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們談到，預測科技後果和控制科技發展兩者之間有著難以消弭的矛盾，這帶來了名為「柯林葛瑞奇兩難」的困境：在被新科技廣泛使用之前，我們很難預知它會帶來什麼社會後果，然而當我們知道了它的後果，卻又因為它早已深植社會而難以被改造。我們能夠從這種困境中掙脫嗎？要怎麼做，才能兼顧科技發展與避險？
一個常用的概念，叫做「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白話來說，就是預防勝於治療：在確定某個科技不會對大眾或環境造成傷害以前，社會就不應該發展和採納該科技。換句話說，除非確定科技發展的風險為零、或者趨近於零，否則我們寧可不要創新。伴隨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概念愈來愈普及，預警原則已經成為目前檢查和批判科技發展的主流角度。
不難發現，預警原則帶有保守主義的色彩，讓維持現狀成為首選。它甚至可能讓創新變得窒礙難行，因為我們幾乎找不到沒有風險的科技。任何再簡單或微小的技術都可能傷害它的使用者——誰能想到，蒟蒻果凍也會噎死人？（食品科技也是技術）如果風險不可能為零或趨近於零，那麼要如何決定什麼樣的風險可以接受？早有研究顯示，人們對風險的評估非常主觀，經常害怕不須擔心的東西，卻又不把真正的危險看在眼裡。因此，若是透過民主機制來控制決定科技的走向或是否採納，那麼錯誤決策的頻率可能比一般預想的要高出許多。
如果我們希望保持科技發展的空間、給予發明和創新機會，那麼應該思考另一個方案：視科技發展為社會實驗。和預警原則不同，這個方案承認我們難以預測科技可能帶來的好處或壞處，但並不把它視為阻止創新的理由，而是可能性得以開展、社會轉型足以發生之處。直白地說，就是：且戰且走。一旦我們採取這種觀點，問題就不再是「我們的社會應該接受這個科技嗎？」，而是「我們是否願意試試看生活在有這個科技的社會裡頭？」顯然，前者是個彷彿沒有回頭路的問題，而後者更容易獲得正面的回答。
當然，社會實驗和一般的科學實驗有所不同。社會實驗發生於社會，而不是研究機構裡的實驗室，因此通常涉及更多的人、事、物。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追蹤觀察和蒐集數據都比較困難，也不容易掌握相關變數，畢竟社會中的人事物經常互動、相互影響。意即，社會實驗很難做到條件控制。在科學實驗室中的實驗失敗，往往範圍有限，而且容易修改或撤回，但社會實驗的結果可能不容易回溯、逆轉、或恢復。換句話說，雖然視科技發展為社會實驗可以化解保守心態，卻仍然需要面對輕微但類似的「柯林葛瑞奇兩難」。
要讓社會實驗的觀念發揮效果，有兩個「配套方案」需要注意。
首先，我們必須讓科技發展「有彈性」。如果在設計和採用新科技時，能夠保留舊的科技，讓它們並行一段時間，那麼即使新科技的運作不符預期，我們仍然有能力回到實驗前的狀態。說起來，這點其實非常符合我們的生活經驗：很少有人會在使用新手機的第一天，就把舊手機丟了——「留後路」是個符合人性的好習慣。
再者，社會實驗應該盡可能從「小規模」出發。這是社會實驗要向科學實驗取經之處。規模愈小，變數愈單純，我們就越能掌控其中的因果關係，據此做出調整和修正。台灣常見的「示範社區」就是一個既有的可能。它不會小到只有幾個人，以至於科技的社會實驗毫不「社會」，但也不會大到幾千人，讓我們根本搞不清楚到底用了這個科技之後，讓人滿意的新生活是因為這個科技，或是有什麼其他原因。
科技發展的社會後果很難預測，但社會又不能因此止步不前。「柯林葛瑞奇兩難」無法消除，我們只能避開，而避開的方法，就是採取視科技發展為社會實驗的觀點，並輔以保持彈性和從小出發的原則。唯有如此，才能在躁進的科技冒險和蒼白的科技守舊之間，找到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