝建築」。
冒險主義之下，貝聿銘總是無微不至、敏銳而睿智。在他職業生涯之始，之於他那個時代，他太過現代了。但在他生命的最後，從我們這個時代的觀點出發，一切看來，都恰到好處。
註 1：當年，總統密特朗的文化部長賈克・朗恩（Jack Lang）公布貝聿銘將負責這項建築計畫，曾引發抗議聲浪，一本雜誌諷刺當時已罹癌的密特朗「想要成為法國史上第一位法老」。
註 2：中銀大廈設計上的尖銳三角，在風水學上造出了所謂的「殺氣」，風水專家認為，尖角可以製造傷害，就像刀鋒能傷人，會把周遭財富與運氣都切斷，且會影響到其鄰居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總部的風水，匯豐銀行因此在大廈外增建裝飾應對，被香港媒體稱作「香港金融圈的風水大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