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 1956 年英國足總盃決賽（FA Cup Final）中斷頸而一砲而紅的德裔球員，一路從納粹理想主義者成為傳奇守門員。而在歐洲追尋轉型正義的過程中，他甚至成為真相與和解的象徵
電影導演馬可斯・H・羅森穆勒（Marcus H Rosenmüller ）看向車窗外，臉上閃過一絲驚惶。「這裡和集中營只相距一公里，」他說。我們身處一座清靜、優美且富裕的小鎮，離慕尼黑有一小段車程。這座小鎮名叫達豪。
「要去達豪，是件蠻駭人的事，對吧？」英國製片人克里斯・科林（Chris Curling）說道。他們兩人都同意，在此拍攝有某種詭異的切適感。他們正在籌備一部以曼徹斯特城足球俱樂部（Manchester City，簡稱曼城）德裔傳奇門將伯特・特勞特曼（Bert Trautmann，又譯畢圖曼）的一生為主題的電影。特勞特曼最為人所知的一役，是在 1956 年英國足總盃決賽時對上伯明翰城（Birmingham City）；在比賽剩下 17 分鐘時，他撲向伯明翰城球員彼得・墨菲（Peter Murphy）腳下，頸部因此嚴重受損。但他繼續比賽，擋下兩次關鍵性射門，為曼城保住三比一的領先優勢。特勞特曼成了一位英雄，特別是在三天後，人們發現他其實在比賽中摔斷了脖子。
儘管特勞特曼從未效力於德國球隊（他曾待過英國足球俱樂部，因此不被允許加入德國球隊），但他已是公認的世界級守門員。1956 年足總盃決賽前兩天，英格蘭足球記者協會（Football Writers’ Association）提名他為當年度足球先生，他是第一位贏得這項榮譽的守門員。摔斷脖子後，他休養了一陣子，接著又為曼城踢了八年的球。1964 年退役時，特勞特曼已為該俱樂部打過 545 場比賽。
但特勞特曼的人生故事遠比他的斷頸更非比尋常。他於 1949 年加入曼城隊，距離二戰結束僅只四年。可想而知，德國人仍飽受各方敵意。我從小就是曼城球迷，而得知特勞特曼的生平，就宛如經歷一場成年禮。他退休後，曼城迎來了美好的十年，但他依舊代表著所有與曼城有關的偉大事物：他超出職責以外的勇氣、他的寬容、在戰後新世界裡眾人愛戴並奉為球門前的德國之神「我們的伯特」。然而，當時二戰才結束不久，我們的包容心也僅能做到如此。我們聽說，伯特跟那些以抹除猶太人、斯拉夫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為目標的納粹黨員不同；伯特是好的德國人。
但事實卻相去甚遠。事實上，特勞特曼本身就是一位表現優越的納粹德國軍人，他在東邊陣線上作戰，全心支持希特勒，也曾因其驍勇善戰獲頒一級鐵十字勳章。正因如此，特勞特曼的故事與我兒時所聽聞的版本相比更令人稱奇。
電影拍攝地位在達豪的一大幢老房子裡，這裡將作為特勞特曼發現他斷頸傷勢的醫院。採訪當時正值炎夏，演員約翰・亨蕭（John Henshaw）正穿著三件式西裝閒晃。他是一個高大的男人，盛夏高溫讓他有些不適。「上週氣溫攝氏 36 度，我穿著這身西裝，又披著一件大衣，弄得我滿身大汗，」他說。亨蕭飾演傑克・福萊亞（Jack Friar），聖海倫市（St Helen’s Town，特雷特曼加入曼城前待的球隊）祕書，曾簽下特勞特曼，最終成為他的岳父。
亨蕭談起特勞特曼和曼城簽約時所遭受的敵意。「他第一次出場比賽時，收到死亡威脅。老天，他肯定是很勇敢的人！」
曼徹斯特的大眾有很好的理由質疑他。曼城一直有大批猶太球迷，其中許多人在曼城簽下他時深感背叛。當時，一度有大約兩萬名球迷聚集在緬因路球場（曼城主場）外，大喊「納粹」和「戰犯」，並威脅抵制曼城球隊。電影團隊重現了當時的報紙，其中有著如「送納粹回家」、「有鐵十字勳章的德國佬門將」、「曼城門將不想記住我們的痛」等頭條。一篇文章引用了特勞特曼的話：「我做了所有士兵都會做的事。我別無選擇！」
罪惡
特勞特曼曾是一個堅強、愛好運動的男孩，他很少表現出脆弱的一面。他鄙視父親酗酒和容易妥協的軟弱，尊敬希特勒重建經濟、支持運動，並推崇優等種族概念。他加入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並在 17 歲時志願成為納粹德國的軍人（一說是為了於大蕭條時代幫忙家中生計）。至少在早期，特勞特曼沉醉於戰爭與納粹理想之中。還有哪裡更能讓一個年輕氣盛的雅利安理想主義者表達自我？從凱特琳・克萊（Catrine Clay）和特勞特曼合著的《特勞特曼的旅程》（Trautmann’s Journey，暫譯）中，我們得知，特勞特曼年輕時是典型納粹：金髮、碧眼、偏執且殘酷。在一段令人難忘的篇章中，特勞特曼形容他一邊積攢香菸囤貨，同時在戰爭期間前往市中心娛樂消遣。這包括進城，痛打義大利軍人（他們或許位處同一陣線，但特勞特曼鄙視他們的軟弱）並拿走他們的菸。
照理來說，在發現自己的守門天賦之前，他早該死了。俄國陣線上，當納粹黨衛軍在撤退時，特勞特曼被炸傷，但他活了下來。在法國，他再次被炸彈所傷，負傷活埋在瓦礫堆中長達三天。他曾分別被俄軍和法軍俘虜，但兩次都成功脫逃。1944 年，他是同盟國轟炸克萊沃行動中少數的倖存者之一，但在他試圖趕回於不來梅的家時，在法國一間穀倉內被兩名美軍捉住。軍人判定特勞特曼身上沒有可用資訊，因此讓他雙手舉高，把他趕出穀倉。他以為自己要挨子彈了，所以他跳過一排圍籬逃跑。然而他卻在一名英國士兵腳邊落地，英國士兵如此問候他：「嗨德國佬，想來杯茶嗎？」這次，他沒有逃跑（並在之後拒絕遣送回國）。
特勞特曼是一群 1,000 名的士兵中僅有的 90 名倖存者之一。他成為英軍的階下囚，最終被帶到蘭開夏的戰俘營。在營裡，他第一次站上門將位置。他原本擔任後衛，但在一場比賽中受了傷，又一如往常地拒絕離場，他們只好把他放在球門前——而他便從此留在那裡了。當時營裡有三種囚犯：反納粹者是白色，立場不明者是灰色，而黑色，則是那些不思悔改的納粹黨員。約有 10% 囚犯被歸為納粹黨員，特勞特曼便是其中之一（但在之後很快被降為「非納粹」）。他經歷了這一切，而且當時年僅 22 歲。難怪羅森穆勒會認為，他的故事很適合作為電影題材。
曾主演奧斯卡獲獎電影《為愛朗讀》的德國演員大衛・克勞斯（David Kross）此時穿著守門員裝束坐著，一邊閱讀特勞特曼自傳，一邊等候傳喚。「他戴著一個非常有禮、和善的面具，」飾演特勞特曼的克勞斯說道。「但他也能變得非常憤怒。」我問他是否演過任何如此憤怒的角色。「其實沒有，沒演過。這對我而言是一大挑戰。我通常人都很好！」
當我詢問他，是什麼東西在驅動著特勞特曼時，他馬上回答：罪惡感。「他曾見過許多糟糕的事。那是一種沒有起身相抗或去做點什麼阻止它的罪惡感。」特勞特曼和他的傘兵同僚彼得・庫拉茲（Peter Kularz ）曾在樹林裡目睹一場大型滅絕行動——男人、女人和小孩被趕進壕溝裡，被別動隊（Einsatzgruppen，納粹準軍事殺人部隊）射殺。兩人匍匐離開，接著狂奔逃命。萬一他們被發現，會被當場擊斃，因為別動隊不希望任何人目擊此事。特勞特曼多年後承認，當時所見景象仍揮之不去，折磨著他。（他說：「如果當時年紀再大一點，我應該就會自殺了。」）
和解
罪惡與憤怒混合而成的複雜情感，正是特勞特曼如此引人入勝之處。你預期會在一個被自己所見所為折磨的男人身上看到的那種謙卑退讓，在他身上找不到一丁點蹤跡。作為一名戰俘，他無法理解為什麼猶太裔警官可能會虐待他。「他必須載送那位猶太警官到各個地點，」克勞斯說。「而那位警官對他不好，他就打了他。可是，這個複雜又乖張的男人卻在不知不覺間成了和平使者。」
而驚人的是，特勞特曼在德國幾乎不為人知。克勞斯承認，在接演這個角色前，他從未聽過這號人物。這位演員希望這部主要由歐洲出資的電影，能讓特勞特曼在家鄉為人所知。
來自巴伐利亞的導演羅森穆勒，自身也是一位業餘足球隊隊員，他籌劃此片將近十年。在與製片羅伯特・馬辛尼克（Robert Marciniak）合作一部電影時，馬辛尼克向他介紹了這位在足總盃決賽時為英國隊摔斷脖子的德裔守門員。兩人開始著迷於特勞特曼，並決定將他的一生拍成電影。他們第一次見到特勞特曼本人是在紐倫堡，當時他剛從德國足球協會（German FA）獲頒獎章。此後，在 2010 年，他們又於他西班牙瓦倫西亞附近的家中與他共度一週。（特勞特曼於 2013 年逝世。）
羅森穆勒表示，特勞特曼是一個封閉的人，後來才慢慢打開心房。「他先是只讓我們看見一小部分的自己，然後才愈來愈多。他告訴我們，他從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改變戰爭時的種種。」我問羅森穆勒，他覺得特勞特曼說的是真心話嗎——特勞特曼是因為自己沒有勇氣阻止事態發展而難過，還是為他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感到難受？大概兩者都有吧，羅森穆勒回答。「他是志願從軍的，而我確信他想當一名好士兵。」
即便他從未完全承認自己在戰爭中所犯之罪，羅森穆勒卻表示，能做到他所做的，已經很不容易了。在特勞特曼所處的時代，不論是受害者或加害者，人們幾乎不可能去談論他們所見的事物。「他很坦承地說，因為他缺乏勇氣所以沒能干涉。這不像那種：『我無能為力。』而是：『可惡！我沒有勇氣。』對我來說，説出：『我錯了』是個英勇的行為。」
特勞特曼的故事裡有許多英雄：福萊亞一家、曼城足球俱樂部、他的球迷。但或許，雙親死於大屠殺的拉比・亞歷山大・雅特曼（Rabbi Alexander Altmann）才是當中最大的英雄。在一篇給《曼徹斯特晚間時報》（Manchester Evening Chronicle）的投書裡，雅特曼寫道，特勞特曼不該「為我們在德國人手上所遭受的恐怖暴行」受罰「⋯⋯我想說，若這名足球員是個好人，這不會帶來壞處。每件事都該就其本身的是非曲直來評判。」雅特曼投書後，抗議便停止了。此後，特勞特曼因他為德英關係所做的努力，獲頒大英帝國員佐勳章。
對羅森穆勒而言，這是一個很個人的故事。他總在想，當年若他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且被灌輸納粹思想，他會成為怎樣的人？他會有反抗的力量嗎？或者，他會向特勞特曼一樣志願加入軍隊嗎？但他說，最重要的是，正是「和解」這一主題啟發了他。
「我曾拍過一部關於農夫的紀錄片，因為這個農夫很著迷於屠圖主教（Bishop Tutu）（註）。屠圖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ation Commission）給了南非一個機會，去承認他們犯下的錯，而人們也原諒了他們。這是多麽神奇的事。很可惜的是，德國從未這麼做過。」羅森穆勒表示，納粹那一代人在處理他們罪行的失敗，導致 1968 年學生抗議運動——德國年輕世代對父母輩之沉默的一次反動。
然而，在 1940 年代的蘭開夏，一位絕對忠誠的納粹信徒拘禁在戰俘營裡，被迫正視他的罪愆和偏見。後來社會大眾受雅特曼的文章所啟發，的確原諒了他。對羅森穆勒而言，這便是他電影的核心。沒錯，特勞特曼是一位傑出的守門員。沒錯，他的勇氣荒唐地可笑。但最重要的是，他已經成為真相與和解活生生的體現。
註：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南非開普敦的聖公會前任大主教，南非人權運動重要推手，其所設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促成南非轉型正義，並於 1984 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