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以「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聞名的北歐國家，在數十年來的預算刪減和市場改革下，替疫情鋪了路，導致該國安養院爆發死亡潮
在普遍印象中，瑞典不像是會在疫情下為了保全資源，而默許老年人大量死亡的那種國家。
瑞典公民繳納的部分稅金位居世界之最，以換取政府包羅萬象的福利，包括國家補助的醫療照護、教育，還有慷慨的失業者現金補助。一名孩子出生後，父母還享有 480 天的帶薪育嬰假。
然而，瑞典有約 6,000 人死於 COVID-19，其中超過 45％（2,694 人）屬於該國高危險群：安養院院民。
這場悲劇反映了瑞典是如何在過去數十年間，以緩慢卻未曾停歇的步伐，漸漸摧毀這以慷慨聞名的社會安全網。
從 1990 年代初的金融危機以來，瑞典不僅大幅減稅，也削減了社會福利。中央將照護老年人（多半住在家中）的職責下放給財政拮据的地方政府，同時開放企業經營安養院營利。這些安養院靠聘雇兼職人員和臨時工來節省成本，而這些人通常沒有受過醫學和高齡照護的正規訓練。
以下，是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 Sabbatsbergsbyn 護理之家的護理人員，如何深陷困獸之鬥的來龍去脈。
三月中旬，106 名院民（多數患有失智症）中，就已有數人出現 COVID-19 的症狀。為了避免交叉感染，員工向上級建議，護理人員必須分別看顧單間病房，並嚴格避免進出其他病房。然而，一名擔心院方訴諸法律途徑而匿名的護理師透露，上級以人力不足為由駁回了該項計畫。
該機構隸屬於瑞典最大安養院營利企業 Attendo ，其股票在納斯達克斯德哥爾摩交易所（Nasdaq Stockholm exchange）掛牌上市。2019 年，公司總收益超過 13 億美元。
週末和夜班時常只有上述該名護理師一人值班。她和一名因怕被解僱而同樣匿名的看護工表示，其餘員工欠缺恰當的防護裝備。管理層只提供他們基本的紙口罩，「就是房屋油漆工戴的那種，」該護理師形容，甚至要求他們同個口罩連續戴好幾天。有些人只好以塑膠文件夾和繩子自製防護板。
該護理師於五月辭職，她透露，當時至少有 20 位院民喪生。
「我們不得不以那種方式工作，違背所有我們在校所學的疾管知識，」她說道。「我覺得很慚愧，因為我知道，我們就是傳播者。」
該看護工則表示，那些薪資最低——領時薪、無合約保障的員工，即使生病了仍繼續輪班，因為政府發放的病假津貼並不足以補足他們損失的酬勞。
「這是勞動市場中未受到應有重視的一環，」專研高齡照護領域的斯德哥爾摩大學社工系教授瑪塔‧希貝海莉（Marta Szebehely）說道。「有些護理人員不僅薪酬差、訓練不足，就連工作環境也很惡劣。卻被要求在沒有多少援助的情況下，去阻止一場無人知曉的感染。」
「在最一開始就搞砸了」
另一個領域的漏洞，是導致這場悲劇的核心：過去的二十年裡，瑞典大幅調降了醫院的收治量能。在情況最嚴峻的疫情初爆發期，各醫院唯恐不堪負荷，而將安養院的老年人拒於門外。
優密歐大學老人醫學教授英格夫‧古斯塔夫松（Yngve Gustafson）表示，當安養院院民出現 COVID-19 症狀時，斯德哥爾摩市在疫情初期頒布的指南，鼓勵醫生進行緩和療護（palliative care）——放棄搶救病患，讓他們安然度過生命最後的時光——不做體檢，不驗血，不驗尿。他説，此做法相當於醫生主動輔助病患自殺，這在瑞典並不合法。
「作為醫生，我對於部分同業在決定結束患者生命前，沒有進行個別評估而感到羞愧，」古斯塔夫松說道。
據《紐約時報》資料，在美國的確診死亡者中，約有四成住在安養院。英國政府的數據則表明，疫情已造成該國逾 1 萬 5,000 名安養院院民離世。
但驚人的貧富差距是這些國家的共通點。報告顯示，每年約有 4 萬 5,000 名美國人因沒有健保而死亡。而英國推行了十年的財政緊縮政策，則擊垮了其公醫體系。
瑞典本不該陷入此等險境。然而，這個僅有 1,000 萬人口的國家卻慘遭 COVID-19 摧殘，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其死亡率幾乎與美國、英國和西班牙不相上下。
一個因素似乎大幅增加了風險：為了遏止病毒傳播，歐洲各國下令封城，但瑞典卻反其道而行，未採取封鎖措施。儘管政府呼籲大眾維持社交距離，許多人也改為在家工作，但學校、商店、餐廳和夜店仍照常營運，且並未要求人們戴上口罩。
「民眾社群感染的案例趨增，要將病毒拒於安養院外變得更加困難，」優密歐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喬亞西姆‧羅克洛夫（Joacim Rocklov）說道。「我們在最一開始就搞砸了，錯失了那段抗疫黃金期。」
財政預算凌駕社會福利
瑞典的私人安養院業者斷言，這些院民，是政府無能遏止病毒繼續傳播的受害者。
「關鍵在於社會中所有的感染，」 Sabbatsbergsbyn 護理之家母公司 Attendo 的執行長馬丁‧圖維烏斯（Martin Tivéus）說道。
瑞典媒體的調查結果顯示，私立安養院的死亡率低於公立安養院。但專家表明，掌控公私立安養院的決定性力量並無不同：基層政權負責高齡照護，而納稅人傾向付較少的稅。
在數十年間，野心勃勃的公共支出曾是瑞典的慣例，使得公民能充分就業。到了 1990 年代初期，民眾開始察覺政府矯枉過正了。政府補貼不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工資的漲速遠高於生產力，進而導致通貨膨脹。
1992 年，為遏制物價持續上漲，同時防止瑞典克朗暴跌，中央銀行升息達 75％。隔年，在金融市場信用緊縮的情形下，瑞典的失業率飆升至 8％ 以上。經濟萎靡，消耗了地方財政稅收。
這又恰逢政治領域開始瀰漫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經濟學家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認為限縮政府的干預和降低賦稅有助活化經濟。
從 1990 年代中期到 2013 年，瑞典將最高所得稅從 84％ 調降至 57％，取消了財產税、財富稅和遺產稅。結果，政府共計少了相當於 7％ 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收入。
而 1992 年的一道法律，則讓瑞典的高齡照護重心，從安養院轉為居家照護。此改變就部分而言頗富哲理。決策者認為，老年人生命的最後時光，在自家度過會比待在機構裡來得更好。
但推動此改變，也是財政預算上的勢在必行。
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顯示，老人長照支出占瑞典總預算 3.2％，美國為 0.5％，英國為 1.4％，只有荷蘭和挪威在這方面高於瑞典。
但在瑞典，這筆支出所要照顧的人口變得愈來愈多。依照居家照護的規定，安養院的床位優先保留給患有複雜性疾病 （complex diseases）的老年人。
Attendo 表示，旗下的安養院備有充足且合乎瑞典規範的防護設備，數量比公立安養院還多，但不足以應付疫情。當該公司發覺需要更多設備時，卻面臨全球貨源短缺。
「我們花了 5 到 6 週才把貨送出中國，」Attendo 執行長圖維烏斯說道。
關注政策改革的人表示，瑞典安養院的資源短缺，點出了財政預算已凌駕社會福利到什麼程度了。
「疫情讓許多長久以來未獲正視的制度缺陷一一浮上檯面，」衛生研究委員會 Forte 的祕書長歐雷‧倫拜（Olle Lundberg）說道，該機構隸屬瑞典衛生暨社會事務部轄下 。「我們完全仰賴全球生產鏈和及時貨運。今天要用的針筒會在當天上午送達。沒有安全邊際（safety margin）。某些角度看來，這或許極具經濟效益，卻相當不堪一擊。」
「到頭來，還是錢說了算」
2018 年夏天，米亞‧格蘭（Mia Grane）將雙親送進 Sabbatsbergsbyn 護理之家。那時，她對制度問題渾然未覺。
她母親年輕時是奧運泳將，不過近年來阿茲海默症愈發惡化。她的父親則需靠輪椅行動。
這家安養院座落於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從她的公寓騎自行車前往，只要 15 分鐘，裡頭還有溫馨的花園，當仲夏來臨，大家會在那舉辦派對。
「那地方曾經很完美，」 51 歲的格蘭說道。「他們適應得很好。」
但隨著疫情蔓延，她對安養院的信心漸漸湮滅。當她詢問院方會如何應對危險時，對方保證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我當時想：萬一病毒入侵這裡，很多人會喪命，」她說道。
一週後，她在地方報紙上讀到，一位和她雙親住同房的著名瑞典音樂家過世了。格蘭致電安養院，得知父親出現感冒症狀。檢測後，證實他也染上了 COVID-19。
格蘭催促院方將父親轉至醫院。但對方告知，沒人願意帶她父親進醫院。
安養院缺乏呼吸器等先進醫療設備，而實際上，醫院更禁止安養院院民進入。
「我們知道，瑞典的人均加護病床數比義大利少，」斯德哥爾摩的重症加護科醫師邁克爾‧布魯姆（Michael Broomé）說道。「要不要讓患有其他疾病的老年人使用呼吸器，必須三思。」
安養院不得不安排安寧護理，用鴉片類藥物舒緩病人臨終前的痛楚。
2020 年 4 月 2 日，格蘭的父親逝世。她說，「他孤身一人。」
她苦求員工救救母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母親食不下嚥，一週後也走了。
格蘭想破了腦袋，試圖理解事態何以至此——員工缺乏正規的口罩、醫院成了禁區、威脅的本質缺乏關注。
「對我而言，他們很顯然是想節省成本，」她說。「到頭來，還是錢說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