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和規畫者先提出建築全貌的構思，或者建築群整體布局的建議，隨即照圖施工。……我們經常可以在報上看到這樣的照片：滿面春風的市政官員與建築師俯視完美的建築模型，彷彿他們坐在直升機上，或者，把自己當成，神。」——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設計背後隱含的「神」性
儘管《建築為何重要》的作者保羅．高伯（Paul Goldberger）在書中表明「我無意宣稱建築可以拯救世界」、「建築充其量只不過是提供一個舒適、令人開心的環境」，讓人類得以在空間中自在地展開活動；然而過去至今人們卻有意無意將「建築設計」比擬作一種近似造物主的工作：德國表現主義詩人赫爾曼．芬斯特林（Hermann Finsterlin）曾說建築師「將要按照上天意志構築自己的城堡（註 1）」。哲學家維倫．傅拉瑟（Vilém Flusser）則提到設計師「能夠看見和處理永恆」，在古代設計師被稱為先知，不過其實他「配得上神的名字（註 2）」。如果要更精確地說明建築師在做些什麼，也許「整理空間」會是最好的形容：建築師的任務是將雜亂、未知、神祕甚至帶有危險的自然環境，轉換成一個舒適宜人、具有美感且「有秩序」的人造空間，因此建築師筆下的設計圖呈現的是一種理想化的空間型式──而這也為設計師的工作賦予了神聖性，因為我們必須仰賴這些空間專業者，創造一個遠離苦痛、危險的人間天堂。
然而人間樂園的實踐並不容易。在過往很長一段時間，西方世界的人們曾認為美好世界存在於過去。在文藝復興時期，一幅《理想城市》畫作透露出人們希望將中世紀擁擠窄小的城鎮重新打造成希臘羅馬的建築風格，畫面中的廣場和街道展現對稱與和諧之美，「這樣的空虛感讓整座城市充滿著一種寧靜的氛圍，暗示著畫中的場景如此完美。（註 3）」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認為改變建築外觀、拓寬街道、增設廣場，就可以創造理想城市的想法不免讓人覺得有些可愛，不過該作品讓我們得以一窺前人想法，並驗證了收拾空間中的混亂並創造秩序的確是建築師心中的核心價值，這樣的「人設」在歷史上催生許多精彩的建築作品，卻也成為設計師心中永遠無法擺脫的包袱。
藉由設計體現美好世界
18 世紀後，建築師心中的美好世界想像有了更具體的理論支持。如果說建築師在意的是如何在空間中創造一套秩序讓人在其中展開生活，那麼牛頓三大運動定律的發現就進一步為這種烏托邦式的空間構想提供更多的創作動能：當物質世界可以被理性地建構出來，那麼「社會狀況和人類狀況必然可以重新塑造，並遵從類似於物理學的永恆規律。如此，很快，理想城市就不必在止步於紙上談兵了。（註 4）」自啟蒙運動以降，這種把城市建築看作一種宇宙規律的體現或高效運轉機器的看法可以說是「建築現代主義」的濫觴，然而過度著重制度的建構、死板的空間規劃卻也成了 20 世紀初空間設計的致命傷，讓現代主義的城市與建築形象成為 20 世紀中期之後反烏托邦小說、電影揶揄、嘲弄的題材。
事實上，理想世界究竟是否能在現實中實現早已是長久以來知識分子激烈爭辯的話題。就結果而論，過往堪稱理想的空間設計提案，如今看來都有其缺陷不足之處，而來到 21 世紀的我們面臨著氣候變遷、戰爭威脅、能源耗竭等關乎未來人類存亡危機的重大問題，已清楚而殘酷地顯現從古至今人類尚未能在空間中發明一套「完美無缺的秩序」讓文明得以存續。再從現代建築史聚焦來看，60 年代後建築史家們對於現代主義建築師崇尚的功能主義和「國際式樣」的批判，更揭示了設計師對於理想、完美的各種執著卻造就出各式各樣平庸的結果。
平庸建築的反思
撇除歷史上成就非凡的建築師，他們的作品在建築史的書寫中常被賦予開創新風格、提出新理論及回應時代精神（Zeitgeist）的偉大地位，然而空間專業者對於「美好世界」的想像與執念，在面對現實環境及種種因素作用之下，最終大多淪為教條式、重複性的建築設計操作及對於經典作品（造型）的拙劣模仿。弔詭的是，這些在城市、鄉村當中大量出現的「平庸建築」才是多數人居住、生活、娛樂的空間環境；可想而知我們很容易對平庸建築內建的空間秩序有所不滿，在成為真正的「家」之前，這些房間、陽台必然經過一番修補打理。不過，這種空間改造的「不可預測性」似乎總是讓設計專業者感到困窘──因為著手改變空間便意味著否定了建築師設立的規則，連帶地建築物背後的設計概念、論述都有可能因為建築物造型、空間上的變化而瓦解。這或許也能解釋多數建築雜誌刊載的都是剛完工的「乾淨作品」，至於真正使用者進入之後卻少有後續追蹤及探究。
然而，設計師又應該如何看待、面對空間使用者對於建築物的改造呢？《設計的哲學》書中指出「對於所有生活在一種文化中的人來說，文化如同大自然一般，是既定的條件」，也許我們把建成環境（註 5）（built environment）理解為自然，在心態上會更加輕鬆自在一些：那些平凡或平庸的城市規劃及建築物就如同原始人眼中的森林、洞穴或草原，要將空間化為己用勢必得動手改造。事實上，空間營造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日本建築師今和次郎在關東大地震後發現，在廢墟當中，人們撿拾磚、石和各種毀壞的材料，搭建臨時的廚房和遮風擋雨的庇護所；18 世紀的巴黎人因為居住環境相當擁擠不便，因此居住者會在其中「留下安裝額外裝置和改造的痕跡」，而巴黎人改造住宅的動機包括「節約空間、保護家庭成員隱私、或是為某個房間確定明確用途（註 6）」，其實和現代人沒什麼兩樣。這兩個案例清楚證明對於生活在現代城市的現代人來說，水泥叢林就是大自然，面對一個標準化、無個性甚至有缺陷的人造空間，我們必須有所行動。
然而台灣近年來「設計」對於人造環境的介入或控制的力道日漸增強，例如街道招牌的標準化或都市重劃區的規劃可以看出空間專業者及社會輿論對於「守秩序」乖乖牌空間的強調和稱許。在張開雙臂歡迎建築設計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改變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建成環境不應該只是「創造者展現意念的結果」，因為設計師並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對於空間的理解和詮釋永遠有其侷限。城市學家理查．桑納特曾慎重地提醒我們「建造者（builder）自身的價值觀與大眾的價值觀有時確實難以協調（註 7）」，但如今許多設計師甚至以為「視覺秩序等於工作秩序，視覺混亂就等於工作脫序（註 8）」，僅僅透過視覺秩序的重設，整理看似混亂、複雜的環境，卻忽略常民生活背後運作的機制和邏輯。這種忽略風土習俗、去脈絡式的「理想」設計提案不僅沒有為真實環境帶來改善，更可能對於地方長期養成的空間紋理及生活規律帶來破壞。
綜而言之，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城市與建築空間依然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拉扯。或許我們可以用一個生動的形象比喻來理解建築設計當中理想和現實的落差：過去卡通中常出現一頭身上綁著釣竿的驢子，釣竿上面掛著紅蘿蔔，驢子看到眼前的食物一躍向前想咬住紅蘿蔔大快朵頤，但是卻永遠吃不到。在建築歷史當中，紅蘿蔔就宛如那從未真實存在過的「理想世界」，驢子則是汲汲營營追尋「完美空間」的人類；無庸置疑的是，不僅是設計師，我們所有人都在致力於縮短驢子與紅蘿蔔的距離。因此，建築師不僅應該意識到設計本身的侷限，坦然面對規劃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認知落差，更不該忽略、輕視身處城市、建築內部的社會大眾在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實踐。我們不該忘記，無論傑出還是平庸的建築，人們想要「創造舒適美好環境」的執念是永不改變的共識。驢子和紅蘿蔔的寓言故事並不是要告訴我們吃不到紅蘿蔔的徒勞辛酸，而是因為有了「紅蘿蔔」在前方，人們就能夠繼續精力充沛地往心中的美好世界前進。
註1：柯林．羅、弗瑞德．科特，2021《拼貼城市》P.57，同濟大學出版社。
註2：「……他配的上神的名字。只是，謝天謝地，他沒有意識到這點，並認為自己是技術人員或藝術家。願神保持他這個信念。」維倫．傅拉瑟，2023《設計的哲學》p.23，商周出版。
註3：菲利浦．威爾金森，2019《幻影建築》p.29。
註4：柯林．羅、弗瑞德．科特，2021《拼貼城市》p.65，同濟大學出版社。
註5：建成環境，是指為包括大型城市環境在內的人類活動而提供的人造環境。（維基百科）
註6：安尼克．帕爾代赫．加拉布隆，2022《私密感的誕生》p.139，浙江大學出版社。
註7：理查．桑納特，2020《棲居》p.13，馬可孛羅。
註8：詹姆斯．斯科特，2021《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p.104，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