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姊姊和我都是溫哥華華埠傳統舞團的團員。我們扮成孔雀、採茶姑娘，身邊錦緞紛飛，有時手持漆扇。1980 年代初期，歡快、繽紛的我們點綴了這座貧困卻欣欣向榮的自豪社區。
1974 年，我們家從香港和馬來西亞輾轉抵達加拿大。我的雙親身兼多份工作，送我們到華埠邊緣的學校上課。儘管每天都要上中文課，我們卻益發堅持說英語——我們不肯說廣東話，只有點餐時，廣東話才在倏忽之間奇蹟似地流利起來。於我雙親而言，華埠飛地是他們的魔法王國、他們的忘憂鄉，或許只有在這兒，他們才能暫時忘卻種種煩惱。
1880 年代，溫哥華的華埠略現雛形，當時中國移民湧入當地，逃離珠江三角洲死難上百萬的政治迫害（註 1）。加拿大的中國移民參與鐵路修築，接下工程中最危險的工作，卻領不足白人工人的半薪。鐵路完工後，工人們急於匯款回鄉，紛紛到鋸木廠、煤礦坑、鞣革廠和磚廠工作。他們的身影卻招來主流社會惡意相待。
《不列顛哥倫比亞雜誌》（British Columbia Magazine，非今日同名地理旅遊刊物）1911 年一篇社論警告，「這個種族可怕、不合理的繁殖能力」與廉價勞力可能帶來禍害；借用當地日報《世界報》（The World/The Vancouver Daily World）所言，這些勞工或許是「退化人種」。溫哥華市府和加拿大聯邦通過一連串針對華人的歧視法案，包括加幣 500 元的人頭稅（政府從此類入境稅收得 3,300 萬元，相當於今日 3 億 2,100 萬元）、宵禁、雜稅巧立名目、剝奪公民權利與移民排除法案。
華人經常是施暴目標，反華條例讓他們難以躋身主流行業，他們還是罵聲中的公共威脅。1885 年，省政府秘書長告訴政府某個皇家委員會：「我認為他們的習慣和他們的道德一樣骯髒。」華人社群真的只能自立自強了。
「東方城」
在北美各地，華埠自成平行的公民社會，提供學校、會館、圖書館和一整套複合社會結構。這座華人自保的城樓漸漸演變了：多了花稍的外牆，滿足來客想看到的有限異國風情——還有一座愈來愈擁擠的小世界，滿足華工的日常所需。
少有人知道，全美最悠久的華埠、舊金山中國城鮮豔繽紛的外牆，其實是1906年委由建築工程師羅斯（T Paterson Ross）與柏袞（AW Burgren）設計，中國商人們聘請他們打造出一塊精巧的異國風建築群。
記者徐靈鳳（Bonnie Tsui）的著作《美國華埠：五地人民史》（American Chinatown: A People’s History of Five Neighbourhoods，暫譯）寫道：「『名副其實的仙宮』東方城，實是中國商人在處理東西方交會時，有意為之、改變社區面貌的產物⋯⋯也意在保障華埠的存續。」中國商人揣想，這些雕梁畫棟如果能活絡華埠邊境建築的風貌，主流社會的排外恐懼是否會隨之減退？甚至願意踏進華麗的大門、好奇地探探他們家門口的這座異國世界？
1910 年，溫哥華華埠漸漸搭起飛檐、琉璃瓦和各式堂皇的裝飾。諷刺的是，商人們想營造的莊重感與凝聚力反而助長了普遍的誤解：華人添加這些花樣，是因為他們永遠是外來集團、無能適應本地社會。羅斯和柏袞設計的建築則代言了全球的華埠。
舉例而言，墨爾本唐人街在 1970 年代翻修，新增的建築包括「中式拱門」與「天朝大道」（註 2），西雪梨大學教授凱伊‧安德森（Kay Anderson）寫道，這些建築旨在「為該區注入『中國』特色」，以迎合澳洲政府改弦易轍、走向官方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
華裔居民不滿市府規劃，在澳洲全國媒體上直陳，希望能「待之為澳洲人、而且以禮相待」，也不希望他們的街道變成「珍奇玩意兒」，害他們淪為「不一樣、稀奇古怪」的一群人。居民們沒能擋下市府規劃，日後市政條例明令華埠要使用「中國顏色」與掛式標語，市長在 1986 年說，這樣才能賦予更多「本區特色」。
日本的橫濱中華街也如出一轍 ，即使本地歷史有 150 年，也未能融入周遭地景。今日，逾五百間商家擠在區區 500 平方公尺的地方，讓中華街變身模範「仙宮」。看進仙宮萬花筒，裡頭有填充熊貓娃娃、月餅、正宗餃子、自創餃子、算命師和各類賣弄中國風情的俗氣商品。
有位華人學生的叔叔在橫濱中華街做了超過三十年生意，日前造訪時，學生告訴我，這條中華街並非團結一心的社群，而是一票和橫濱市府密切合作的生意人。「這票生意人無涉政治。」他說：「他們只想賺錢謀生。」
橫濱中華街的華人居民日漸減少，光顧當地的 2,000 萬旅客當中，絕大多數是日本人；中華街鋪張地擺出異國氣氛，全為旅遊產業。「用不著採訪我們。」某間餐廳老闆說。「我們只是開個餐廳，沒別的。」
橫濱的華人社群讓我們得以窺見，在他處落地生根的團體匯入在地國家的政治、族群身分表述的過程，而非僅是海外華人的衛星社區。在橫濱，「新橫濱之子」的身分認同已經成形，且和日本難分難捨。當地華人的身分認同流動多變，大不同於中華街建築表露的氣氛。
一小時車程外的東京，一面素紅素白相間的標語僅僅寫著「池袋北口」，而沒自謂東京華埠。1980 年代以來，在日華人紛至沓來，在池袋北口尋找移民程序協助、幼兒日托、雜貨、語言課程，以及十幾種刊有職缺廣告的中文社群報刊。華人是日本當今最龐大的外來族群，人數逾 70 萬人。但這裡不像橫濱中華街，沒有鮮豔惹眼的外牆，也罕有遊客，假使還真有任何遊客來的話。
傑森‧何（Jason Ho）生在中國蘇州，10 歲時隨家人搬到東京。起初，他因不諳日語而受排擠。「我的同學們當我是個笑話。」他說：「有三年時間，我都很寂寞。但是，回池袋北口的家，就像回家一樣。身邊的人都說中文。我才安心。」不過他的日語愈來愈流利，他對自己的想法也跟著變了。最近，他赴溫哥華求學。
「我電腦用的是日文鍵盤，但手機是中文鍵盤。」他說：「現在我學英文，就得切換三種語言。有時候快把我搞瘋了。去年我學起韓文，倒是有容易一些。我偶爾會不小心和祖母講起日文。」
我問何先生，他是否情願只用一種語言生活，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我不這麼想。還是別吧。那樣就不像自己了。」
世界的留學生
1872 年，清朝尚未覆滅，慈禧派遣 120 名中國學生留洋，寄望他們能積攢專業知識、回鄉救國。這些早期留學生赴哈佛、耶魯、麻省理工與哥大求學。回國後，他們分佔多個領域的鰲頭。
今日，約有 100 萬中國留學生負笈海外。中國政府估計有八成人會歸國，而且比例還逐漸上揚。返國的學生都叫作海歸（海龜），取「越洋歸國」的意思，「海歸」這個詞能上溯 1847 年，由一位赴美的留學生所用。
此後，世世代代的歸國學子站上他們國家革命、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前線。全球華埠的訪客和居民名單幾乎是中國知識分子和革命先烈的榮譽榜。有革新學者康有為、民國國父孫中山，他們在 1900 年代早期周遊全球華埠，募集資金與同道中人；今日則有藝術家艾未未和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880 年代，兩人都常在紐約唐人街活動）。
歸國學子搭上兩個世界的橋，但海歸的龐大人數也成了中國政府獨有的麻煩。海外學生立刻就會發覺，外頭的世界少了祖國審查言論的防火長城。
中國國內，敏感話題有嚴密監控。臉書、YouTube、Instagram、推特、中文維基百科和谷歌（及其所有軟體）目前都封鎖屏蔽；新聞媒體也是如此，中國時不時就下架英國廣播公司、彭博社、路透社與《華爾街日報》。漸漸地形成了兩個中國，分處牆裡牆外。
數十年來，作家與歷代學者，包括天安民運領袖，紛紛參與外來世界針對中國的批判、分析與改革運動。今日，法輪功信徒的活動遍布全球華人飛地，抗議中國政府的殘暴鎮壓；劉曉波在中國政府羈押期間悲劇殞命後，全球各地紛紛舉辦海祭悼念。
從誕生之初，華埠就是政治化的場域，研議中國前途的各家意見常在華埠內叫囂爭論。華埠永遠是一塊塊投入中國政治的小世界，也總是當地的住房、移民、勞動法規與社會正義隱憂。徐靈鳳說，華埠是「老一代人精神與歷史上的根基，也是新一代移民實存的家」。經濟拮据的新移民也會繼續以華埠為他們人生的轉運站。
從中國城到都會城
1980 年代，許多落腳溫哥華的華人移民都希望能飛黃騰達、拋下華埠寒磣的生活，但我不禁猜想，他們是否相信這塊飛地能夠存續，又是否希望這塊飛地能夠存續？華埠有時媚俗的氣氛讓回憶少有傷感之情、鄉愁也沒了僵化的傳統。華埠的巷弄和建築就是往日社會歧視的實體證據。在徐靈鳳看來，華埠也見證這個族群「始終集體繁衍生息」的特質。
一切都在轉變。華人的勞工階級與貧窮社群在華埠流離失所，無力反抗房地產商人在市府撐腰下展開的重劃與獎勵投資計畫——最近，兩期重劃區內的單棟公寓要價高達 100 至 200 萬加幣（約 2,300 至 4,600 萬台幣）。
關素俐（Julia Kwan）2014 年執導的紀錄片《順其自然》（Everything Will Be，暫譯），拍下溫哥華華埠拆遷、消亡的故事；片中，溫哥華最大房產公司的老闆鮑伯‧芮尼（Bob Rennie）咬定「你爸媽喜愛的中國城永遠回不來了」，並強調溫哥華一定要向前看。
地產商主張，他們是在維護這個社區，然而事實依舊：這個社區的心臟（也就是居民和他們的生計）正為了存續苦苦掙扎。
同時，一塊新的華人飛地崛起，位在溫哥華與鄰市本拿比之間的模糊地帶。古老的華埠是低矮的店鋪與小弄小巷；這塊新地方有的是玻璃摩天樓、購物中心與一大堆標榜中國各地特色料理的餐廳，反映了全球秩序的遷化。強勢語言是中國的普通話。
都會城這塊地方像極了上海、香港或者新加坡那種蓋在繁忙車站周遭、鄰近還有蔥蔥綠地的都會住商混合社區。就建築風格而言，這裡類似亞洲的大都會，不再是想像中的東方美學產品。都會城依然背負著新華埠與主流社會的緊張關係，只是清晰的界線已然消弭，也沒有異國風味的大門擋在外頭。同樣地，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分際也愈來愈難捉摸。
這個能夠生產（甚至設計）西方絕大多數商品的國家，真需要被當成如此不同、永遠這麼陌生的存在嗎？凱伊‧安德森主張，中央與地方政府都利用墨爾本唐人街，當成「某種必要『中國味』的產品與符號，與主流澳洲之間有固有的差別。」
華人是「退化人種」、不能融入社會的古老觀念至今仍未泯除。「華工是低等、退化、很奴的人種。」抱持種族主義的工會勞動騎士團（Knights of Labour）（註 3）宣稱：「他們能靠極低的薪資過活、甚至致富，遠遠要低於我們能勉強糊口的最低薪資。」
操弄恐懼的修辭，在今日仍有共鳴。一世紀前，溫哥華的華人社群是排亞聯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註 4）與三 K 黨地方分部的施暴獵物。就如其他地區的華埠，溫哥華的華人面對偏見時，一邊蓋起鮮豔、美麗的界城建築，一邊送他們的子女與外頭的世界混居。就像我的雙親，他們希望我們能夠塑造新身分、在這個世界安身立命，但也別忘了回家。
註 1：作者指的或許是清末嚴重的土客衝突，暴力事件在珠江四邑的台山尤其嚴重，當時大量客家移民和珠江本地的粵語族群因生存資源拮据而頻繁發生衝突，政府漠視造成百萬人喪生、無數人逃離家園。
註 2：19 世紀時，美、加、澳普遍稱華人移民為「天朝人」（Celestial），常見於當時的報章媒體。
註 3：騎士團是美國 1880 年代的重要工會，騎士團反對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但投入一日工時八小時的運動；1866 年的乾草市場事件（五一勞動節的起源）與三年後的經濟蕭條重創騎士團，於是走向式微。
註 4：排亞聯盟是 20 世紀初，美、加兩國反對亞洲移民的組織，也推動移民人頭稅與其他移民法規。
鄧敏靈
生於溫哥華的馬華家庭。她的小說《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暫譯）入圍 2016 年英國曼布克獎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