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串流音樂黑盒
依然記得那些實體與串流的論辯，只不過感覺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以一個曾經的唱片產業從業者與收藏者來說，串流的確不愧其時代巨輪之名，輾殺無數為唱片投入全副身家的熱情樂迷；但若以一個樂評人來說，串流建造了夢寐以求的巨型資料庫，再也沒有「財力不夠，研究不起音樂」的藉口。如今，音樂的未來已成現在進行式，無人對於手上握有通往一切的鑰匙感到任何稀罕。實體沒死，但也稱不上好好活著，他們是被所有都市計劃與政治決策遺忘的遊民，自成一個生態系，而不再抗議。
音樂不變，變的只是載體。若真這麼想就太天真。
美國新聞網站《QUARTZ》指出，從 2013 到 2018 年，告示牌百大單曲的平均長度，足足減少了 20 秒，原因極有可能出在串流版權費用計算方式（串流平台上歌曲版權費用計算為「計次」而非「計時」。是故，若同樣聆聽一小時，3 分鐘的歌曲能播放 20 次，4 分鐘的歌曲卻只能播放 15 次，顯然較短的歌曲，收入較有效率）。此外，情境歌單與演算法徹底改變了大眾聆聽習慣，主動探索讓位給了被動接受，也把個人品味的主權讓渡出去，最好的音樂就是最適合做某件事的音樂。以前我們「擁有」音樂，現在我們「體驗」有音樂的人生。這是否也影響音樂人的創作目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上述的變化也許僅是無傷大雅的趨勢，畢竟串流真的讓部分唱片公司重嚐賺錢的滋味。2015 年起，全球錄音音樂（Recorded Music）產值穩定成長，在實體與數位下載持續雪崩的絕境裡，靠的正是串流撐起一片天。可令人玩味的是，串流龍頭 Spotify 創立至今，整整 10 年，始終未能擺脫虧損，所獲得的投資額卻屢屢翻倍。
這項新秩序似乎註定建立在不穩定上，音樂存在的意義即成為投資標的，串流的任務就是無止境地幫未來畫藍圖。科技創投的世界裡，行銷與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產品的真實面貌反而模糊不清，「平台」一詞往往是卸責話術。一如 Uber 宣稱自己經營的不是運輸，而是共享經濟；Spotify 把內容賣給使用者、把使用者資料賣給廣告商，搞的正是媒體的行當。
如果說幾年前出版的《誰把音樂變免費》（How Music Got Free）將盜版音樂的犯罪核心歷史現場重建，那麼今年二月甫出版的《拆解 Spotify：串流音樂中的黑盒子》（Spotify Teardown: Inside the Black Box of Streaming Music，暫無中譯本）就是一針顯影劑，讓這尊從唱片業廢墟殘址升起的神祇現出真身，堪稱至今唯一一部完整探討 Spotify 的學術專書。
本書討論的不是你想的那種企業成功祕辛，而是檢視 Spotify 如何在音樂、廣告、科技、全球經濟四條軸線的歷史交會點上，意外由投機事業演化成音樂產業的終極救贖。五名研究人員耗時五年收集相關資料，訪談內部員工、分析職缺比例，甚至以介入性方法取得第一手觀察──他們以虛構的廠牌名義，發行毫無音樂性的假專輯，藉以測試 Spotify 上架的把關機制；又設計自動點聽機器人程式，挑戰 AI 人工智能演算法的能耐，種種舉動逼得 Spotify 法務部門不得不寄出信函警告。
根據該書所述，在瑞典這個新創大國，Spotify 已晉升國家級的招牌企業，代表著一群品味獨特的中產階級新貴，掌握了相當可觀的政治影響力。由於其總部位在地形破碎、低空屋率的首都斯德哥爾摩，難以提供員工足夠的居住單位，Spotify 竟倡議提高市區房租，以便趕跑中下階層，並不惜以企業出走做為要脅，獲得不少右翼政客支持。書中也明白指出，Spotify 骨子裡與唱片公司欲除之而後快的 Napster、海盜灣（The Pirate Bay）等網站同出一源，皆誕生自技術與免費音樂，不同的是 Spotify 成功以廣告銷售模式當掩護，還取得環球、華納、索尼的聯合授權。這三大國際唱片公司不僅是 Spotify 的大股東，也因其過往累積巨量且主流的音樂產品，實質控制了與所有串流平台議價的槓桿，無怪乎獨立廠牌藝人鮮少能從串流獲利。
幾年前流行過一則網路謎因（meme），有人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最底層加上了兩個現代人的焦慮來源：Wi-Fi 與電量。我們同樣可以說，維持現代生活的基礎建設不再只是水電瓦斯，也許還要加上 Facebook、Google、甚至 Spotify。它們太過日常，日常到大家忘了背後有多少政治與商業角力、忘了這個新自由主義的網路世界每天都在重新定義責任與倫理。縱使如此，時代也不可能回頭，撇開那些黑歷史，仍有一個問題等待解答：誰的人生因為新的聆聽方式而變好了？
恐怕不包括那些為我們創造出美好音樂的人吧。
註：對等式網路（peer-to-peer，簡稱P2P）是一種無中心伺服器、依靠用戶群（peers）交換資訊的網際網路體系。其每個用戶端都既是節點，也同時具備伺服器功能，用戶藉著系統間的直接交換，進行資訊與服務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