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份工作需要你每天長時間投入，異動時要申請核准，你的一舉一動需要受到監控，但是每年會給你一筆約等於全國平均薪資的金錢，這就代表你是「員工」嗎？如果根據英國勞資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的見解，答案是未必。
2016 年 4 月，曾經在世界和歐洲場地單車賽繳出優異表現的英國車手潔西卡‧瓦尼斯（Jess Varnish）被英國單車協會（British Cycling）和英國體育部（UK Sport）逐出奧運場地單車隊，儘管單車協會的理由是瓦尼斯表現不佳，但瓦尼斯認為這是不當解雇和性別歧視，她甚至宣稱單車隊技術總監沙恩‧薩頓（Shane Sutton）曾經對她說「去生個孩子吧」。
薩頓辭職下台，而後續的內部調查報告雖然無法證明他說過這句話，但他的確曾說出帶有性別歧視的言詞，這份報告還說英國單車隊中瀰漫了一種「恐懼文化」（culture of fear），以及為了得獎「不惜一切代價」的心態，幾位女車手也發聲批評單車總會。
但是要主張不當解雇，瓦尼斯得要先證明她是單車協會和體育部的員工，兩者之間構成僱傭關係。
根據瓦尼斯的說法，她從 15 歲起就加入單車協會培訓計畫，接受每天 2 次、每週 6 天的訓練，「這可不只是一種嗜好而已，」她在受訪時曾說。
教練會嚴密監控車手的日常生活，她們得要定期接受血液測試，裝戴教練配發的裝備，並且依據安排接受訪問，教練決定了她們什麼時候可以吃飯和吃什麼，甚至在移地訓練時會透過旅館房門監聽，確定她們有準時就寢。
單車協會與車手簽有合約，但瓦尼斯說自己有電子郵件證明教練說，如果不簽合約，那個月就沒有錢拿。目前英國體育部與超過千位運動員簽有類似合約，每年支付至多 2 萬 8,000 英鎊，這筆金錢免稅，但是運動員沒有假日、有薪病假或退休金等福利。
但是英國體育部認為，這樣的安排比較近似於大學資助金，而不是工作。「我們真的要說，這真的一點都不是工作，這是一個讓你持續並成功的機會和平台。」體育部委任的律師這麼說。體育部甚至表示，如果運動員因此被認定為員工，將會增加許多支出，進而導致可以補助的運動員名額減少，這樣的改變將會相當劇烈，就像是「天要塌了一樣」。
在經過勞資法庭的仔細審理之後，瓦尼斯的主張並未獲得採納，法官認定她並非英國單車協會的員工，也因此無法繼而提出不當解雇的訴訟。這主要是因為「她並非在執行被告提供的工作，而是依據個別車手合約所承諾的接受訓練，希望在國際競賽上獲得成功」；瓦尼斯也不是英國體育部的員工，因為「她接受的是無需償還的公共資金補助，讓她得以支付生活支出，以便擁有最佳機會專注在訓練上，不需要去找工作。」
在思考這個問題上，法官說有兩點特別重要，首先，這筆酬金是為了讓瓦尼斯可以專注在訓練上，讓她的潛能得以發揮到極致，因此應該被視為有利於瓦尼斯本身，其次，這個案子的兩造間缺乏「義務之相互性」（mutuality of obligation），單車協會沒有義務提供瓦尼斯工作，瓦尼斯也沒有義務每年要申請後續補助，她並沒有提供工作來換取報酬。
（Getty Images）
有趣的是，隨著經濟型態和就業市場的轉變，許多人不再願意朝九晚五地坐在辦公室裡，基於共享經濟概念而興起的 Uber 等新創企業成為當紅炸子雞，「零工經濟」（gig economy）成了最新興的概念，「工作」和「員工」的定義逐漸變化，勞資之間的關係也日益模糊。
儘管在瓦尼斯的案件上，英國勞資法庭對於員工的定義顯得嚴格，但這幾年英國法院在 Uber 司機的案子上卻又採取了比較彈性的看法，並不單純只因為契約文字的約定，就採納 Uber 的主張，將使用其應用程式的司機認定為自僱者（self-employeed）。反倒因為 Uber 對司機的工作條件有強大的控制能力，而認定這些司機屬於 Uber 的勞工（worker），並且得以享有勞動法規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諸如假日薪酬、病假和基本工資等等。
但是換個角度來看，當這些新興的「工作」時常得要接受「雇主」緊密的控制時，也有愈來愈多傳統的工作得到更多彈性和自由。
諸如律師、會計師和顧問等高階白領工作者享有更多自主權和獨立性，他們不再需要常常進辦公室，在家工作成了吸引求職者的賣點，這些工作追求的除了金錢，還有成就感。對某些管理顧問來說，他們不但能夠選擇何時在哪裡工作，甚至連要做什麼，也都是由顧問自行決定，在這點上，瓦尼斯案子中所提到的「義務之相互性」似乎也有些動搖。
潔西卡‧瓦尼斯或許輸掉了自己的案子，但就英國運動界來說並不是沒有收穫，在訴訟中所揭露的種種偏差心態和言行，將會受到更嚴密的檢視，運動員的權利和福利可望受到更多保護。
在接受訪問時，瓦尼斯堅持對於提起訴訟並不後悔，她說自己當初只想要得到英國單車協會的道歉和相關福利，不過最終依然落空。但是她的案子勢必會鼓勵更多運動員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並且擺脫許多不必要的束縛與控制。
至於怎麼樣算是「自僱者」？怎麼樣又算是應該得到相關保障的「員工」？受到長期補助的運動員又該算是何者？可以想見這些問題不會隨著瓦尼斯案件結束而畫上句點，而是勢必會隨著經濟型態和時代的轉變，在未來引起更多討論和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