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重訪兒時居住的街區,在墨西哥城喧鬧的城市音景中,回憶那曾觸動並激勵他著手拍片的聲光片段
墨西哥・墨西哥城——《羅馬》中,有個不起眼卻至關重要的角色,他並未名列工作人員名單,他出現的鏡頭也僅是轉瞬即逝。人們常聽到他的聲音,卻看不見他。然而,他對這部電影留下了深刻的情感印記。
他是一個番薯小販,在墨西哥城人口眾多的流動攤販社群裡,他是個老字號人物。而我們聽到的則是他標誌性的叫賣聲,出現數次,貫穿整部電影:一段快速上揚成尖銳聲響的汽笛聲,接著聲調與聲量逐漸減弱,最終消逝成為某種憂傷死寂。這可能是其中一種我聽過最哀愁的聲音,它喚醒了某種想望、悲傷,被糟蹋的機會,與失喪的愛。
「真該死的憂鬱,」這部廣受好評的電影的導演暨編劇——艾方索・柯朗說道。「總是有股孤獨感伴隨著那個汽笛聲。」
不久前的一個早晨,57 歲的柯朗和我一起,被塞在墨西哥城車陣中的一輛休旅車裡。現居倫敦的他,為了電影宣傳,短暫回了一趟墨西哥首都。他排出了一小時空檔,與我談《羅馬》,也向我展示了他從小居住的、同樣名為「羅馬」的社區。
城市「一角」
電影中,番薯小販有著自己的夥伴:甩著手鈴的垃圾清潔員、嘟嘟吹著排簫的磨刀工人、大聲叫喊彷彿在呼喚走失小狗的蜂蜜推銷員。這些呼喊都是墨西哥城喧囂音景的一部分,對於現今城內的居民而言,就如同 1970 年代(羅馬揭開序幕的時空背景)一樣親切。
《羅馬》故事基於柯朗真實生活中的事件,描寫一位家庭幫傭與其雇主(一個即將離散的墨西哥中產階級家庭)的關係。但這部電影也關於地方——墨西哥城——它現代史中的某個特定時刻,並提出關於階級、種族及發展中國家抱負的重要問題。
這部電影大部分的場景是在室內拍攝,尤其是在一間布置得與柯朗在羅馬區的兒時住家相似的住宅裡。但即便攝影機在室內移動,城市的聲音也跟隨在側。在最為安靜的幾個場景裡,遠處的車流聲及喇叭聲的轟鳴、狗吠、街道小販的齊聲叫賣都溜進屋裡,好似要提醒我們,城市這個急速發展的巨獸,就蟄伏在門外,它本身即是一個角色,一個要求被賦予尊重的角色。
我把這個想法拋給柯朗,看看我想的是否得當。
「那是我的意圖,」他說。「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音景。」他表示,這部片既與位處故事中心的一家人有關,也和更大的社會脈絡相關。「我的出發點是要探索個人創傷、家庭創傷;也是我與整個國家,也或許是所有人類共有的創傷,」他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城市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
駕駛轉向羅馬區前進。溫暖舒適的休旅車裡,城市的喧囂被消音成微弱低鳴。
「這是個美麗的社區,」柯朗指著一些帶有新藝術和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說到。「看看這些建築,老兄。你可以在這——在墨西哥城,看到真正有樹的地方!」這個社區主要是在 20 世紀初期,由城市菁英們開發而成。雄偉別墅的前方是綠樹成排的林蔭大道,翠綠的廣場和公園讓人聯想到西歐各國首都優雅的綠色空間。
大約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許多居民從市中心搬往更加時髦的區域或新興市郊,該區的富有人口開始消退。他們被中產階級(專家、政府職員、企業主)所取代,著名的墨西哥史學家暨作者安立克・克勞茲(Enrique Krauze)表示。犯罪與都市生活的其他複雜狀態也變得愈漸普遍。
「 1970 和 1971 年,也就是柯朗在《羅馬》重現的那個年代裡,這個社區是真實、非理想與共同生存的實驗室,它有名校、有卡巴萊(註)和妓院,」克勞茲在近期一篇與《羅馬》社會文化影響力相關的論文中寫到。
柯朗曾住在被稱作羅馬南部(Roma Sur)區域的一條安靜巷弄。當時他還年輕,羅馬南部並不像羅馬北部(Roma Norte)那般富裕,而是較為破敗。
人們會詆毀他生活的那區,稱它是「Roña」——意思是「痂」。
我告訴他,我曾住在羅馬北部。「比較好的一區,」他似乎帶著一絲諷刺地說道。
1985 年,一場毀滅性地震重創羅馬,加速了富裕人士逃離及社區內部的瓦解。然而,過去十年來,羅馬已然復甦,再次成為資產階級和時髦人士的匯聚地,支撐起繁榮的咖啡館社群、畫廊、精品店、餐廳與酒吧。在此次復興之中,羅馬北部與南部的界線已逐漸模糊,雖然並未全然消失。
「我認為羅馬南部仍然比較前衛,」柯朗表示,並補充道,他很欣賞羅馬南部仍舊支持許多小型家庭式商店及技工工作坊——其中有些和他童年記憶中的相同。
我們停在起義者大道(Insurgentes Avenue)旁,這條主要幹道將羅馬南部與鄰近的康得薩區(Condesa)區隔開來。休旅車的車門向一片嘈雜音景滑開:小販和車流。我們想辦法沿著人行道行走,到處都是兜售手機殼、廉價珠寶、糖果、眼鏡、美甲服務和擦鞋油的商人。
柯朗在起義者大道和下加州大道(Baja California Avenue)路口停了下來,所有的行人、交通工具、公共運輸及攤販亂成一團,個個為所欲為。
這個十字路口的複製版(按其 1970 年代初期的樣貌所製作)出現在電影中,當時電影主角家庭幫傭克萊奧(Cleo),追在孩子們後頭奔跑。但大螢幕上的路口較為安靜,也更有秩序,柯朗記憶中的十字路口即是如此。
現狀與過去之間
他表示,在他年輕時,那是個充滿理想的地方;而從出現在電影中的職業(如旅行社和獸醫辦公室),便反映了這樣的理想。「帶你的狗去獸醫院,大概比帶你的孩子去醫院還貴,」喧鬧中,柯朗提高聲音,幾乎是用喊的說到。「當你來到這裡,這就是世界主義和現代性的夢想之地,墨西哥就是在當時開始活了起來的。」
然而,如今這裡是沒有指導原則的騷亂都市。這裡有便利商店、美甲沙龍、平淡無奇的辦公大樓和服裝店。
「喧鬧和各種玩意,」這位導演環顧四周說道。他的思緒又再飄回過去:「你知道嗎?當我抵達一個充滿見聞、現代的地方時,幾乎會有種興奮感。」
我們設法走回車旁,再次推擠穿越起義者大道人行道上擁擠成群的行人和攤販。
我們經過附近一個公車站牌上的《羅馬》廣告。這部電影在墨西哥影評和觀眾間獲得一致好評。在一個報攤上,柯朗發現飾演克萊奧的耶莉莎‧阿帕里西奧(Yalitza Aparicio)的一張照片被刊在一本墨西哥雜誌的封面上。
「我對這感到很開心,」他指著那張照片說到。阿帕里西奧的這張雜誌照,引發了對墨西哥原住民在流行文化與廣告中代表性不足,以及更廣大的,墨西哥根深蒂固的種族與階級意識的辯論。
「我很開心這議題在現在被提起,並被討論,」他說。
回到車上,他指示駕駛開往特培吉街(Tepeji Street),他在幾個街區外的住宅裡長大。那是一個狹長的住宅巷弄,其中大多是大小適中的雙層住家。
柯朗對 1960、1970 年代屋主對住宅所做的種種改造表示惋惜,他們遮蓋掉了一些細節,而這些細節正是社區建築的魅力所在。「當人們有了一點錢,他們就會開始翻修房子,因為他們想要歸屬(於這個新時代),」他回憶。「你有看到這些鋁窗嗎?」他指著一棟住家繼續說著。「他們應該要是現代的。看那些門,可怕的門。或是全部貼上瓷磚,遮掩住那些原來美麗的細節。」他指著另一棟房子說。
柯朗和他的製作團隊以非常嚴謹的態度重現事物——以及他記憶中的樣貌。他們希望儘可能在原始地點拍攝,也在某些場景中成功做到這點——包括重現 1971 年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大屠殺(Corpus Christi massacre),當時維安部隊在一場遊行中攻擊學生。
但在其他場景中,原始地點已歷經巨大改變,為了重建 1985 年地震前的樣貌,他們被迫從零開始。
這個過程,由柯朗和歐亨尼奧‧卡瓦列羅(Eugenio Caballero,《羅馬》的製作設計)之間的漫長對話開始,卡瓦列羅同樣也在羅馬區長大。他們以廣泛的文獻研究為這些漫長對話加料。
他們從頭打造了起義者大道兩個街區的複製版,並改造出一個讓人想起下加州大道的場景。他們也重現了一間醫院的部分場景。
但他們對細節最強烈的追求,是在於柯朗兒時住宅的重建。原來的住家——特培吉街 21 號——已歷經太多改變,無法用於電影製作。
反之,他們將對街一棟住宅的立面改造成特培吉街的外景。他們又改造了另一處,用於屋頂場景的拍攝。至於庭院和室內場景,他們則找了另一棟將被拆除的房子,對其進行基本改建,以複製柯朗家的住宅。最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他們聘請一位工匠,用 20 世紀初期工法,複製了原有的瓷磚。
我問柯朗,為什麼如此執著於重現每個微小細節,即便那是他自己家,但非常少人會知道其中差異。他平淡地回答:「我會知道。」
他說,墨西哥城一直在其現狀和過去之間不斷拉扯。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過去的地方,」他傷感地說。
在他兒時住家旁的住宅前,一位女清潔工正在清掃街道和人行道,她掃把的鬃毛刮過水泥。「那是另一種聲音,」柯朗興奮地說。「我們有放進電影裡。」
接著,那女人拿起一桶水,開始沖洗人行道和住宅門面。
「那個聲音!」他驚呼,雙眼發光。電影第一幕便是克萊奧用水和掃把刷洗住家車道,而柯朗似乎對這個生活擬仿藝術和藝術擬仿生活的交會,感到開心——或甚至是安心。
在所有人事已非之中,至少還有某些東西,仍留有他記憶中的模樣。
註:卡巴萊是一種盛行於歐洲的歌舞秀,融合喜劇、歌曲、舞蹈和話劇等元素,常在夜總會出現。