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橋接生活與藝術



南亞洲最大藝術展覽「科契-慕茲里斯雙年展」去年底開展,即將於 3 月 29 日閉幕。此次雙年展著重互動式作品與現場表演,企圖讓印度人民開始親近當代藝術,望以展覽為橋樑,進一步拓展藝術與生活間「無隔閡」之可能性


印度‧科契——倉庫展館與樹木繁盛的庭院間,巴希爾(Bashir)身著簡單條紋襯衫及當地魚販慣穿的白色一片裙,在衣著光鮮的群眾之中,顯得格外與眾不同。這是印度最大當代藝術展覽「科契-慕茲里斯雙年展」的第一天。

巴希爾低調地獨自在每個展覽空間中穿梭,停下來研究德里攝影師詹登‧戈梅茲(Chandan Gomes)晦暗陰沉的風景照片,一旁展示的是一名 12 歲過世的小女孩所畫的想像風景。

「我不理解藝術的內涵,」巴希爾說。只用單名的他,以包裝、運送漁獲維生。

「我只是喜歡看美麗的事物。」

不管多具挑戰性,巴希爾願意去與作品互動交流,對雙年展的主辦單位來說,就是一種成功。印度南方的喀拉拉省,以及全印度,能夠看到藝術的公共場域非常少。從毫無專業藝術背景的勞工,到資深美術館策展人——雙年展的主辦單位努力舉辦了這樣一個讓所有人都感興趣的活動。 

在附近工作的漁獲包裝工人巴希爾正在欣賞德里攝影師詹登‧戈梅茲的攝影作品。(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我們在創造一個文化節日。」喀拉拉畫家波斯‧克利許納馬查利(Bose Krishnamachari)說。八年前,他共同創辦了這個雙年展。「我們試圖瞭解人們的心,讓他們能感受到這雙年展是屬於他們的。」

來自喀拉拉的多語言、民俗雷鬼樂團歐拉利(Oorali),在從巡迴巴士變成的舞台上表演,一旁是較知性導向的作品,如 B‧V‧蘇瑞許(B.V. Suresh)的《憤怒之杖》(Canes of Wrath):在一個黑暗空間中,滿布遭受屠殺孔雀的象徵、發出巨大聲響的手杖,以及旋轉的掃帚,隱喻著印度教極端分子的壓迫手段。

知名南非藝術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帶來八屏幕錄像裝置,展出著名的舞蹈剪影。但雙年展策展人安妮塔‧杜柏(Anita Dube)也選擇展出來自加爾各答、鮮為人知藝術家巴比‧達斯(Bapi Das)的作品,他在當地以騎三輪車維生,並以刺繡形式創作,捕捉當地日常生活風景。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許多作品以互動形式呈現,每週一為免費入場,企圖吸引如巴希爾這樣的當地勞工,因為 100 盧比(約新台幣 43 元)的入場費很容易讓他們打退堂鼓。另外,周邊也舉辦為支持下一代藝術家的子展覽,展出南亞洲學生的 130 件作品。

本屆雙年展主題「無隔閡生活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 for a Non-Alienated Life),反映出策展人杜柏的努力,她試圖建立起社區之間的橋樑,希望從科契當地開始,也拓展至其他地區。

「即便我們現在因科技而如此緊密相連,人們卻愈來愈疏離。」本身是雕塑家也是藝術史學者的杜柏說。「我們需要想辦法讓人們能夠透過文化真正連結。」

早前稱做科欣(Cochin,葡萄牙統治時所取)的科契(Kochi,古名,1996 年改回)是一座百年港城,在不同階段被葡萄牙、荷蘭、英國所統治,多年來一直是各種文化、宗教的大熔爐。

科契‧慕茲里斯雙年展策展人安妮塔‧杜柏站在艾斯本沃爾之屋前方。這座殖民時期的院落位於印度的科契堡,為雙年展的舉辦地點。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科契雙年展自創立以來就極力展現包容性。策展人杜柏為本屆雙年展請來一百多名來自印度與其他30國的藝術家。超過半數為女性,還有許多藝術家如達斯一般,在此次展出以前作品鮮少曝光。

來自印度鄉間比哈爾邦的畫家兼雕塑家珊巴比(Shambhavi)說,為了獲得與男性藝術家所受到同等程度的關注,女性藝術家長久以來一直努力奮鬥。她此次展出的作品—— 300 把鐮刀與表現農村生活的抽象雕塑——沒有明顯的性別意味。「但是農夫的世界是非常女性的,接近大地。」以單名經營藝術家身分的珊巴比說。

當代藝術對於各地的觀眾來說,可能都不易理解,尤其是在 13 億人口的印度,藝術教育不普及、美術館很少,美術領域又幾乎不獲政府支持。

某些城市已經開始出現畫廊與私人美術館。科契雙年展耗資 400 萬美元,主要贊助者則是喀拉拉邦政府。

然而,一般來說印度高層官員注重其他需求,如供給貧民的食物、健保。獲得補助的藝術計畫通常是為了滿足政治目的。政府剛耗資 4.3 億美元興建全世界最高的雕像 —— 由雕塑家蘭姆‧V‧蘇塔爾(Ram V. Sutar)打造、約 182 公尺高的獨立運動領導人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塑像。雕像位於古吉拉特邦,也是印度總理莫迪的故鄉。莫迪的政黨計劃在其他邦興建兩座更大的雕像:古印度國王希瓦吉(ChhatrapatiShivaji)與印度羅摩神(Ram)的雕像。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馬來西亞音樂藝術團體 Pangrok Sulap 邀請觀眾在作品上跳舞,藉由舞步將圖案印在布上,完成在遮光窗簾上的巨幅木刻版畫。(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政府高層關心的永遠是興建更多鐵路、機場、公路、摩天大樓,現在又多了全世界最高的雕像。」杜柏抱怨道。「文化永遠擺在最後。」

2016 – 2017 年的那次雙年展吸引了 60 萬參觀人次,主辦單位希望這次能夠突破 70 萬人次。對遭受去年夏天雨季洪水侵襲的喀拉拉邦來說,雙年展是一條經濟命脈,企圖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也許這些遊客會到當地海灘遊玩,或是在內陸水道上的船屋留宿。

雙年展中有些藝術家向洪水罹難者致敬。瑪茲亞‧法哈納(Marzia Farhana)的裝置作品《生態滅絕與自由落體的上升》(Ecocide and the Rise of Free Fall)將從被洪水淹沒的房子中撈回的冰箱、書本懸吊起來,象徵生命的無常。歐拉利計劃開著巴士沿著海岸線巡迴,替在洪水中救回許多人的英勇漁夫們帶來表演。

在雙年展主展區艾斯本沃爾之屋,民俗雷鬼樂團歐拉利(Oorali)在他們的巴士上為觀眾表演。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現為薩克斯風手的退休電話架線工湯瑪斯與一名男孩正在研究作品《弦上織布機》(String Loom)。(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民眾參觀孟加拉藝術家瑪茲亞‧法哈納的裝置作品《生態滅絕與自由落體的上升》。(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南亞藝術助理策展人聖納‧查維利(Shanay Jhaveri)參加了科契雙年展的開幕,他表示這屆展覽處理當今政治議題,並非以一種試圖遊說別人相信他們理念的方式,讓他印象深刻。

「展覽是關於開啟一段對話。」他說。「我不認為安妮塔(杜伯)在試圖給予答案,而是在提問:『我們如何能找到支持彼此的方式?』」

去年 12 月 12 日開幕的雙年展,從一開始反應平平,到後來聖誕節、新年假期,許多印度公司行號與學校休息,便迎來許多參觀民眾。主展區艾斯本沃爾之屋(Aspinwall House)擠滿用手機拍照的民眾,也有許多人湧向北京藝術家宋冬的戶外裝置《水廟》,這件作品邀請民眾用筆刷與水在牆上創作稍縱即逝的繪畫。

北京藝術家宋冬的互動式作品《水廟》,民眾於牆上創作稍縱即逝的繪畫。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有些地方,主辦單位似乎失算了。在主展區對街的一間小餐館「可食檔案」(Edible Archives)原本設計為公共空間。參觀民眾可以試吃四位女性主廚所設計的各式菜餚,餐點以印度各地的米飯為特色。但是一碗飯的價格為2美元,是當地其他地方價格的一倍,使得部分民眾打消光顧的念頭。

鮮有科契民眾停下腳步,去閱讀艾斯本沃爾水岸邊,在風中飄揚的 T 恤上的文字,即使文字傳達的政治訊息直指科契歷史。南非藝術家蘇‧威廉森(Sue Williamson)的《 119 張賣身契》(One Hundred and Nineteen Deeds of Sale)記念17世紀被荷蘭商人賣到南非開普敦當奴隸的科契居民,在T 恤上寫著的,是他們的名字、年齡、性別與售價。

《 119 張賣身契》紀念 17 世紀被荷蘭商人賣到南非開普敦當奴隸的科契居民。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可食檔案」四位女主廚,包括 Prima Kurien(左)與Anumitra Ghosh Dastidar(照片前景)準備各式米飯佳餚,搭配當地種殖的生鮮食品。(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藝術家 B‧V‧蘇瑞許與他的多媒體作品《憤怒之杖》,作品隱喻印度教極端分子的壓迫手段。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在開幕首週,沙利夫‧K‧M(Sharif K.M.)忙著把幾十個空油桶從倉庫滾到前門的平板卡車上。在他頭上的倉庫門口上方是一幅雙年展壁畫,帶點紫色的巨大雙手,是尼泊爾街頭藝術家奇藍‧馬哈詹(Kiran Maharjan)的作品。

喜歡用單名稱呼自己的沙利夫,從頭上戴的酒紅色帽子到腳上穿的靴子,全身沾滿黑色油漬,根本無暇思考這些事情。

「不管藝術家畫什麼,都有他的意義。」他一邊說一邊指著壁畫。「但我還沒理解。」

科契堡的倉庫牆上,尼泊爾街頭藝術家奇藍‧馬哈詹繪製的壁畫。沙利夫正在壁畫下頭的倉庫忙著搬運空油桶。 (Atul Loke / The New York Times)

雙年展中只有少數藝術家是來自喀拉拉。對在當地飯店吹薩克斯風、已經退休的賽巴斯欽‧湯瑪斯(Sebastian Thomas)來說,這是美中不足。他抱怨在雙年展中沒有能夠代表製作金屬鏡子、家具與陶器的當地工匠。「勞動階級藝術並沒有被體現。」他說。

儘管如此,在雙年展第一天即將結束之前,湯瑪斯對一架手搖紡織機仍愛不釋手,該紡織機被重新引線,改造成一台宛如西塔琴的樂器。

「它音準不對了。」他一邊說,一邊用手中的軟短棍劃過弦間。但他似乎對這台紡織機發出的奇特聲響深深著迷。這是墨西哥藝術家塔妮亞‧坎迪亞妮(Tania Candiani)與當地樂器工匠合作的作品。

「什麼樣的藝術家會用這東西創作音樂?」他好奇地思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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