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爾芙曾言，女人要有一筆自己的錢，和自己的房間——綜觀歷史，後頭或許還得加上一點自己的時間。如果創作需要的是與自己獨處，這是許多莎士比亞的姊妹們，從未有機會奢望的
數月前，我掙扎著在忙碌的生活中擠壓出一些時間來寫作，同事推薦我一本關於偉大藝術家日常習慣的書。結果這本書並未如我預期地給予靈感，而是讓我大吃一驚——並非因為書中這些以男性為主的天才們的日程安排或日常習慣，而是他們生命中的女性。
他們的妻子保護他們不受干擾；女管家與女傭配合他們的作息，在奇怪的時間送早餐與咖啡到他們面前；保姆把管教小孩不去打擾他們。瑪莎‧佛洛伊德（Martha Freud）不但每日早晨將西格蒙德（Sigmund）要穿的衣服拿出來備妥，甚至幫他在牙刷上擠好牙膏。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管家希莉絲特（Celeste）不僅每天用銀托盤將咖啡、可頌、報紙與信件送到他面前，而且只要他想聊天，有時即使長達數小時，她也總是隨侍在側。有些有些女性，甚至只因她們所忍受之事才被提及，例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妻子——她在書中沒有姓名——當他成日在大英博物館寫作時，她與六名孩子裡倖存的三名一起活在髒亂裡。
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娶了前途看好的年輕作曲家艾瑪（Alma），然後禁止她作曲，說這個家裡只容得下一名作曲家。他要她保持家裡鴉雀無聲。中午游完泳以後，他會吹口哨叫艾瑪陪他一起長時間、沉默地散步，而他一邊在腦海中作曲。她會在長椅或草地上坐著長達數小時，不敢驚擾他。「我的內心好痛苦！」艾瑪在日記中寫著。「好渴望有人能夠想到『我』，能夠幫我找到『我自己』！我已經淪為一名管家了！」
男性作家終其一生享受全然屬於自己的時間，彷彿是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書中列入的寥寥幾位女性作家，其日常生活與人生走向，則經常受到家庭與照護責任的侷限。喬治‧桑（George Sand）總是熬夜工作，這是她從少女時期因為必須照顧祖母而養成的習慣。打從一開始，弗朗辛‧普洛斯（Francine Prose）的寫作人生就被限制在孩子搭校車去上學與放學之間。艾麗斯‧孟若（Alice Munro）在家事與帶小孩之餘的「時間碎片」寫作。而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得選擇直接離開家裡，住進樸素的旅館房間，才能擺脫家務的牽掛，進行思考、閱讀與寫作。
即使是以每天早上 8 點前會寫 2,000 字聞名的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大概也是從母親身上學得這個習慣。他的母親在 53 歲時為了養活重病的丈夫與六個孩子而開始寫作。她會於清晨四點起床，及時把工作完成，並做好全家人的早餐。
我想到我在校學習過的所有書本、繪畫、音樂、科學發現、哲學——幾乎都是男性的創作。指揮家祖賓‧梅塔（Zubin Mehta）曾說：「我認為女性不該出現在交響樂團裡。」好像她們沒有做交響樂的性情或才能（而盲選杜絕了這類想法。）我想起派蒂‧史凱法（Patti Scialfa）受訪時曾談到，因為孩子總是一直打斷她，導致她無法專心創作個人專輯，但他們卻從不會去煩她的丈夫布魯斯‧史賓斯汀（Bruce Springsteen）。我恍然大悟：在創造力與藝術的世界裡，女性不是沒有才華做出驚人的作品。而是，她們從來沒有時間。
「扼殺了一生夢想」
綜觀歷史，女性的時間總是被打斷、切割，她們的日子受到各種限制：家事、帶小孩、維繫親戚關係，穩固家庭與鄰里關係。如果創作需要的是一段不被打斷、能夠專注的時間，一段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全為自己掌控的時間，那麼這是女性從未有機會奢望的。就算真的享有這樣的獨處時間，還會被社會抨擊為自私自利。
即便是今日，全球有如此多女性在職場工作，女性花在家事與帶小孩的時間，仍然是男性的兩倍，有時甚至更高。洛杉磯一份研究了 32 個家庭的報告指出，多數母親不受干擾的休閒時間單次最長平均不超過十分鐘。社會學家喬亞‧米斯拉（Joya Misra）與同事研究了學者的日常生活後發現，只要算入不支薪的家事勞動，女教授的工作時數遠遠超過男教授。此外，米斯拉發現她的研究對象，不論男女，花在正職工作上的時間都相等。但女教授的正職時間，也會因為更多服務性質工作（如輔導和教學）而被打斷，切割，變得零碎。男教授的時間則用在長期不受干擾的思考、研究、寫作、創作、發表作品上，以此讓自己聲名大噪、飛黃騰達，讓全世界都聽見他們的創意與想法。
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在著作《有閒階級論》中寫道，歷史上有能力選擇並控管自己時間的，都是地位高的男性。他在開頭第二頁就將女性屏除在外，寫說她們一直都跟傭人、奴隸一樣，是負責苦工的人，好讓那些位高權重的男性能夠思考出偉大的思想。女性主義研究學者認為，女性向來享有愉快、但具生產性與獲社會認可的「隱形休閒」，諸如拼布聚會、醃漬派對或讀書會。然而，花時間獨處這樣純粹的休閒，卻被視為不折不扣、激進而顛覆的大膽造反。一位研究學者打趣地說，如果像身兼作家、作曲家、哲學家與神祕學家的聖希爾德加德‧賓根（Hildegard von Bingen）一樣去當修女的話，還比較容易有自己的時間。
女性主義研究學者也發現，許多女性認為自己不值得跟男性一樣，享有一長段自己的時間。她們覺得自己必須去爭取這種時間。唯一方式是搞定永無止境的待辦清單；如同梅琳達‧蓋茲（Melinda Gates）在書中寫的，「每日家事扼殺了一生夢想」。確實，過去四個月來我一直試圖擠出時間來思考與撰寫這篇文章。每當我剛坐下來打算動筆時，就會接到以下這些人的慌張來電，或來信：我丈夫、兒子或女兒，剛開始為喪偶人士處理沒完沒了文書工作的我母親，信用卡公司，又或是要我立即注意某個緊急狀況以免災難發生的水電工。
我記得曾訪問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Mihaly Csikszentmihalyi），他因「心流」理論而聞名，意指一個人全神貫注在某項有意義的活動上，而導致時間感完全消失的人類經驗之巔峰；對於藝術家與思想家，這種狀態是創造任何有價值事物的必備條件。我問契克森，他是否研究過女性有沒有跟男性一樣多的機會去進入心流狀態。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告訴我一位女性曾因專注熨燙丈夫的襯衫而完全忘記時間的故事。
詩人埃莉諾‧羅絲‧泰勒（Eleanor Ross Taylor）一生都活在其丈夫——普立茲獎得主、短篇小說家暨教授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的陰影下。「多年來，許多次我都對腦中的詩句説：『走開，我現在沒空』」，在1997年的一個訪談中她這麼說道。「但一部分是懶惰使然。如果真的想寫，你總會找到辦法。不過我確實也擦地打蠟，將家裡掃得一塵不染。」
一想到那些因為必須保持地板光潔而未能寫出的偉大詩篇，我感到無限惆悵。要把別人擺在第一順位、要保持地板光潔，而且應該要由「她」來負擔起這一切——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認為，正是這種種的期望，導致了那些無法言說的故事在她心裡糾結、壓抑——如瑪雅‧安傑盧（Maya Angelou）所寫——壓抑，直到疼痛。但同時我也好奇，女性是否覺得她們不值得擁有自己的時間，或是不夠格享受不受干擾的獨處。我也納悶，我們是否覺得自己沒資格訴說我們不為人知的故事，並認為這些故事不值一聽。
「如果我們為了她而努力」
作家 V. S. 奈波爾（V. S. Naipaul）宣稱，沒有一位女性是他的對手，他認為女性的書寫過於「多愁善感」，她們的世界觀過於「狹隘」——因為，你知道的，男性生活才是人類經驗的參考值。而我經常好奇，如果一名女性鉅細靡遺地觀察自己的生活，然後據此寫下六卷本小說，就會像挪威作家卡爾‧奧韋‧諾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我的奮鬥》（My Struggle）那樣，獲得同等的國際關注與讚譽嗎？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a Woolf）曾經想過，如果莎士比亞生為女人會是如何，或者倘若他有個同樣才華洋溢的姊姊或妹妹呢？想想音樂神童南妮兒‧莫札特（Nannerl Mozart），她早期創作的曲子被弟弟沃夫岡（Wolfgang）讚譽「優美」，但當她在他人期許下沒入無愛的婚姻後，這些音樂就消逝無蹤，或是在她心底深處糾結而始終沒被寫出來。
吳爾芙寫道，莎士比亞若生為女性，絕對不可能有時間或有辦法琢磨她的才華，因為她無法上學，會被叫去看著爐火，被期望年紀輕輕就要嫁人，若是不從，就會挨一頓毒打。在吳爾芙的故事裡，莎士比亞的姊妹雖然才華洋溢，但最終下場不是瘋癲、慘死，就是被眾人視為女巫而囚於森林裡的茅屋中。
但這不是故事的結局。吳爾芙想像，在未來，有一位天才女性將會誕生。她的才華如花綻放，眾人將認為她的聲音、她的願景都有其價值——而這將完全取決於我們決定創造的世界。「如果我們為了她而努力，她就會誕生。」吳爾芙寫道。
我並不是要聲稱自己擁有任何才華。但有時，我夢見自己在幽暗的房間，坐在一張廚房桌子前，對面是另一個我，她只是坐著，不受時間束縛，靜靜地享受一杯茶。「我真希望妳常來拜訪，」她對我說道。而我在想，午夜時分那炙熱的疼痛、那有時如恐懼般盤據在我太陽穴兩旁的疼痛，是否不只因為我沒有多少完整的時間來訴說自己不為人知的故事，更是因為我害怕自己內心深處糾結的感受根本不值一提。也許，那才是在夢中的幽暗房間裡我不願面對的事情。
我也好奇，如果我們真的努力創造了一個莎士比亞與莫札特的姊妹們，或是任何女性，都能夠發揮才華的世界呢？如果我們決定女性值得進入那幽暗的房間，在廚房桌子前靜待一會兒，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我們全部決定更常去拜訪那個房間，和自己靜靜地喝一杯茶，傾聽那些盤根錯節的故事慢慢解開，並知曉這些故事因為真實無比而有其價值呢？我很想看看接下來事情會怎麼發展。
本文作者布莉吉‧舒爾特（Brigid Schulte）為《華盛頓郵報》記者，普立茲獎得主，著有《不勝負荷》（Overwhelmed，暫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