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王連晟日前在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展出「意識邊界」，其中多件新作都與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新技術的運用有關。現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系任教的王連晟曾獲台北美術獎首獎，獲獎作品《翻書計畫》藉由翻書機器人裝置處理國族的意識型態灌輸問題。此次「意識邊界」則有更多與意識相關的作品，充分顯現出藝術家在意我們的日常感知如何受到技術而重新形構的議題。
在「意識邊界」展覽中，《地平線－海洋》與《球形－太陽》二件錄像作品的內容是王連晟於 2017 年參加兩廳院「眾聲之所」現場表演時發展而出。當時在寬幅大面積的牆上投影，搭配聲音藝術的 VJ（Video Jockey）形式演出，頗具震撼效果。
而這次展覽中，王連晟依不同形象與內容將表演拆分成《地平線－海洋》與《球形－太陽》。二件作品的創作方式相當類似，都是先透過 Google 搜尋出與海洋或太陽相關的圖片，再利用他自己寫的程式，來校正圖中海平面與太陽的位置，讓圖中遠方的地平線與圓形都集中在畫面中央，再透過極快速播放這些圖片，讓地平線與圓形看來具有連續性，觀眾彷彿看到海洋與太陽持續變形的過程。
搜尋、文字與圖像
《地平線－海洋》與《球形－太陽》雖然看起來各自以海與陽為主題，但是如果觀者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並不是每一張被選出來的圖片都是海洋或太陽，有可能是與海洋相關的溪流、湖泊或水域、也可能是某些發光／發熱的球體，甚或只是形似太陽的造型物。
這些透過關鍵字搜尋出來的圖片，不一定能夠被「關鍵字」所代表，或者更正確地說：圖片內容的資訊量遠遠超過關鍵字所攜帶的資訊量。「海洋」與「太陽」這二個關鍵字不過是圖片內容的一小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所以我們才會發現圖像內容與搜尋概念之間的落差。
從媒介史或科技史的角度來說，關鍵字（或說，概念）與圖像二者間的落差具有時代性的意義。數位網路時代的閱讀習慣愈來愈傾向輕薄短小，甚至反過來反映社群平台與界面的要求，縮限每次上傳的字數；從相對早的噗浪、Twitter 到較晚風靡的 Instagram 與 TikTok，都強調快速與多次的對話互動。換句話說，「獲得資訊」與「緊密互動」的需求相形重要，而這與「思考」的訓練全然不同。
過往印刷術時代透過「閱讀」來消化大量文字，只有在經過相對緩慢且「孤獨地脈絡爬梳」，才能夠形成「思考」。要學會「思考」需要時間來醞釀，就像媒介理論家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提到的：米納瓦之梟所代表的「智慧」之所以只會在黃昏時飛行，就是因為必須耗費時間，將不同的敘事安放到正確的脈絡中。
在強調速度的數位網路時代，由於「思考」過於耗時，所以讓位給資訊的獲取與情緒性決策的誘發。也因如此，關鍵字搜尋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獲取資訊的主要方式之一，概念與圖像二者在內涵上的落差，就相對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形式、意義與變形
不過，藝術家還更進一步地提煉「形式」，並以此逼迫我們思考與之相關的「意義」問題。
在這二件作品中，王連晟除了用關鍵字找尋圖片之外，還輔之以「地平線」與「球形」兩個形式性參數，將搜來圖片中的水平線與球形物件，調整到畫面正中央。除了形式上的相似性之外，透過這樣的調整與快速的圖片轉換，讓觀眾無法仔細地辨認彼此相互連接的圖片之間有何關係。而超過人類視覺辨識速度的快速播放，讓「形式上的相似性」進一步轉變成「變形」的過程。意即，「變形」是這二件作品給予觀眾的主要印象，而非具有明確形體的「物件」（object）。觀眾很難篤定地說，他們看到的是作為「物件」的「海洋」與「太陽」。
二件作品強調「形式的變形」而非「物件的完形」（Gestalt，又作格式塔），這讓數位網路時代的我們清楚地意識到——在形式的感知上，我們已慢慢離開「形式追隨功能」這個自 1930 年代以降思考空間與造型的主導性原則。「形式追隨功能」意味著「功能先於形式」，這是一種物件導向的思維：物件與對象的性質決定了物件的形式。
然而，二件作品把許多形式相似、內容卻不相同的圖片連接起來，讓這些圖片（只）在幾乎與內容無涉的形式層面上發揮作用。甚至透過這些「形式」前後一貫的相似性，讓我們幾乎毫無懸念地放棄對每張圖片原始脈絡的探問，並在觀看作品的當下，認定這些圖片都是為了被指認出海洋或太陽而存在的。
這樣的「形式」，並非柏拉圖意義下作為理型、決定了事物本質的先驗形式，而更接近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具有相似特徵、卻沒有共同本質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形式。
基於這樣的「形式」概念，數位網路時代的「變形」，如同攝影時代以降才被大量討論的「模糊」一樣，是獨特的媒介史斷代的產物。
我們愈來愈常見到在形式的變化下而改變了的「意義」。在這個數位網絡時代，「物件」不再是「意義」的保證，「形式」與「脈絡」的變化大幅決定了物件的意義內涵，甚至改變了物件的形式，就像《地平線－海洋》與《球形－太陽》所顯示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