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究責進行到底：朴贊郁的復仇多部曲

近年來電影評論界對韓國電影時常有兩種聲音，往往都跟「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的民族性有關，一個是韓國影視音產業的全面起飛，這個已被眾多人著墨討論，包括了1998年至2000年間韓國導演們的維護「電影配額制」運動，其中尤其是1999年站在一起為了反制「韓國因加入 WTO 世貿組織，開放外國電影配額」的剃光頭運動，換來了近二十年來韓國電影羽翼漸豐的成長；反觀台灣在2002年1月便全面取消對外片輸入拷貝數量之限制。關於台灣是否應實施配額制的探討，三年前郭力昕與鄭秉泓在《報導者》上的文章（註）已著墨不少，我想展開另一條屬於民族性的線索，來思考「韓國能，台灣為什麼不能」的另一話題，就是「究責電影」以商業電影型態的廣泛出現。

這個話題約莫是2017年《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用電影去呈現並展開「1980年光州事件」的討論熱潮。事實上，早在《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之前，韓國就拍攝過許多部涉及到光州事件周邊的真人真事改編電影，如1996年張善宇導演的《花瓣》、1999年李滄東導演的《薄荷糖》、2007年林常樹導演的《古老的庭院》和金志勛導演的《華麗的假期》等，這種保護自我民族工業的電影人集結精神，進而對本土威權暴行或美帝資本主義掠奪暴力的電影題材拍攝或具體抵抗，是否有跡象可循？最近5、6月間台灣有片商引進了韓國導演朴贊郁早期的三部電影鉅作的數位修復版《我要復仇》（2002）、《原罪犯》（2003）、《親切的金子》（2005），這讓我想到2006年韓國電影配額制岌岌可危時，朴贊郁在柏林電影宮前高舉過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沒有配額制，就沒有原罪犯。」《原罪犯》讓男主角崔岷植因為此片獲政府頒發玉冠文化勳章，這部片也讓朴贊郁獲得了人生中第一個坎城評審團大獎。爾後他更成為韓國第一位在坎城、威尼斯、柏林三大影展皆有獲選的電影導演，而《我要復仇》、《原罪犯》、《親切的金子》這三部並稱為「復仇三部曲」的電影，對韓國社會具有深刻的重要性。

生於首爾，畢業於西江大學哲學系的朴贊郁，因為看了希區考克的《迷魂記》決定要當導演。從小嗜讀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小說的他，自己寫劇本幾乎都離不開「復仇」這個主題意念，早在他拍「復仇三部曲」之前，便在他1992年第一部電影《月亮是太陽做的夢》中，埋下了復仇的伏筆，片中的男主角去找那個拋家棄子的父親復仇，說有朝一日完成復仇，他身上刺的那條蛇就可以化身為龍飛上青天，但即便身邊的女友已破繭重生、麻雀變鳳凰成為名模演員，他自己仍躺在一片殺戮的血泊之中。朴贊郁電影中的男主角已經有個某種浪蕩的雛型（這部片中，對錶的台詞甚至有一點王家衛1990年《阿飛正傳》的痕跡）。「復仇三部曲」的主題總是同情復仇者，正如《我要復仇》的英文片名是 Sympathy for Mr. Vengeance ，而《親切的金子》的英文片名也是 Sympathy for Lady Vengeance，這與血性剛烈、愛恨分明的韓國民族來說，是可以理解的標題。

在這幾部關於綁架、禁錮與究責動刑的電影中，尤其以《原罪犯》（Oldboy）最有代表性，男主角莫名其妙被禁錮15年之久，這禁閉的故事跟小說《基督山恩仇記》和電影《Ｖ怪客》都很像，更複雜的是他讓兩個復仇者循線與彼此交會，導致電影最終形成兩難局面。導演朴贊郁表示：「雖然《原罪犯》很賣座也得了許多獎，但因為姜惠貞所飾演的女主角最後仍被隱瞞真相，深感遺憾，所以為了彌補這個遺憾，我就拍了《親切的金子》。」而《親切的金子》的女主角是受害者，也是間接加害者，以出獄究責復仇尋求自我與集體最終救贖的電影，李英愛以此片得到了她第一座韓國青龍獎影后。某個程度上，正是朴贊郁在商業電影的路上開啟了這種深究罪惡的驚悚電影類型，逐漸地打開了拍攝社會寫實電影的風氣與對加害者究責的民氣，而他自己則是後續拍了《下女的誘惑》去追究直攪日本殖民韓國的那段屬於種族、階級、性別等文明暴力的歷史。

今年8月台灣國際人權影展邀來了不少的國外人權紀錄片名片，也選映台灣這兩年拍攝的究責紀錄片：已故導演洪維健2017年的遺作《想我媽媽》，和汪怡昕2018年執導的《少了一個之後——孤軍》，都是在處理受害者家屬用影像進行究責的實踐，對威權體制的人性檢視與權力批判鞭辟入裡，正義浩然之氣全片從頭貫徹到底，就只差把這類經驗加總起來拍成劇情商業電影了，朴贊郁的系列復仇電影正可以作為這一種驚悚電影次類型的開端參考。

註：郭力昕／誰扼殺了台灣電影─從台北電影節退席事件談起；鄭秉泓／回應〈誰扼殺了台灣電影〉一文——「銀幕配額」在台灣可行嗎？；郭力昕／樂觀與悲觀的邏輯是什麼？——回應鄭秉泓〈「銀幕配額」在台灣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