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裔作家李翊雲寫道：《成為這樣的我》充滿了象徵主義和愛國主義鼓舞人心的陳詞濫調，但這反映出一種更為普遍的壓力——使用他人認可語言的壓力
兩年前，我開車送兒子和他的一個朋友去參加活動。那時他們 15 歲，正在車上討論女同學不參加學校詩歌比賽的決定。她說，她讀了之前獲獎者的作品，都是由不公正、不平等、賦權、行動，以及描述警察暴行的詞彙組成的。女孩指出，這些詩的作者對這類事情根本沒有親身經歷。（她說的沒錯：她的學校是舊金山灣區最知名的貴族私校之一。）
「我不明白的是——」女孩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再寫花了？」
「當然可以，」我兒子回道。「但是……」
他沒有把話講完。我不知道這兩個孩子想問的是不是：在美國，艾蜜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還有一席之地嗎？還是：如果我們想要被稱讚，或者只是想要獲得歸屬感，甚至只求不受懲罰，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語言？
我的學生以她家鄉維吉尼亞為背景寫故事，一盆非洲紫羅蘭引來了同學們嚴厲的批評。批評者認為，這朵花應該被解讀為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象徵，但作者沒有強調這一點。後來學生告訴我：我以為它只是一朵花，下次我該更加小心。
這種讀者意識可能意味著，讀者的需求成為書寫的優先考量，這在公眾人物的回憶錄中或許更不可避免。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的回憶錄《成為這樣的我》（Becoming）文如其題：從芝加哥南區到白宮成功的人生之旅，有與讀者親密接觸的時刻，也有振奮人心的段落。但人們期待，像她這樣有才幹的人能夠跳脫這種千篇一律。而我明白，表達出這類疑慮可能會讓自己招致批評。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筆下我最喜歡的角色吉訶德神父（Father Quixote）曾說：「信徒會為了一點細微的差別與另一位信徒爭鬥；懷疑者只會與自己爭鬥。」人們在說出自己的想法之前，不妨像吉訶德那樣先把自己武裝起來。
化無名為象徵
我一直在思考《成為這樣的我》中一組對我來說特別顯眼的詞彙：象徵、象徵性的、象徵主義。白宮菜園「被設計成營養和健康生活的象徵」；部分白宮有如博物館，是「象徵主義延續並且受到重視」之所；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管理妥善、活生生的象徵」；歐巴馬總統的任期在某種程度上是「時代的象徵」，他被譽為「領袖，和國家本身的象徵」。而與此之外，蜜雪兒自身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她不得不以第一夫人的頭銜作為象徵來生活。
我注意到學生閱讀、分析文學作品時，往往會被符號吸引，而其中許多人在寫小說時，會努力創造能提至象徵性層次、作為符號去閱讀的人物和行為。這些意圖需要付出代價，被徵召來使用、充當符號的角色必須遵循比較容易預測的腳本。
在安妮·卡森（Anne Carson）的《愛：苦樂參半》（Eros the Bittersweet，暫譯）一書中名為〈象徵〉（Symbolon）的章節裡，她提到：「亞里士多德如此描述隱喻的功能：『藉由移情（隱喻）自外表相似或相近的事物，給無名的事物命名。』」
要去接近難以直接言說的事物，乃應是一種謙卑之舉，但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象徵，比起已經具名的事物還要振振有詞。
在美國被點名的問題都太真實了——種族歧視、仇外心理、貧窮、階級不平等、性別不平等。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但用象徵性的語言來談論，會把我的故事變成另一種東西：一種要求以最正義或單一合理視角看待世界的集體敘事。
因此，有人告訴家長們不要給孩子讀蘇斯博士（Dr. Seuss）那本《帽子裡的貓》，因為書中具有種族主義色彩。人們因為法國印象派畫家巴爾蒂斯（Balthus）描繪了一個年輕女孩的身體，要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撤下他的作品《特蕾莎之夢》（Thérèse Dreaming）。在我講述托爾斯泰作品的演講後，一位女人對我說：妳一定知道他是男人，那妳也該知道他的成功是建立在曾經服務他的女性之上吧？另一名女性則質疑，身為「有色人種」，我究竟為什麼會選擇支持白人男性書寫的經典。
「人們要求言論自由，用以補償他們很少使用的思想自由。」齊克果（Kierkegaard）曾寫道。我有個學生是東歐移民的孫女，她曾深思，如果出生在一個不同的時代，她是否會成為把猶太鄰居交給納粹的人之一。她並非先想到另一個情境：藏匿鄰居、拯救生命的女英雄。這讓人為之一振。
在任何時刻，深信不疑地追隨任一圭臬，就如同盲目追隨政府宣傳一樣令人擔憂。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共產黨的標語被強制印在生日照片旁邊，英文教科書以「中國共產黨萬歲」開頭，這或許使我對於用來指示我們該如何感受、思考的詞語特別敏感。
語言使用的沉默螺旋
在《成為這樣的我》的開頭，蜜雪兒提到她和哥哥克雷格共用一間臥室。 「我們之間的隔板太薄了，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都能和彼此說話。說話的同時，還經常會在隔板和天花板之間10英寸的空隙裡，來回拋擲一只鼓鼓的襪子。」後來，她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參訪南方一所高中，那裡的學生經常面臨槍支暴力的威脅。這本書之中最坦率的時刻便是蜜雪兒與一名學生的交流，「我很開心您來到這裡，」他聳了聳肩説，「但您到底會有什麼實際作為來改善目前的情況呢？」
蜜雪兒知曉學生們的處境後，「提醒他們，這些故事也顯示了他們具備毅力，能夠自力更生、克服困難」，並且「向學生們保證，他們已經具備成功所需的條件。」我們都忍不住想知道，這些話聽在年輕的蜜雪兒和克雷格耳中是什麼滋味。
前面所提的那位女學生和我兒子的朋友都具備一種直覺：拒絕任何感覺不符合他們生活的語言。然而問題是，當愈來愈強烈的同儕壓力中，附隨著「使用被認可的語言」的壓力，他們是否還能保持這種獨立性？
最近，我與一位科學家聊天，他說一位當局知名人士曾參訪他的實驗室。實驗室裡有些人提出抗議，他們抗議的方式讓任何不同意他們做法的人，看起來就像在寬恕，甚至是支持當局政府。對我來說，有些抗議者使用的語言很有趣：實驗室會因為接待這位人士而「感覺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果一個孩子在住家附近被流彈打死，街道就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果一個孩子在學校被欺負，學校就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是，如果只因接待一個人就把實驗室轉化成為一個被污染的空間，還會威脅職場安全——我們不禁要懷疑，如此一來，語言是否只成為一種站在道德至高點、自我安慰地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不禁想起我的兒子和他的朋友。如果我們堅持把「安全的地方」這個詞當作象徵，那麼我們的下一代會有什麼樣的空間呢？）
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我曾與一位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學生談話。她說，在她長大的地方有很多寡婦，不僅有老年婦女，也有中年和青年婦女。西維吉尼亞的男人都死了，她就這麼簡單地說著。多年來，閱讀學生們的作品時，我注意到，無論是在飽受苦難或是取得勝利的情況下，英雄、進步派與被壓迫的人物，往往被提升到具有象徵性的高度。然而，最令人難忘的都是真實尋常的角色。
對於西維吉尼亞的寡婦、愛荷華州的農民、我兒子的朋友，和芝加哥的學生來說，生活並不是一種象徵。民主可以用各種方式來比喻；但是選舉，是一票一票的數字現實。 「他們自甘墮落，我們不同流合污」（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註）是象徵性語言的縮影。然而，這句口號中有什麼事情並未被提及？
蜜雪兒·歐巴馬實踐自由思考，這毫無疑問，人們希望她的回憶錄也能讓讀者得到相同的啟發。如果她選擇放棄賦權、激勵和愛國主義的詞彙呢？畢竟，她是能讓大眾聽見其想法的人，她選擇使用的語言將被成千上萬的人接受，成為真理。
開頭的那個不參加詩歌比賽的女孩，她拒絕在詩中加入虛偽的詞句。到頭來，我還是聽到了她在朋友的追悼會上朗誦的一首詩。最真實的生活不需要象徵性的語言——這是我聽到她的字句時的想法。
註：出自蜜雪兒·歐巴馬 2016 年替希拉蕊站台的那場演說，完整段落為：「不要和霸凌者浪費時間，他們自甘墮落，我們不同流合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