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盪多時的脫歐一事終在日前塵埃落定，但改變與衝擊才正要揭開序幕。諸多英國作家提筆，寫下他們畢生與歐洲千絲萬縷的情感關係
家的書寫
J‧K‧羅琳 （JK Rowling），小說家
工整圓潤的字跡落在淡藍色的薄紙上，新德國筆友漢娜用流利的英語寫了封信介紹自己。彼此的學校認為我們會是一拍即合的筆友，老實說吧，那是因為我們都屬於刻苦用功的那種學生。幾個月後，我將在她斯圖加特的家度過一星期，接著不久，便是她前來威爾斯邊境暫居。那年我 13 歲，對將發生的一切感到興奮不已。
她的家十分暖和、一塵不染且截然不同。我記得那些裝飾用的蠟燭、瓷磚地板上的毛毯、光滑且設計精美的傢俱，還有一架閃亮的直立式鋼琴矗立在角落，想當然爾，漢娜的琴藝精湛。一到漢娜家，她的母親便問我早餐想吃什麼，我沒能立即作答，她便開始列出她手邊有的所有食物。大約在第六或第七項時，我聽出了蛋糕的德文，於是我回答：「請給我蛋糕。」
漢娜的母親是位了不起的廚師。我對餃子清湯和香腸佐小扁豆印象特別深刻，還有每天早上她會拿出蛋糕給我吃（她可能以為我習慣早餐吃蛋糕）。那是段很美好的回憶。
我和漢娜保持聯繫多年，在我 15 歲時，漢娜的家人慷慨地邀請我同遊義大利一個月。多虧漢娜和她的家人，我才能夠親眼見到地中海和初嚐貝類海鮮。
從義大利返家後，我渴望更多歐洲冒險之旅。於是我找了位名為愛黛兒的法國筆友，在合適的時間點去布列塔尼拜訪她。我睇見她母親用大圓煎鍋做法式薄餅（crêpes）的模樣，那是我吃過最可口的食物了，連義大利龍蝦也無可比擬。法國的香菸價格低廉，趁大人不注意時，我藉機練習那生疏的吸菸習慣，試著喜歡 Gitanes 牌香菸的味道，而且幾近成功。
16 歲時，我和摯友想出了到奧地利背包旅行兩週的點子。回想起來，我確實有點好奇當初我們父母在想什麼，就這樣讓我們踏上旅程：兩名德語零零落落、沒有既定計畫、也未預定住宿的女學生，就這樣搭上長途巴士出發。我們從安然地度過這趟旅程：成功看懂了外國的火車時刻表、總是能設法找到住處、在燦燦日光下泅泳於冷冽的山間湖泊，並任由想像力引領我們在城鎮之間遨遊。
隨著年齡漸長，我橫越海峽的决心愈大，即使隻身一人或是資金短絀都無法阻擋。歐洲鐵路通票無疑是史上最棒的發明之一，一張在手，就算找不到住宿，你可以直接跳上另一班火車，或者在車站打盹到下一班列車進站。19 歲的時候，我獨自一人遊蕩法國，旅程在錢包失竊後草草結束。
但我很快又再回到了法國。為了取得法語文憑，我在巴黎待了一年。
母親私下崇尚法國文化，因為她有個半法國血統的父親，能到法國看望我讓她樂不可言；反之，我的父親可能不太高興，因為我總是無法成功讓餐廳服務生明白，他要的 bien cuit（全熟）代表切開後中間不能出現一絲粉紅色。
我母親在我 25 歲時逝世，那時起，我不再假裝坐辦公室的生活是我心之所向。我做了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一把抓起濡筆數月的兒童讀物手稿，紙張邊角都捲起來了，我帶上它們，再次地飛越海峽。我在悲傷中迷失了方向，近乎隨機地在三份教學崗位中選了一個。工作地點位於葡萄牙，一個陌生且語言不通的國度。
在外國教英文是備受尊崇的職業，但沒人能否認，它吸引了相當多和社會格格不入的人以及出逃者。我兩者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愛上了波多，且至今亦然。我也迷上了法朵（fado），這種憂鬱的民謠反映了葡萄牙人本身，反映了那些我曾邂逅的拉丁人，他們散發著文靜和溫柔的特質。波多這座城市有壯觀的橋樑、眩目的河岸、沿著斜坡建造的歷史建築、老舊的港埠房屋、寬闊的廣場，我沉醉於這一切。
關於青春，我們都有各自專屬的光輝記憶。那些記憶濃烈而酸楚，是因為它承載著同伴們後來的際遇，和我們自己未來的景況。那時，我們能恣意漫遊歐洲，這些經驗形塑並大大豐富了我們，同時我們也受益於歐洲有史以來最長久、未曾間斷的和平。少了歐盟間的通行無阻，終生不渝的友誼、愛情和婚姻可能永遠不會發生；我認識的幾個孩子，包括我自己的長女，也根本不會誕生於世（註 1）。
下筆時，我不確定下一代是否能享受到我們曾擁有的自由。知道確切損失多麼嚴重的我們，除了對瀕臨決裂的舊情誼感到沮喪之外，也正經歷喪親般的悲痛。
當我琢磨於伏爾泰的名言時，我又想起了年少時的筆友漢娜。漢娜舌尖口快，所以她大概會指責我選用法國哲學家的名言，是出於純粹的挑釁罷了。
好吧，在許多事情上漢娜常是對的，但就這一點而言她會是錯的。事實上，此刻想起她，是因為她是我第一位歐陸的朋友，也因為伏爾泰這句話對現在的我來說，意義重大：「友情所在，便是家園。」（L’amitié est la patrie.）漢娜，我真的不想失去我的家園。
海關隊伍之中
傑佛瑞‧博凱（Jeffrey Boakye），作家、教師
總是在機場。排在隊伍中等著出示護照和入境有關國家時，腦海裡總會冒出一連串想法，對抗著自己會如何、又會否能獲准入境的恐懼。在最後階段，你總會覺得自己是如此另類、如此不同，你緊抓著那裹著紅色皮革的英國身分（歐盟成員國護照均為酒紅色，英國脫歐後預計改為深藍色），希望它能讓你在陌生的海洋中自在漂浮。那便是你感到離家最遠的時刻；錯誤的顏色，在錯誤的國度，說著錯誤的語言，懷著錯誤的萬慮千愁。
但接著，輪到你站在海關亭面前，事情便發生了。一個微笑，或一次攀談，甚或一句評論——某種提醒著你，至少在此刻，你仍是歐洲一分子的交流。你面對的不總是挑釁或質疑，有時是歡迎。你收藏那些片刻，因為它們是如此寶貴。你冀望，這樣的片刻不會變得不可多得。
你永遠不會獨行
法蘭克‧卡崔爾－波伊斯（Frank Cottrell-Boyce），電影編劇、小說家
親愛的歐洲，
還記得 1973 年的歐洲冠軍聯賽，比利叔叔前去觀看利物浦紅軍以三比二擊敗了門興格拉德巴赫隊嗎？賽事結束，普魯士警察把數千名欣喜若狂的利物浦人趕到待命的包機上。當比利一跤摔在利物浦機場的地上時，他才如夢初醒，想起自己是開著廂型車去看比賽的。那輛廂型車——他但願——仍有條不紊地停在千里之外的邦特花園（Bunter Garten）的楓樹蔭下。
那晚是我們和歐洲的愛戀萌芽之始。此前，利物浦的目光鎖定於其他地方——遙望大海另一端的愛爾蘭、紐約、瓦爾帕萊索——那些父執輩走過的舊海路，在過往那些貿易終結許久後，只剩返航時帶回的猴子和鸚鵡在我們的公寓陽台上玩耍。
是足球，把歐洲帶進我們的生活。利物浦時常有與英格蘭其它地區脫節之感，但足球卻讓我們和歐洲相繫，彷彿一記精準完美的傳球。鮮少離開街區旅行的年輕人們，熟悉起了巴黎、羅馬、阿姆斯特丹，當然還有門興格拉德巴赫等地的公車與捷運路線。
記得有天晚上，我坐在利物浦愛爾蘭中心（Liverpool Irish Centre）裡，一群身穿橘衣、心情愉悅的尼德蘭球迷突然走進來，說道：「愛爾蘭人！？我們挺你。橘色和綠色，對吧？」雖然在愛爾蘭，橘和綠只是兩種很相襯的顏色，並非象徵著什麼古老的血海深仇。大家仍為他們歡呼，請他們喝酒。最後我還開車送了其中四人到安菲爾德球場。
我曾在法國和西班牙生活，也曾在義大利工作，但最後總是落葉歸根回到利物浦。如葉慈（W.B. Yeats）所言，我根於「可親的永恆之地上」（one dear perpetual place）。然而，我打心底相信著這個我們現任領袖不斷試圖抹去的真理——你能全心奉獻於某地，同時也沉浸在這樣一個事實中：此地是一個更大群體的一部分，而我們永遠不會獨行。
來自利物浦的愛和吻
更廣闊的生活
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小說家
現下，人們幾乎不會想起與輪船接駁的聯運火車，甚至是渡輪本身，除了那氣勢如虹的啟航時刻，在碼頭調度而一切重新排序之際，人們屏息以待。永遠無法忘懷的，是對於海峽對岸，對於加萊、亞眠和巴黎，那等不急的躁動感。學習如何從巴黎北站搭到里昂車站，找間房，點杯啤酒和法式三明治，為的是掌握一個更廣闊的生活——我們自小生長於、也準備好度過，並一度認為自己隸屬於之的生活。
日復一日、里復一里地前進，航程持續：馬賽、文堤米利亞、杜林、米蘭，甚至直達威尼斯，各種可能性成為既定事實。這遠比度假更廣大深刻。我們知道自己屬於歐洲，如同我們的國家也屬於歐洲；我的整個成年人生，都以歐洲及英國公民自居，強烈地感受到這兩種身分既是殊榮，也是權利。我們這個時代的情緒和瘋狂，為的正是破壞以往的和睦及團結，並導向無可避免的自毀結局。如果叫停毀滅為時已晚，那麼抹除我們數百萬人的共識——即我們是歐洲人的共識，也為時已晚了。
一首新歐洲之歌
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作家、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
我的學術生涯可以用共同市場、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盟的歷史來衡量。1972 年，我從高中畢業，之後的 40 多年間，我做了什麼事、去做這件事脈絡為何，以及我是如何定義自己和我的工作，都有了戲劇性和決定性的變化，這一個向歐洲靠攏的轉折，毫無懸念，是個更好的轉折。
如今在我的課堂上，預計會看到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在劍橋大學中，我最親近的院所同事來自義大利、德國和希臘。這是一種雙向交流，我們的教職員和學生想當然耳地認為「歐洲大陸」（the Continent）——我們曾是這麼稱呼它的，好似我們不屬於其中——和英國一樣展臂歡迎他們，歡迎對話、資源和合作交流。這不僅增添地方特色；文化和語言的交融、教育背景和各行各業傳統的結合，都拓展了我們的視野。
雙向交流改變了我們對於我們的學科、機會，甚至是教育本質的看法。換言之，在 1980 年代，我稱自己為英國學者，甚至是名英格蘭學者，但現在，我不僅會自稱歐洲人，也真的認同這個身分。開始認肯自己的歐洲身分，並不代表你會背棄英國認同。
但，還是有不那麼樂觀的一面，而那可以歸結於一個問題——即我所謂的新歐洲（New European）文化，究竟造福了誰？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在交誼廳內享受新的語言巴別塔，是再好不過的事了；或者對於菁英大學的學生們來說，他們也能利用歐洲文化交流下的新視野獲益。不過這些益處對於（比方說）林肯郡波士頓市（註 2）的失業者來說卻沒什麼意義。
曾受益於新歐洲的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當初的選票結果會（用我們話來說）錯得離譜，我們要負起部分責任。因為我們沒有停下腳步思考，或者停下的時間不夠，沒有顧及處於文化鴻溝另一端的人們；不僅是公投活動的幾個月內，幾十年來，我們都未付出足夠努力，去讓我們如此確信、如此引以為豪的益處雨露均霑。
不是像你這樣的人
米歇爾‧法柏（Michel Faber），小說家
「哦，事情肯定不會走到這番田地吧？」這話我在過去三年間聽了不下數次。此番言論出於我鎮上友善、有教養、思想開明的人們口中——就是那些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早晨醒來時，因爲自我價值觀被投票否決而呆若木雞的人們。從那天起，他們自我安慰説社會的裂痕是可以被撫平的，彷彿玻璃上的裂縫能消失無蹤，彷彿爆裂的氣球能夠回復成完好無缺的圓。
我告訴他們，「脫歐」再次將我歸類為非法移民，除非我向排外的英國政府申請居留許可，否則將被政府納入「未定」（Unsettled）的範圍。「但你是英國人吧？」不，我不是。「但你在這裡生活了這麼久。」沒錯，不過那不是重點。這整件事和抗拒多元文化、劃清誰是我們、誰是他們有關。我並不屬於我們。「好吧，你不能申請居留嗎？」我當然可以，但我不想。這是錯的，糟糕至極。
「不過你沒什麼可擔心的吧？我的意思是，拜託，他們又不會派警察到你家驅逐你——至少不是像你這樣的人。」我不知道該對這些擁有柔軟心腸的親歐派英國人說些什麼，在他們眼中超有規律的歷史進程之下，對於哪些事情不會發生，他們有著古怪的想法：他們認為說得一口好英語、寫出《紅花瓣白花瓣》（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暫譯）的尼德蘭人，就肯定能豁免政府規範。
如果我非得離去，我想知道我該何去何從。顯然的去處是我的出生地尼德蘭，但我對自己生命的頭七年幾乎沒有任何印象，那段時間是在海牙度過的，只不過海牙對我來說，充其量就是座火車站。
二十年前，尼德蘭文版的《肌膚之侵》（Under the Skin）快出版時，我前往尼德蘭宣傳。採訪中我提到我的童年創傷，那是雙親決定與他們其他子女斷絕聯繫，並帶著我一同移民澳洲的原因；那是我記憶中一段可怖的空白時光，不像多數人有自己的成長故事留存。一名當地記者對此備感興趣，他開車送我到早年住過的街區，並確信如果帶我去曾經住過的地方、把車停在曾嬉戲過的街道，我便能想起什麼。我們在車裡待了一會兒，他的錄音機持續運轉著。我謝過他的好意，然後我們回到旅舘，我收拾行李準備前往機場。
致歐洲的情書？我早就寫過了，在 26 年前，對象正是英國，而我曾以為其答覆是「我願意」。
關於和平與恬靜
珊蒂‧托克絲維克（Sandi Toksvig），作家、主持人、演員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的祖父母住在哥本哈根，從事寫作和演出。儘管德國和丹麥接壤，但起初衝突僅在南方。不久後，在 1940 年 4 月 9 日，德軍向北入侵丹麥，丹麥人的生活從此改變。德國佔領丹麥首年，並未向丹麥人提出所謂「猶太人問題」。丹麥的猶太人口不多，當時全國僅不到 8,000 名猶太人居住。據我所知，我的祖父母並不認識任何猶太人。在 1943 年秋天，丹麥猶太人將被驅逐送往到集中營的消息傳出，同年 9 月 29 日，丹麥首席拉比警告丹麥猶太人，應即刻潛蹤匿跡。
Farfar（丹麥文的爺爺）在公寓造了堵假牆，並把它漆得看來像是客廳的盡頭，他和 Farmor（奶奶）在這堵牆後藏匿了流亡的猶太家庭。我的父親當時還只是個小男孩，他挨家挨戶地把門鈴旁名牌上的猶太姓名換成尋常的丹麥姓名。
一天，我的祖父母聽說德國當局要突襲公寓，Farmor 便拿起一把刀往腿上割，並在傷口周圍畫上特效妝。當德軍抵達時，她躺在沙發上，腿上露出嚴重出膿的傷口，使得入侵者不想多加停留。公寓成功躲過搜查，而隱匿的家庭當然也沒被發現。
瑞典在戰時屬於中立國，1943 年 10 月 2 日，瑞典政府宣布願意收留所有丹麥猶太人。這片自由國度和丹麥隔著松德海峽，僅有十多里的一水之遙。海岸上下的漁民們帶著他們能找到的所有船隻聚集。猶太人的流亡就此展開。人生不是如此壁壘分明，並非每位丹麥人都心懷善意，也不是每位德國人都作奸犯科。但最終，超過 99% 的丹麥猶太人躲過大屠殺。面對不公義時，這便是合作的絕佳範例。我的家人沒有理由為陌生人冒生命危險，但當我問父親為什麼要這麼做時，他只是聳肩表示：「那是對的事。」
當我走在海灘上，眺望那片實施過驚人營救行動的海域時，這個故事再次浮現腦中。我寄望自己也有同樣的勇氣去做正確的事。說出這個故事是因為歷史很重要。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歐洲各國做了攜手共事的美好決定，我們實現了約 75 年的和平。我愛和平與恬靜。我愛歐洲。
一封致歐洲的情書
尼爾‧蓋曼（Neil Gaiman），小說家、編劇
親愛的歐洲，
我喜歡感覺自己是你的一部分。那種我們在一起、彼此之間的差異碰撞交融，成為比我們兩方都更為重要之物的感覺。獨一無二之物，少了彼此我們便都無法擁有之物。我們曾是工作夥伴，但關係又更親密了。
我喜歡知道，即使我們是一對，我們仍能做我們自己。你並未要求我去改變我不想改變之處。
當他們說著關於你的謊言時，我仍愛著你。我愛你給予我的事物：和平與繁榮、知道在紛爭時你會支持我。我愛你即便認為在這段關係中我有些古怪、不相稱、笨拙，卻仍接受我的特別之處，似乎還懂得欣賞我的不同。
與你同行，我能走遍天涯。我愛那些你帶進我世界的人們，也愛和你一起遊歷各地。我聆聽、品嚐、享受那些如果不是你，我便不會遇見的人事物。如果我們有孩子，他們將擁有許多能感到自在的地方，許多可以落腳生活之處。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離開你，但我知道沒有你會是如何。我說了那些我收不回的話。我做了令我自己後悔的事。多希望一切能如同往日。
對於我們，我想要的僅止於此。
一切能回到從前。
而少了我，你仍舊會安好。少了你，我會如何，我並不確定……
依然愛你，
尼爾
註 1：羅琳長女為她與第一任丈夫、葡萄牙記者喬治‧阿蘭帝斯（Jorge Arantes）所生。
註 2：林肯郡的波士頓市是英國受歐盟移民影響最嚴重的城市之一，2011 年的調查顯示約有 13% 人口出生於歐盟其他國家。
《致歐洲的情書》（A Love Letter to Europe，暫譯）已由 Coronet 出版社出版，尚無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