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母親,她的兒子 —— 和他們尋家的 2,400 公里長征

(Federico Rios 與 Sofía Villamil 亦協助本文報導)

數以百萬人因疫情而流離失所。潔西卡與她 6 歲大的兒子,以及許許多多人,都尚未找到一處安身之地

2020 年 5 月初,一群委內瑞拉移民沿著波哥大的一條公路,往委內瑞拉走去。(Federico Rios/The New York Times)
2020 年 5 月 29 日,懷有五個月身孕的潔西卡在距離邊境約 200 公里的布卡拉曼卡。(Federico Rios/The New York Times)

哥倫比亞‧波哥大——小男孩沿著高速公路上奔馳,腳上那雙紅色膠鞋映著暮光,手上拉著一只幾乎和他一樣重的行李箱。一輛卡車全速駛過,讓他差點跌倒。但年僅 6 歲的塞巴斯汀‧文圖拉(Sebastián Ventura)已擔起家中啦啦隊長的角色,敦促著家人繼續前進。

「前往委內瑞拉!」他喊道。

他懷有五個月身孕的母親趕忙跟上。當晚,高速公路上有好幾百人;他們都是在疫情爆發前,為逃離母國的崩潰,而赴哥倫比亞避難的委內瑞拉人。如今,在病毒衝擊經濟而失業後,他們正拼命設法歸國,因為至少在故鄉,還有家人可以倚靠。

COVID-19 造成的全球衛生危機,在醫院和墓園裡尤為昭彰,除了數量懾人的確診和死亡病例,還有隨之而來的失業與企業倒閉。

但是,這場災難較不顯見的另一面,已開始在全球各地的高速公路上浮現;數以百萬計移民——阿富汗人、衣索比亞人、尼加拉瓜人、烏克蘭人等——在移居的國家丟了飯碗,踏上回家的路。

幸運的人歸國後找到了避風港。但許多人在途中就把錢全花光了,不然就是在邊境檢查站遭拒絕入境,又或是抵達了飽受戰爭蹂躪的母國後,卻發現自己過去的人生已被夷為平地。

所以,他們一直在路上。

各個國際救援組織開始稱這些人為「擱淺移民」(stranded migrants),也就是自病毒開始傳播以來,一直在試圖回家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據國際移民組織(IMO)統計,近來至少有 275 萬名這樣的擱淺移民。

其中,受影響最甚的是委內瑞拉人。早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他們便已形成了世上其一最大的移民潮。隨著這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度在威權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治下崩解,飢荒開始四處蔓延,近 500 萬人逃離家園。

但是,當疫情來襲,僑居他國的委內瑞拉人,往往是在移居國家裡最先失業的人,也是在如利馬、基多、波哥大等南美首都裡,最先被趕出日租公寓的人。

據移民當局統計,在疫情的最初幾個月內,有 10 萬多名委內瑞拉人離開哥倫比亞。在其他鄰國的委內瑞拉人也紛紛湧出邊境。

逾半年來,塞巴斯汀和母親潔西卡‧羅亞札(Jessika Loaiza)跋涉超過 2,400 公里,且幾乎都是步行——先從哥倫比亞到委內瑞拉,然後因為找不到安身之處,而又返回哥倫比亞。

五月初,他們從波哥大啟程,目的地是他們在委內瑞拉北部那個小小的家。

23 歲的潔西卡說,一年前他們決意離開委內瑞拉,是為了逃離吞噬她家社區的暴力,當地的犯罪分子殺害了她的丈夫,讓她在22歲時就成了寡婦。

而在波哥大,她找到一份花店的工作,製作婚禮和派對用的花束。她愛極了那份工作。「我曾有一份超棒的工作,」她說。「從現在開始,我想成為花藝師。」

而塞巴斯汀也開始上學,學習識字。

但當疫情爆發,花店關門大吉,她丟了工作。他們開始露宿街頭。

潔西卡不想離開哥倫比亞。但她希望,回到家鄉後,她至少可以不用付房租、倚靠政府幫助,並甩開疫情的級聯效應(cascading effects)。

初上路的某一晚,她在高速公路邊上停了下來,目光投向愈發漆黑之處,然後轉向她的兒子。

她擔憂著他們會夜宿何處。

「我們走吧,」她説。

她的家人跟著起步。除了她和塞巴斯汀,同行還有她的新伴侶哈維爾(Javier)、母親佩吉(Peggy)、弟弟赫蘇斯(Jesús)及同樣懷有身孕的弟妹葛利瑪(Grelymar)。

一輛輛汽車呼嘯而過。塞巴斯汀的行李箱刮過凹凸不平的路面,成為他新生活的背景音樂。

他們從黎明時分就上路,但塞巴斯汀興致高昂,像踏上首趟冒險的童子軍一樣,沿著路肩奔馳,亟欲炫耀所知、探問未知。

「這就是火車經過的地方,」他停在軌道上方的一座橋上,危險地倚在一處突出的岩石上,試圖看清楚火車從哪來、又要往哪去。

他說,他知道他們正在逃離某些不好的東西。「病毒,」他解釋,「會殺死人的病毒。」

他認為,他們一定是朝著更好的生活前進的。是吧?

每一天,他們都走到雙腳麻木,乞討食物,在路紮營,躲避巡查違反隔離規定者的警察。

每一晚,潔西卡都會掃視地平線,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來過夜,比如有屋簷的門廊、樹林裡的灌木叢,且在找到夠安全的地方之前絕不罷休。

2020 年 6 月初,潔西卡和塞巴斯汀在布卡拉曼卡準備當晚露宿處。(Federico Rios/The New York Times)

「我們就到這裡」

時間來到六月。自啟程後已走過 32 天 400 公里,而潔西卡的 T 恤在她像氣球一樣愈來愈大的肚子上被撐得很薄。塞巴斯汀更瘦了,也曬黑了。

他們人在距離委內瑞拉邊境近 200 公里的布卡拉曼卡(Bucaramanga)。數百個家庭——全是疫情下的移民——聚集在一個公園的邊緣,歸心似箭。走私者以提供到邊境的便車,換取電話和衣物。

在那裡,潔西卡的母親佩吉打了通電話,並得知他們在委內瑞拉的房子,已遭一年前把他們逼走的那群罪犯所占據。佩吉哭了起來。

「我們不能回去,」她說。

困在兩個國家和兩個失去的家園之間,他們決定繼續前進,把所剩的 30 美元交給了一名走私者。對方告訴他們這還不夠時,赫蘇斯脫下鞋子。他把鞋交出去,然後打赤腳和其他人一起爬進一輛擁擠的貨車。

2020 年 6 月初,潔西卡和塞巴斯汀在一輛貨車上,從布卡拉曼卡前往庫庫塔。(Federico Rios/The New York Times)

午夜過後,卡車開始爬上山去。它加速通過一處清冷的路段。幾名乘客吐了。黎明時分,他們在一條河邊停下,距離邊境約有 6 小時步行路程。

「出來,」走私者吼道。「我們就到這裡。」

塞巴斯汀伸展他短短的雙腿。他們又再度踏上路面。

隨著他們愈靠近邊界——靠近她的母國!——潔西卡心中的希望逐漸高漲,但又隨即在他們過境的那刻粉碎。

在委內瑞拉,她獲悉政府一直以壓制性國安機器(repressive security apparatus)試圖控制病毒。在邊境小鎮聖安東尼奧德爾塔奇拉(San Antonio del Táchira),官員把他們一家關進了拘留中心。他們做了冠狀病毒篩檢,並和其他 600 人同住一個棚屋裡。他們在軍隊看管下度過了好幾天。

每天早上,塞巴斯汀關心的總是他們那天吃什麼。領餐的排隊隊伍總是很長,而且永遠都不夠。那裡沒有提供刀叉,所以他們用身分證吃飯,用尖的那側切割,用平的那面舀取。

塞巴斯汀的焦慮已到心急如焚的程度。他不斷問外婆他們之後會住在哪裡、會吃什麼,還有他什麼時候可以回到教室。

在拘留的第 17 天,一群白衣男子開始點名那些篩檢結果為陽性的返國者。「赫蘇斯‧羅亞札!」其中一名男子宣布。他們把叔叔赫蘇斯帶走時,塞巴斯汀開始尖叫。

家鄉之困

一個月後,委內瑞拉政府釋放了他們。赫蘇斯也回到家人身邊,一起前往葛利瑪的祖母家,一個位於聖費利佩城(San Felipe)、有著粉紅色牆壁和印花窗簾的家。

他們很快便發現,委內瑞拉的狀況比他們離開時要糟糕得多。隔離政策下,工作機會稀少,而汽油在這個石油出口大國幾乎遍尋不著。馬杜洛在近幾個月內鞏固了權力;政治轉型、或任何形式的改變,前景都感覺前所未有地遙遠。

一早,冰箱裡剩兩顆雞蛋、一塊起士和一點點米飯。

絕望下,潔西卡、哈維爾和塞巴斯汀三人搬進了哈維爾的母親家,位於該國波利瓦革命(註)之父查維茲(Hugo Chávez)出生地薩瓦內塔(Sabaneta)的一座小農場裡。這裡共住了 15 人,包括哈維爾的兄弟與他們的妻兒。

塞巴斯汀的雙腿已經瘦成竹竿。他試著和其他小孩一起玩,但又跑去央求媽媽。

「媽,我餓了,」他告訴她。「媽,這裡什麼也沒有。」

潔西卡開始在腦海中重播過去數月來發生的事。那每一步路,那在雨中、寒冷中的每一日,都是徒然。委內瑞拉正在迅速墜落。

在哥倫比亞,至少還有一絲恢復的機會。

潔西卡懷孕八個半月了。她打給母親,說她打算走 950 公里回波哥大。

「挺著那個大肚子?」她母親說。

「我就是這樣來的,」她回答,「而我也會這樣回去。」

時間來到九月。在路上,塞巴斯汀恢復了一點他過往的輕快。又一次,高速公路上塞滿了委內瑞拉人。

哥倫比亞的經濟在崩潰邊緣,確診病例不斷增加,失業率也一直飆升。兩國間的邊界正式關閉了。但是,成千上萬名委內瑞拉人依然在透過非法途徑返回哥倫比亞;他們目睹了家鄉的情況後,冀望在重重不利因素下,還是能在他們曾一度離開的城市裡找到工作。

哥倫比亞官方表示,在疫情初期離開的人中,他們預期有八成會回來,且一旦邊境重新開通,頭三個月內就預計會有 20 萬名委內瑞拉人入境哥倫比亞。

「我們在尋找的是一個未來,」哈維爾說。

擴張的家庭

他們又再來到距離波哥大 400 公里的布卡拉曼卡,共用一間磚牆房和一張單人床,這時潔西卡的羊水破了,開始流血。哈維爾催促她爬上陡峭的山坡,到醫院去。在勇敢了好幾週之後,潔西卡嚇壞了。

為什麼流這麼多血?長途跋涉對她的孩子造成了什麼影響?

醫生把她推進手術室,午夜剛過,她便產下一名男嬰。赫許奈伯‧哈維爾‧莫里洛‧羅亞札(Josnaiber Xavier Morillo Loaiza)體重過輕,不足 2,270 公克,但身體健康。

在醫院外頭的哈維爾憂心忡忡。他們沒有家、沒有工作,甚至沒有錢買潔西卡剖腹後清潔傷口所需的酒精。

「難道我永遠都不會有個家了嗎?」哈維爾說。「我會永無寧日嗎?」

但潔西卡毫不退縮。生產完數小時後,她表示自己打算等到醫生給她拆線,「然後就起來繼續走。」

2020 年 10 月 1 日,在布卡拉曼卡醫院內,潔西卡經歷了數小時的生產後,誕下赫許奈伯。(Federico Rios/The New York Times)

一線希望

離開波哥大六個月後,潔西卡、哈維爾和塞巴斯汀再度回到這座城市,在波哥大客運總站(Terminal Salitre)下車。當時公車司機看到有嬰兒,就讓他們免費搭了趟便車。

再過幾天就滿 24 歲的潔西卡,將赫許奈伯摟在胸前。哈維爾的包包已經破到要用繩子捆在一起。塞巴斯汀的橡膠鞋底幾乎磨破。

但塞巴斯汀在轉運站內蹦蹦跳跳,為他們的歸來興奮不已。

哥倫比亞的經濟已開始重返軌道。隔日早上,他們打算傳訊息給花店,潔西卡會要求重新返工。但這日晚上,他們仍無處可去,只能蜷縮在一座人行橋下睡覺,緊鄰一條八線道的高速公路,再次度過一個無家可歸的夜晚。

2020 年 11 月初,潔西卡一家人找到一處安全的地方準備過夜。(Federico Rios/The New York Times)

註:自 1999 年查維茲執政開始,推行受「玻利瓦主義」啟發的大型社會運動,得名自使拉美多國脫離西班牙殖民的革命家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但此運動亦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者影響;故雖然查維茲稱其思想為玻利瓦主義,但外界多半稱之為「查維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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