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非洲各國極力為高債務、低收入及貧富不均等問題尋找解法之際，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認為，有兩個國家提供了不同於「亞洲四小龍」模式的新選擇
過去幾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一直拎著同一篇講稿，周遊於非洲各國間。
2017 年秋天，史迪格里茲在南非首都開普敦發表演說，內容談及目前非洲最棘手的議題之一：經濟成長的腳步如何才能趕上勞動人口成長的速度。非洲人口成長快速，預計在 2100 年，全球年輕人口將再增加 4 億，其中非洲成長人口占四分之三 。許多人一直為此議題所困擾，包括身兼億萬富翁及慈善家的比爾·蓋茲。而史迪格里茲提出的主張也無法令人完全放心。
史迪格里茲直言，由出口製造業帶起的亞洲經濟奇蹟，不可能也不會發生在亞撒哈拉地區。
他說，非洲需要不一樣的東西。而問題是，到底需要什麼？
史迪格里茲在那次演講中傳達的訊息至關重要。近來，一連串令人擔憂的經濟指標逐一出現，對於非洲各國及國際援助組織要如何創造足夠就業機會的討論聲浪日益升高，尤其是針對此波人口成長中的年輕人口。在 2018 年眾多敲響警鐘的議題中，尤以施行不力的脫貧政策最值得關注，這個問題反映在奈及利亞現況上。作為該區成長最快的經濟體，奈及利亞已取代印度，成為全球貧困人口數最高的國家。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非洲各國不斷提高的負債額度。各國政府大多為了昂貴的基礎建設項目向中國舉債，然而許多人質疑，這些項目可能很快便無法持續進行下去。史迪格里茲認為，與其試圖複製「亞洲四小龍」模式（或甚至如同某些建議所言地效法中國），不如採取更為複雜、多管齊下的方式。他直接點名模里西斯和衣索比亞兩個國家，前者是印度洋島國，史迪格列茲曾在 2011 年至該國訪問，並稱之為「奇蹟」。
模里西斯
雖說模里西斯在經濟發展及適應性策略上擁有諸多成功案例，但該國的成功經驗是否能推廣為他國所用，仍是一個問題。
模里西斯的人口共計 130 萬，該國政治安定，有能實際提供國民免費教育和醫療資源的福利制度，但它吸引人的原因遠不僅於此。模里西斯國民多為雙語人口，能以英語和法語交談，且與印度、中國及非洲大陸均有來往。
就歷史層面來看，模里西斯在 1960 年代晚期獨立建國，此後經歷一連串轉型。最初仰賴糖業作為單一資源，八Ｏ、九Ｏ年代時以紡織製造為主，如今成為離岸金融服務重鎮（雖然產業界線模糊），結合金融中心及新興科技。此外，觀光更是該國最知名的產業。
除了沙灘上三三兩兩的蜜月情侶，和歐洲移民沿著西岸蓋起的一棟棟度假別墅等常見的海島風貌，模里西斯的策略是在首都路易港市郊，打造快速擴大的網路城市艾濱（Ebene Cybercity）。路易港的高速公路兩側，擠滿了嶄新的辦公大樓、住宅銀行及呼叫中心。模里西斯經濟發展部門的帕提瑪‧索帕（Pratima Sewpal）是有意發展科技企業與服務的人之一。
「2004 年開始宣導時，我們只有 60 間相關企業，」索帕說。「而現在，我們擁有 800 間企業，2 萬 4,000 名從事相關產業的雇員。我們的目標是透過政策的執行，在 2030 年再創造 1 萬 5,000 個就業機會。」
索帕進一步解釋，政策施行範圍包括將大學工程學程的規模擴大一倍，並推廣「轉職課程」，以鼓勵其他科系的畢業生，接受服務業再培訓。
但模里西斯也有著難解的就職問題，儘管正面臨勞動力短缺、人口老化及生育率停滯不前等問題，16 至 24 歲人口中仍有 24% 未就業，另外也有三成女性人口處於待業狀態。此一問題常被歸咎於教育訓練配置失當。
再者，雖然模里西斯在過去 10 年來經濟成長態勢驚人，世界銀行卻表示，與此同時貧富不均的問題也急遽惡化，赤貧階級與最富裕的前 10% 人口之間，這十年間的資產落差增幅高達 37%。
今年 30 歲的阿拔·可汗（Akbar Khan）在 13 歲時離開學校，開始四處打工的生活。他曾以修車黑手為業，日薪 2 英鎊（約 80 元台幣）。如今，他成為模里西斯轉型過程中的幸運兒。海利基金會（Halley Foundation）扭轉了可汗的人生。這間由兩個律師經營的小型基金會，在可汗的家鄉新法蘭西（Nouvelle France）成立，該基金會設立的育成計畫，每年度輔導 10 位年輕人創業。
「我 2015 年加入這個計畫，當時我的狀況很艱難，工作沒有前景，所以我決定創業。現在，我擁有自己的修車廠，底下有 4 個職員。」可汗說到。
他坦言，他的朋友們大多過得不順遂。「有些人在商店和茶園裡工作，但有些人找不到工作。」
模里西斯得天獨厚的優勢，讓這個蕞爾小國擠身非洲經濟發展排行榜的最前列。但就整個亞撒哈拉地區而言，其快速增長的人口問題，卻難以找到簡單的解法。
儘管該區擁有大量潛在廉價勞力，在非洲設廠的成本仍高於亞洲。曾有人認為，亞撒哈拉地區的人口紅利（註）能為其帶來經濟成長及就業機會，但長期以來備受吹捧的人口紅利，似乎已不再是一個「紅利」了。所以，要如何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消弭非洲經濟發展及就業機會間的落差？
在史迪格里茲看來，這個問題沒有快速解法。經濟之神不會突然現身，為非洲就業市場和經濟問題解套，製造業在亞洲帶來的一片榮景不會在非洲上演。
「最基本的一點是，全球製造業就業人口會逐漸減少，因為生產速度大於需求增加的速度，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對美國經濟的看法。」史迪格里茲說。
「到那個時候，全球製造業的僱員人數會比現在更少。就算把中國製造業的所有就業機會移到非洲，以非洲現在的出生率來看，也只能滿足部分工作需求。
但製造業在非洲政府推行政策中仍會占據重要地位，畢竟它曾帶起亞洲經濟成長。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如果製造業救不了非洲，那還有什麼辦法？
我的意思是，出口製造業之所以在六〇年代的亞洲那麼重要，有三個原因：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商品，同時成為亞洲現代化的基礎。但對非洲而言，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因素或商業行為能夠一次促成這三件事，它需要更複雜的計劃。
因此，非洲需要多管齊下的策略。有些非洲國家擁有自然資源，這無法創造就業機會，但可以換到外匯。而有許多行業能夠為非洲帶來現代化，包括高級旅遊業及電信業。」
所以，史迪格里茲還有在哪些國家看到成功的跡象？
「我相信衣索比亞正在推行產業策略，他們以農業結合現代化設備，目前看來非常成功。盧安達也正試圖轉型成為高科技產業中心，但他們同時也致力於發展旅館業及文化保存。」
衣索比亞
綜觀整個非洲，衣索比亞可能是製造業帶動經濟發展的最大希望，但即便如此，成功的機會也岌岌可危。
亞沙娜克·迪爾（Asanakech Dere）坐在木凳上，仔細照料著眼前烘烤滾動的咖啡豆。這家咖啡店占地極小，下雨時幾乎沒什麼防護措施。迪爾當初下定決心離開衣索比亞南方貧困的農業區，前往快速發展的首都，這是她當初夢想的工作嗎？
「說起來，這裡比工廠好多了。」22 歲的迪爾如實以道。生意好的時候，一個月她能賺逾 3,000 比爾（約 3,150 台幣），這工資是她以往在附近產業園區做紡織的兩倍。「我現在甚至還能存一點錢。我絕不會回去。」
2010 年以來，執政的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EPRDF）始終以一股在非洲大陸上顯得異常壯烈的激情追求產業革命。在這有逾 1 億人口、幅員遼闊的國家，一座座工業園區拔地而起，政府力邀國際大牌進駐設廠。
衣索比亞一直被吹捧為非洲的王牌，有望取代孟加拉、越南及柬埔寨等亞洲國家，成為世界工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國擁有大量廉價勞力。成衣是衣索比亞政府用以帶動產業發展的關鍵，2010 年到 2016 年間，該國的紡織業出口總額從 1,300 萬美金（約 4 億台幣）成長至 8,700 萬美金（約 27 億台幣）。
但若想成功，衣索比亞政府必須說服像迪爾那樣的青年，讓他們留在新崗位上工作。一份近期研究指出，在五間製造業公司中（其中包括一家成衣公司及鞋工廠），新進員工到職一年後，僅有三分之一的人選擇留下。
在城市近郊的工業園區，像是位於阿迪斯阿貝巴的博利萊米（Bole-Lemi），勞動力流失的問題特別嚴重。員工往往被城市更好的發展前景所吸引；迪爾就在一年後辭職了。
但即便是在南部人口稠密的農業區，如新開發的哈瓦撒（Hawassa）工業園區，也存在勞動力流失問題。
「比起柬埔寨和越南，衣索比亞的勞工沒有家累，他們更願意離開。」曾研究過衣索比亞成衣產業的牛津經濟學家琳賽·懷特菲爾德（Lindsay Whitfield）說到。「因此，衣索比亞的公司在態度上較為積極，他們會試圖挽留員工。」
這是一個相當微妙的平衡。包括國際工業聯合會（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在內的批評人士認為，薪資實在太低。衣索比亞成衣業所發放的薪資是非洲全區最低，而該國甚至沒有法定最低基本工資。
「你無法靠那樣的收入在阿迪斯阿貝巴生活。」22 歲的阿列姆·亞貝巴（Alemu Abebe）站在博利萊米的大門外說到，他在到職 3 個月後從紡織業跳槽到建築工地，現在工期結束，他打算回頭找工廠職缺。「或許會有所改變。」亞貝巴語帶希望。
但競爭激烈的輕工業世界裡，幾乎沒有加薪的空間。懷特菲爾德表示，2017 年 6 月起，哈瓦薩園區底薪從 650 調到 750 比爾，雖然薪水很少，但靠著其他「非薪資」福利，如食物、交通、住宿津貼，總所得約是底薪的兩倍。而該國政府正在尋找與企業共同承擔此類支出的方法，特別著重在調降居住成本。
儘管情況據說正在改善，但衣索比亞的勞工生產力仍遠不及孟加拉等國。該國政府及其捐助者此刻所需的，是古老的務農態度，以迅速適應工業化的工作場所；為此，他們正準備推行大規模計畫。
「就現在狀況而言，成敗還是個未知數。」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的史蒂芬諾‧卡利亞（Stefano Caria）表示。「未來幾年，這些企業很有可能會認定，限制條件實在太高了。」
註：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為一種經濟學概念，由哈佛大學教授大衛‧布魯姆（David E. Bloom）與傑佛瑞‧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於 1998 年提出，指勞動人口在總人口數所占比例的上升，將帶來相應的經濟成長。兩位學者認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中，人口紅利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