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補無形之傷:斯里蘭卡內戰後的漫長療傷路

2009 年 5 月,斯里蘭卡內戰終於劃下句點。現正準備迎接戰爭結束十周年的斯里蘭卡,卻於上月發生連環爆炸案,再度挑起人民的恐慌與痛苦回憶,也讓人意識到從未走遠的內戰陰霾——未消弭的種族分歧、未落實的轉型正義,和未曾痊癒又無以名狀的心理創傷。戰後十年,在有限的醫生與志工幫助下,斯里蘭卡的人們仍負著看不見的傷,走在這條漫長而崎嶇的療傷路上


斯里蘭卡・基利諾奇——村民們陸續抵達,每個人都帶著一本藍色的小冊子,裡面記述了一段關於失去與心碎的歷史。

每本冊子的背面都寫著病人的名字。翻開冊子,第一頁是家譜,離世的親人旁邊都會畫一個「X」、失蹤者旁邊有一個「?」,符號下面會註記死亡或失蹤原因,往往是簡單的兩個字:「戰爭」。

如果村民能夠承受失去親人的創傷,這些資訊就不會公開了,只會留藏在斯里蘭卡北部椰子樹影下的簡陋房屋裡,這些屋牆上通常還可見子彈和砲火遺留的痕跡。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此,村民每個月都來接受公共諮商,排隊等著給傑加魯班醫生(Dr. V. Jegaruban)看診,他是政府派來的精神科醫師,幫助人們重建生活是他的使命,人們稱他為傑根(Jegan)醫生。 

2009年,這個小島國家結束了長達26年的殘酷內戰,期間平民死亡人數共計逾10萬人。

2018年傑根告訴我:「戰後每個人都只在意道路、房屋和醫院的建設。」他感嘆,人們對「集體創傷」的處理缺乏迫切的關注。

「很少有人關注生活、關注如何幫助人們找回幸福,」他說。「而這並不容易。」

我們的世界充滿創傷,一個接著一個,很少有機會讓一個世代的人們放下日常生活,好好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

人們懷抱的希望是:即便是最漫長的戰爭也會有結束的一天。為了一探傷痕累累的和平時代,我不斷地返回斯里蘭卡。

許多導致斯里蘭卡內戰的問題依然存在,例如:根本上的社會不平等和種族分裂。但是,我們很難不被平凡人的努力所感動,在志願服務的推動下,他們團結起來應對那依然深深糾纏著社會上多數人的創傷。

斯里蘭卡政府估計,該國2,200萬人口中,約有一成的人患有某種形式的精神疾病,其中近80萬人患有憂鬱症。

研究顯示,斯里蘭卡北部地區的情況更加嚴重,大部分戰鬥集中於該地。研究人員在戰爭尾聲到東北部進行的小型研究發現,兒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罹患率高達三成。

長期以來,斯里蘭卡的自殺率高居世界前十名。在過去的十年內,基礎設施的改善讓人民更容易獲得醫療協助,以及政府對人們用來自殺的致命殺蟲劑加以限制,都減緩了國內自殺的情況。但這個國家仍然在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前20%內。

警方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每日登記為自殺身亡的死者約有10人。社運人士估計,這個數字可能高達15人。另一份更令人擔憂、更能顯現問題的估計數字同樣來自社運人士:每天至少有100至150人試圖自殺。

「目前缺乏可靠的數據能獲知人們心理健康的真實狀況,但實際數量可能遠遠超過政府所公布的數字。」哥倫比亞心理學家暨社運人士尼烏・杜曼(Nivendra Uduman)表示,他走遍全國呼籲重視心理健康。「其中一些精神疾病可能在斯里蘭卡北部和東部更為普遍,但憂鬱症和焦慮症這兩種主要的精神疾病則是全國隨處可見。」

棕櫚樹上彈痕累累。

「這不僅是創傷事件的結果,也來自於日常的壓力,」他補充道。

有時,正是傑根這樣的官方精神科醫師在試圖填補醫療上的需求。然而,這個重擔更常是落在接受過諮商師培訓的志工身上——剛退休的銀行家、前護理師、當地商業糾紛調解員。他們負責接聽自殺熱線,或者協助相關計畫,例如傑根的計畫。

傑根常駐在基利諾奇,在內戰尾聲,這個擁有13萬人口的地區經歷數場最激烈的戰鬥。這裡是坦米爾猛虎組織(Tamil Tigers)的首都。多年前,該組織指控政府虐待和不公平待遇,與占人口多數的僧伽羅族政府決裂。

時任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的殘暴攻勢將叛軍圍困在基利諾奇,而斯里蘭卡軍方對戰爭罪的指控無動於衷,封鎖該地區不讓聯合國國際觀察員進入,並且大開殺戒。該地區的全數人口曾一度流離失所。聯合國表示,由於沒有確切的傷亡人數,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很可能有超過四萬平民死於戰火。

內戰時期的創傷幾無淡卻,對許多人而言,2018年的政治危機更讓創傷再度隱隱作痛。去年底,拉賈帕克薩曾短暫重回權位,他的肖像出現在街上的海報中,令人生畏。

當時,傑根走訪基利諾奇附近的村莊,挨家挨戶的做法大大打破了心理健康問題的禁忌。在過去,談論心理健康是一種禁忌,讓他的許多病人受到嚴重的歧視。隨著傑根的治療,他們的痛苦便有了原因與歷史,全都記錄在小小的藍皮冊子裡。

「丈夫死於心臟病,一個女兒死於戰爭,一個妹妹自殺。」他唸出一份家譜。這位60多歲的女性患者靜靜地坐在他的面前。

在傑根的筆記中,他記下重要的日子——忌日尤為重要——當這些父母帶著更多愁緒來看診時,他便能做好準備。

67歲的烏拉加納坦・納根德拉姆(Ulaganathan Nagendram)和妻子烏瑪德維(Umadevi)一起來到這裡,他擔心自己可能會心臟病發作。

傑根在他身上沒有發現任何異狀,於是又問他:在擔心什麼?

病人堅稱他什麼都不擔心。但他的妻子提供了一個解釋:他們有兩個兒子在戰爭中陣亡,而其中一位的忌日剛過。

「他總是在這個時候陷入悲傷,」她這樣描述丈夫。「他把一切都憋在心裡,拒絕表現難過或痛苦。我們女人們至少會互吐苦水,必要時還會哭出來。他卻永遠不會那麼做。 」

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坦米爾猛虎組織強行徵召下,60歲的利森比・甘尼薩莫蒂(Illaythamby Ganesamoorty)的長子被迫入伍,隨著政府的天羅地網愈來愈近,強行徵召的作法也愈發普遍。戰爭結束了,但兒子再也沒回來過。

尋兒未果,甘尼薩莫蒂陷入沮喪的深淵。他三度服毒自殺,第四次自殺未遂後,他逃離醫院。傑根追上他,說服他去村裡接受每月一次的診療。

「他仍在尋找他的兒子——追蹤所有資訊,閱讀報紙、媒體,」傑根談起甘尼薩莫蒂時如此描述。「他無法接受自己喪子。」

自2015年五月起,甘尼薩莫蒂每個月都來報到,坐在傑根對面,在領取他的抗抑鬱藥物處方之前,點頭或低聲回答問題。但傑根說,隨著每個月的看診,他話愈來愈少,表達的情緒也愈來愈少。

「根據他的病歷,他在戰前是個完全正常的人,」傑根一邊說,一邊翻閱著他的藍皮書。「現在卻變成這樣。」

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朋友

對傑根來說,被派到基利諾奇擔任綜合醫院的精神科官員,宛如回到了過去。

雖然他在可倫坡求學受訓,但他出生在斯里蘭卡北部。他的父親也是一名醫生,在內戰期間,傑根曾看著父親在煤油燈光源下為人治療傷口。

傑根研究了他負責的新區域後,發現該地約八成人口從事農業或漁業。多數村子一天只有兩班公車,花一整天到醫院看精神科,對許多人而言是能免則免的行程。

「統計數字顯示,在這個地區需要心理健康服務的人,只有約一成正在接受適當的治療,」他說。「另外近九成需要協助的人不會來。他們要麼去找江湖術士,要麼去寺廟,要麼自己亂吃藥;又或者,完全不尋求協助——他們接受『這就是我的命運』。」

許多人因為討論心理健康問題會遭污名化而卻步。在鄰里關係密切的村落裡,單單尋求幫助就可能會被貼上瘋子的標籤。

蘇甘桑(Mayuran Suganthan)正由母親與社區志工攙扶,他在內戰時遭砲擊,導致目前患有癲癇與智能障礙。

於是,傑根開始一個村莊接著一個村莊跑,就地為村民看診。

傑根來看診之前,他的助手們只會簡單地宣布:「醫生要來了。」他們不會稱他為「精神科醫師」。 一方面是為了避免患者遭人指點,但另一方面的理由很簡單:對許多村民來說,傑根是他們唯一能得到的醫療資源,所以他會試著去治療他所遇到的任何病症。

「如何降低精神病患者的死亡率?治療生理問題,平衡血糖、平衡血壓是一種方法,」傑根說。

「不會有人死於精神分裂症。他們會死亡,是因為當你有心理健康問題時,你會忽視身體健康,會得心臟病、腎衰竭。」

他的村落看診之行時間很長,常常超過晚上10點。然而,就算他平時待在基利諾奇醫院上班,也跟住在可倫坡的妻兒分隔兩地。他每兩週都會在星期五下班後,乘坐過夜客運回去探望他們。

他的村落服務仰賴一些社區服務人員的協助。在醫師每月探視期間,所有的社區服務員——全是女性——都要緊緊盯好病人。

傑根最積極的助手是沙蒂巴米尼・內沙拉加(Sathyabaminy Nesarajah),一位笑容滿面的46歲女性。

她的丈夫被坦米爾猛虎組織徵召入伍,於2008年失蹤,家裡有三個16到22歲孩子。她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她騎著摩托車往返所負責的九個村莊,每個月看望約230名病人至少一次。

「除了確認病人的身分外,我的工作是檢查那些來看診的人,看他們是否好好地維持醫療記錄,有沒有定期服藥、定期來檢查。」內沙拉加說。

傑根知道對許多來給他看診的病人來說,藥物並不能真正治癒失去親人的痛苦。但是,他仍然能提供希望——他的到來能讓病人有所期待,期待一個開口談話的機會。

有位定期看診的病人是育有二子的年輕戰爭寡婦,問答時她通常沉默寡言。我來採訪傑根的這天,她的回覆更加完整,甚至對他綻放燦爛的笑容。

「這是我的獎賞,」他說。 「這就是我在晚上能安穩入眠的原因。」

60歲的迪法妮・桑塔庫馬里(Divani Santakumari)在政府空襲中失去了一個兒子。她的女兒則在2009年戰爭尾聲失蹤。

桑塔庫馬里和她70歲的丈夫靠著15棵椰子樹過活。她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和焦慮症,傑根每個月都會開藥給她。

傑根醫生正在為病患看診。

「我吃藥是因為我相信他,」桑塔庫馬里告訴我。「但我並沒有感覺好一點。」

戰爭結束後,桑塔庫馬里的女兒沒有回來。她開始參加抗議活動,並且試圖打探有關女兒行蹤的一切蛛絲馬跡。

九年後,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她不再參加抗議活動。就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數百名子女失蹤的父母們在基利諾奇舉辦了一場集會,要求政府給出一個交代。

「我沒有去,」手腕上繫著祈禱繩的桑塔庫馬里說。「醫生說那只會讓妳的精神狀態更糟。他們是不會給出任何答案的。」


文 Mujib Mashal(Dharisha Bastians 和 Thulasi Muttulingam 亦分別自斯里蘭卡可倫坡、基利諾奇協助本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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