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癒城市之心:基督城大教堂的修復之戰

2011年2月底,一場地震重創紐西蘭南島第一大城基督城——和這座與城同名的大教堂。十年間,周圍的新建築紛紛落成,但破舊立新或興廢存亡的拉扯,卻讓這座城市的精神象徵,幾年來都困在大地震的餘波之中

2011年2月22日,斯皮格爾在大教堂窗邊的影像,成了基督城在震災所受創傷的代表畫面。(Dan Balilty/The New York)
修復工人正在檢視基督城大教堂倒塌的塔樓。(HEBER ARMENDARIZ/AFP via Getty Images)

在基督城地震發生後的數個月、乃至數年間,蘇‧斯皮格爾(Sue Spigel)需要療癒的不是腦袋,而是她的靈魂。

助她療癒靈魂的是座落在俯瞰總督灣的山坡上的家,現年74歲的斯皮格爾和丈夫鮑伯(Bob)在那住了20年。「就是這裡……待在這,與當時外頭的那些苦痛紛擾隔絕,這確實有幫助,」她背對一面大窗坐著說道,窗外是灌木叢、天空和大海。

2011年2月22日,斯皮格爾已經以常駐藝術家的身分,在基督城大教堂待了一段時間。她的狹小工作室位於大教堂二樓,螺旋狀樓梯窄到她肩上總沾滿灰塵。

中午12點51分,她正打算下樓泡杯茶時,剛好因廣播新聞而分了神。她在窗台上坐下。「整棟樓晃了一下,我心想:有點震啊,」她說。「但接著,它開始上下震動。」

斯皮格爾看見天花板從牆上掉下來,外頭光線閃爍;她感覺頭頂有血流下來。「然後塔樓、那個巨大的石造建築倒塌了,就像龍捲風過境,到處都是黑色灰塵——我無法呼吸。」

黑色煙塵消散之後,揭露了「另一種現實」……

地板開始崩落,而她被埋在天花板的碎塊之中。儘管手臂斷了,她還是設法爬上窗台。數百人在下面的廣場回頭望著她看。「每個人都嚇呆了。」

一名警官救了她。他爬上瓦礫堆去到她那,然後和其他人一起協助她爬下梯子,到安全的地方去。

倒塌的塔樓嚴重破壞了大教堂的正面、西側門廊和相鄰的牆壁。搜救隊花了一個多星期才確認:奇蹟似地,教堂內沒有人員喪生。

當時,斯皮格爾在大教堂窗邊滿臉是血、飽受驚嚇的畫面傳遍了全球。即便到了今天,她在基督城仍被稱作——那個窗邊的女人。

更大創傷的象徵

大教堂遭逢的損傷,也重創了整座城市的靈魂,而斯皮格爾成了這些損傷的代表面孔。在那天崩塌的所有建築中,大教堂的倒塌引起最大的共鳴。

這座由英國建築師喬治‧吉爾伯特‧史考特(George Gilbert Scott)設計的19世紀新哥德式建築,不僅與基督城同名,也一直是此城的重要象徵,連市徽都是它;它不僅是該市聖公會的主教座堂——無論字面意義上、或精神象徵上,它往往被譽為「城市之心」。

對斯皮格爾來說,大教堂是她在基督城的第一個庇護所。她和鮑伯於1980年代初便從美國移居到紐西蘭,但直到某次911周年紀念儀式,她才真正與這座大教堂建立起連結。「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屬於基督城了……我喜歡它整個地方的結構、它的壯觀華美、它的藝術,以及它歡迎任何人這件事。」

然而,大教堂傾頹於瓦礫中、塔樓塌陷的景象,立刻被視為基督城和其市民在這場地震中,所受更大創傷和損失的象徵。

大教堂主持牧師彼德‧貝克(Peter Beck)當時對 BBC 記者說:「這座城市的心碎了。」時任市長鮑勃‧帕克(Bob Parker)則誓言,要「一磚一瓦」地重建大教堂:「我們失去了很多東西,但大教堂是我們不該失去的。」

事與願違,近十年來,周圍的新建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大教堂的斷垣殘壁卻一直暴露在風雨中,堆滿了瓦礫,因太過危險而無法進入:這無疑是對當年大地震的提醒,儘管基督城一直在努力往前走。

如何重建?

如果傾頹的大教堂所象徵的意義很明確,那麼一旦塵埃落定並著手重建時,挑戰就在於如何去詮釋那個意義。

大教堂、市議會、中央政府、商界領袖、古蹟保存倡議者、建築師和藝術家,更不用說250多名定期朝拜的信徒,全都認同這座建築的重要性,但對於「該怎麼做」卻莫衷一是:完全恢復原狀、重建為新的設計、拆除並徹底重建……而這些選項也往往引發激辯。

最終,責任落在建築物的法定所有者:教會財產信託委員會(Church Property Trustees)身上,該會主席由加拿大出生的主教維多莉亞‧馬修斯(Victoria Matthews)擔任。對她而言,花費教會資金(或募捐)來修復一棟建築物,是與「以基督為中心的使命」背道而馳的。

2012年3月,馬修斯宣布,大教堂將被「舊與新的綜合體」所取代。

對這座歷史悠久的大教堂有著情感的市民強烈反對,並認為大教堂的命運不是教會可以單方面決定的。其中不乏有權勢者,如前政府部長菲利普‧伯頓(Philip Burdon),和現已故的市長候選人吉姆‧安德頓(Jim Anderton),後者組了一個不分黨派的抗議組織「大基督城建築基金會」(GCBT)。

僵局在2012年11月達到巔峰,最高法院批准了該基金會的一份申請,內容要求司法審查主教管區的拆除決定,進行中的工作因而全面停擺。

建築史學者、坎特伯里大學客座副教授伊恩‧洛克黑德(Ian Lochhead)表示,大教堂的修復之爭,反映了當時基督城的緊張局勢,例如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的拉扯。

當時在紐西蘭國家黨執政下,被指派為災後重建總指揮的傑利‧布朗利(Gerry Brownlee)於重建計畫中握有大權,在他宣布拆除「舊建築」後,洛克黑德是首批為基督城歷史建築發聲的人之一。

「當時普遍認為,這座城市在抗震方面表現不佳,所以要汰舊換新,」洛克黑德說道。急於「讓一切恢復正常」——於是推倒本可以挽救的歷史建築、鼓勵商業建案、拒絕公眾諮詢並倉促制定計畫,在一些市民眼中,中央政府是在犧牲那些定義了基督城的種種。

洛克黑德說,這樣風風火火不僅不實事求是,還導致「只因想要清掉一切,就進行毫無必要」的拆除。

他還說,如今市中心「幾乎看不到」基督城19和20世紀的面貌——卻滿布大型、高端商業開發建案。他將之稱為「危機資本主義」進行式。「我們從一個具有特色的城市,變成……擁有一堆數量更少、規模更大建築的水泥叢林。這完全改變了城市樣貌。」

這些損失,激起一些人為挽救大教堂而戰,但圍繞大教堂的激辯,也讓一些人完全喪失對其存在意義的信心。

遺忘過去

(Photo by MARTY MELVILLE/AFP via Getty Images)

深陷猶豫不決、內鬨和政治泥沼的大教堂,本是這座城市力量的象徵,如今卻如一位信徒在2015年寫的那樣——成了「災後重建中所有錯誤」的代名詞。

甚至斯皮格爾也一度覺得,必須提防自己曾珍視的信眾,和信念。有段時間,她改去進步派的諾克斯長老會教堂。

「我必須照顧好自己,」她說。「所以我轉身離開。」

那時,她幾乎不須、也不願,步入這座有了嶄新玻璃大廈的城市。「我不覺得它熱情友善或賞心悅目,一點也不。」

她說,這讓她想起一次有關阿茲海默症的布道:「當你忘記自己的過去,便無法把自己放入脈絡中,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我覺得這就是基督城發生的事情。」

最後,在動蕩的公眾輿論、曠日費時的法律行動,甚至幾次調解未果之後——2017年9月,紐西蘭聖公會主教會議投票決定:恢復大教堂原貌。(而同月的紐西蘭大選,讓原本執政的國家黨成了在野黨。)

洛克黑德說,一旦政府小組發現此結果可行,「就教會方來說,他們便面臨一個無法可解的問題」——由於完全無力負擔原樣重建的1億美元預算(後上修為1.5億),中央、地方政府及大基督城建築基金會的財務支持,便是教會財產信託委員會「無法拒絕的提議」。

2018年8月,信託委員會與「基督城大教堂修復有限公司」(CCRL)簽署了合資協議,該公司是專為修復計畫成立的政府機構,擁有獨立的募款部門。「這是交戰雙方的結合……一定會引起一些情緒,」該司計劃總監基斯‧派特森(Keith Paterson)說道。

但他希望,在震災十年後,這條前進的道路最終會治癒城市及其人民。「如果我們能修復大教堂、讓廣場重拾往日風華,確實會為震災劃下句點……整座城市會鬆一口氣。」

僅僅六個月前,大教堂看來仍是廢墟一片;如今,這座城市之心已有了生機,起重機上的建築工人正努力確保工地現場足夠安全,以重回過去的輝煌。他們的任務是使大教堂恢復到「一如往昔」,但也會更安全,並擁有更現代化的設施、和兩棟可供市民活動用的新建築。

但自2011年以來就沒有人進去過大教堂了,所以光要穩定現場就十分艱鉅了。對這個預計要7到10年才能完工的計畫之規模,派特森不抱任何幻想。

「對我來說,這座城市有一部分基本上早就支離破碎了,它需要幫助……吸引我的是這座建築之於城市與市民的意義,以及它帶來的挑戰。」他說,建一座新教堂當然比較便宜,但成本不是唯一考量:「你必須重視文化遺產、重視象徵意義。」

現在的挑戰是「募捐」——需要5,000萬美元來確保工程持續進行。光菲利普.伯頓一人就已經捐了500萬美元,但是,在過了整整十年後,再來徵求更廣泛市民的支持——基金會預期,人們的倦怠感會是募捐工作的必然瓶頸。他們希望鎖定英國人對文化遺產及聖公會的關心,來善用基督城與英國的深厚羈絆。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就是此計畫的「皇家贊助人」。

「我們的設計將使廣場煥然一新,不僅適合做禮拜,還會是很好的市民空間,」派特森說。「我確信結果會非常好——只要大家能耐心一點。」

專家表示,在遺產保護乃至災後重建的背景下,10年的辯論和10年的建設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踏上下一階段的起點之際,基督城的人們紛紛問起:這條路會通往何方?是這座城市的未來,還是過去?

活躍於藝文界的音樂家暨演員娜歐蜜‧范登布魯克(Naomi van den Broek)表示,大教堂一直為基督城的權勢集團所「要挾」,被剝奪了與該市他處一同發展的機會,而原貌重建會讓大教堂成為「一個紀念品、或博物館裡的老古董」:錯失一次建立「既展望未來也回顧過去的美好論題」的機會。

然而,修復計畫董事之一、坎特伯里大學納塔胡部落研究中心主任泰‧馬瑞‧陶(Te Maire Tau)説,他理解這種因唯恐失去大教堂而起的「歐裔白人部族主義」(Pākehā tribalism)。「老基督城居民說:『這就是現在的我們,也是過去的我們……我們還在這,我們存在』。我想,這應該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事情。」

陶說,在基督城面臨著失去自我的危機時,重要的是去認識到其與過去的聯繫、及此城的歐裔歷史。「人們依靠象徵符號生活……廣場上空著一個大洞。大教堂必須在那。」

誠然,市中心的建築工地如今日日提醒著人們那場地震的發生,基督城的許多人卻覺得,地震早已不再定義他們。

對斯皮格爾來說,那天的創傷和被奪去的生命,依然蟄伏於「表面之下」。

「我在等大教堂恢復原狀——只希望它在我死前完成。我很想回到那裡頭去……去聽樂聲、鐘聲再度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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